图像来源，Provided
在为“中女电臺”选择受访者时，王子月并不设定年龄门槛，只要符合自己对“中女”的定义即可。
一位艺术家的“自救行动”
2022年上海封城期间，王子月所在的社区被严格封控，她在家中度过了整整87天。 物质上没有受到太多限制，她还能通过团购买到来自千岛湖的活鱼，但精神上的压抑却无处消解。
王子月长期关注城市与人口流动的变化，过去频繁往返各地美术馆进行创作与展览，疫情期间，所有项目骤然停滞。 随着封控时间拉长，社会问题逐渐显现，恐慌情绪蔓延，她的不安也不断累积。
“在家待到六十多天的时候，我甚至觉得世界少了我也照样运转，不知道自己的个人价值在哪里。”她回忆道。
那一年，她即将踏入35岁，正经历许多中国女性共同面对的“35岁困境”——体力下滑、职业瓶颈、来自家庭的催婚压力，交织成一种强烈的焦虑感。
“当生理年龄到了35岁，社会会对女性产生某种期待，特别是我当时是单身，大家会一直问。” 封控期间，她与远在荷兰的伴侣长期无法见面，感情最终破裂。
低谷的日子里，一些女性朋友通过电话和网络聚集起来，陪伴彼此。既有长辈，也有同龄人，连过去的点头之交也变得亲密起来，她们从艺术创作聊到个人生活，分享各自的转变和困惑。王子月的母亲也经常给她发讯息，讲述上一代女性的生活经验，回忆如何养育女儿长大。
过去，她常把这些话当成唠叨，没有耐心去听，但那段时间里，她突然意识到，那是一种被低估的“母性智慧”，是一代代女性在生活中摸索出的生存策略。
小学时，王子月有时因起不来而错过早自习，妈妈不会责备，只说了句“抓大放小，不影响学习就行”。多年后，当她在艺术项目合作中遇到利益拉扯时，仍会想起这句话，提醒自己不必事事消耗心力。
正是在疫情期间，这些来自女性间分享与倾听，让她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女性的韧性与智慧，“有一种重生的感觉”。她因此萌生了创作“中女电台”的念头，希望把这些智慧保存下来，传递出去。
在访谈中，王子月一方面呈现嘉宾的专业观点，另一方面聚焦对方的成长经验，尤其是女性在成长过程中普遍遇到的问题，比如该怎么选工作、什么时候组建家庭、要不要生育等等。令她印象很深的是，在几十期的访谈中，当问到你最欣赏的女性是谁时，有超过十位嘉宾回答，是自己的妈妈。
还有一期节目中，她访问了45岁的历史社会学家郦菁，从她个人经历展开，如何开始性别研究，一直探讨到当今女性主义思潮。这一期尤其受到欢迎。
“我们的历史，往往由胜利者书写，而胜利者通常是男性，”她说，“但女性的智慧同样重要，她们在重大变动中展现的韧性，是很多男性难以比拟的。”
她打算在制作完成100期之后，策划一场线下见面，邀请这100位女性相聚，彼此认识，探索更多合作的可能，也让“中女电台”成为一个真正的发声与连结平台。
网络上有关“中女”的讨论呈现出高度多样化的特征。香港大学社会学学者汪洋与陈佳琳透过对社交媒体数据分析发现，在相关讨论中，力量、成长、30+、觉醒、能量、焦虑、崛起等关键词尤为突出。
“这些丰富的讨论更多是关于个体成长和内在力量的提升，而非单一的宏观叙事”， 两人对BBC表示，“相关表达一方面积极向上，强调自我对话； 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更普遍的社会关切，比如就业、婚育、社会福利等。 ”
两位学者的研究显示，自2022年起，有关“中女”的讨论明显增加。根据新红数据，小红书上“中女”标签自2021年11月底创建以来，流览量已超过3400万; “中女时代”标签于2022年6月建立，流览量超过8000万。
另外，行销帐号在“中女”讨论中扮演重要角色。 例如在推广《乘风破浪的姐姐》《30而已》等综艺时，“中女”“她经济”“大女主角”等词汇都被频繁使用。
“女性角色的可视度确实提高了，或者说，她们被赋予的内涵正在发生变化”，汪洋与陈佳琳说。
图像来源，Provided
阿笨
来自陕西的阿笨（化名）说，她更愿意用“中女”来形容这样一类女性：三十岁以上，开始重新掌握人生主导权，足够清醒，也足够独立，不再急于向外界证明什么，也不再被标签牵着走，而是做好自己，走出自己的路。
阿笨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过去曾是一名律师，自称“理性分析型人格”。而正是她这样一个看似不会轻易被情绪或潮流裹挟的人，却在近几年里，清晰地感受到一种转变正在发生——时代在变，女性的身份也在被重新书写。“中女”，成了一种浮出水面的社会现象，而她自己，正站在浪潮之中。
从“孩子控制了我的人生”到拿回主动权
37岁的阿笨出生在陕西一座小城市。她形容自己是典型的“小镇做题家”，靠着一路苦读，考上大学，离开家乡，最终在深圳成为一名律师。
2017年，她辞职准备跳槽，在拿到新律所录取通知不久，却发现自己怀孕了。 对方要求入职两年内不得生育，她只能放弃这次机会，转而成为全职妈妈。
此后，育儿的重担几乎完全落在她一个人身上。她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利用零碎时间做海外代购补贴家用。可现实并没有因为她的努力变得轻松——从一线城市的白领律师，到每天被家务和琐事缠身的全职妈妈，身份的巨变让她反复质问自己：“我的价值到底在哪里？”
她经历了产后抑郁，还没恢复过来，又怀上二宝。2020年，她成了两个孩子的妈妈，新冠疫情叠加育儿压力，生活彻底失序。
大女儿因分离焦虑拒绝上幼儿园，小儿子尚在襁褓。学校和社区动辄封控，丈夫又频繁出差，几乎所有责任都集中到她一人身上。 她形容那段时间的自己，“一点小事都可能引爆情绪”，像被困在一个不断收紧的空间里，连呼吸都变得困难。
在崩溃边缘，阿笨做了一个在旁人看来并不理性的决定——离开深圳，前往云南大理。她听说那里有不同于主流体系的教育方式，想为孩子、也为自己，试一试另一种可能。
图像来源，Provided
阿笨和她的两个孩子
在大理，找幼儿园之余，她开始大量收听博客，閱读上野千鹤子、戴锦华等学者的访谈。她还密切追踪MeToo运动，读完了《知晓我姓名》一书，书中作者对自身遭遇的性侵事件层层追问，深深震动了她。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女性是可以发声的，”她说，“不是默默承受，也不是连抱怨都觉得羞愧。”
这个念头推动她开始纪录自己的生活。她用文字和短片，细致地记下在大理探访幼儿园的经历：校园环境、教育理念、教师风格、暑期安排，以及她作为母亲的真实体验。她把这些内容发布在小红书上，吸引了上万名粉丝。
线下，她和几位妈妈成立了工作室，以茶为媒，举办面向妈妈群体的创业分享会，同时制作健康零食和茶叶，算做一部分收入。
她们围坐聊天，谈孩子，也谈亲密关系、个人困惑和自我。相比城市里的效率与焦虑，这样的社交显得缓慢而真实。原本只打算在大理停留半年的她，一住就是五年。
回望那段经历，阿笨说，不管是自媒体上的纪录，还是线下分享，她都一点点找到自己的声音。“哪怕这种声音很微弱，但那是我自己的”。
她不再为放弃原本清晰的律师职业路径感到懊悔。她逐渐明白，女性只有先安顿好自己，才能真正处理好与孩子、与世界的关系。
“以前我觉得，是孩子控制了我的人生，”她说，“现在，我觉得我把主动权拿回来了。”
目前她和同伴已经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在沿海城市有了实体店，也开发小程式，尝试线上销售，倡导慢节奏的工作方式。
“被看见总比不被看见好”
很多人第一次接触“中女”这个词，并不是在社交平台或研究报告里，而是在脱口秀现场。
近年来，“中女”的流行，与脱口秀演员小鹿的走红，几乎是同步发生的。2022年前后，小鹿开始被更广泛的大众熟知。她把目光对准女性处境，自称要“做娘儿们的脱口秀”。在代表作《女儿红》中，她反复拆解30岁以上女性面对的生育焦虑与社会压力。到了 2024年，她索性把专场命名为《我的中女时代》，在南京、昆明、珠海等多个城市巡演舞台上。她用幽默甚至有些粗粝的语言，谈论年龄、身体、父母与选择，笑声之下，是一种毫不掩饰的直白。
来自上海的殷倩文说，小鹿像是她的“嘴替”，替她说出了那些在现实生活中因为顾及关系、气氛或礼貌而被咽回去的话。
“太常见了，”她举了一个日常得不能再日常的例子，“30多岁的人，生日蛋糕上还要写18。”
殷倩文说话直接，语气甚至有些泼辣。但她也清楚，在现实中，当身边的女性朋友或同事因年龄、婚育问题而自我消耗时，她往往选择沉默。不是没有想法，而是不知道该怎么说，才不会显得咄咄逼人。
“我们为什么要为自己的年龄增长感到羞耻？”小鹿在段子里反问，“活得长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我们能活到30多岁的人，一定比你们这些20多岁的人牛掰啊。”
又或者那句让殷倩文印象很深的话——“我发现，女孩子一旦过了30岁，都特别害怕承认自己的实际年龄。别人一问今年多大了，所有的回答都是一样的：你猜。”
“小鹿的段子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感觉，”殷倩文说，“但本质上，她是希望唤起女性觉醒。”
36岁的殷倩文海外硕士毕业，目前在一家跨国电商公司担任中阶管理。 她并不抗拒“中女”这个称呼，甚至坦然接受自己是一名中年女性。
图像来源，Provided
殷倩文酷爱极限运动，自认“从来不是特别典型的女人”。
她注意到，近年来，一些女性企业家的名字开始频繁出现在公共讨论中。比如人们谈论宗馥莉、曲靖，更多聚焦于她们的工作能力与经济成就，而不再首先追问她们的家庭角色。“我觉得这是一种进步。”
殷倩文不太在意外表修饰，常年马尾、运动服，自认“从来不是那种典型的女人”。她目前单身，但也并不避讳谈论未来生育的可能性。
“我反而觉得，年纪大了行情更好，”她半开玩笑地说，“我20多岁的时候才是真的无人问津，所以一点都不焦虑。”
她盘点过自己的经济状况与家庭支持后，给自己留出了一条清晰的选项：如果到了40岁仍然没有遇到合适的伴侣，她会考虑购买精子生育。“现在唯一的困境是，周围的男性实在不太行”。
她的生活方式，也呈现出一种与刻板印象不太相符的“中女”样本。她曾兼职教授有氧搏击团课程，将力量训练带入到女性柔美的动作中，展示帅气、飒爽的风姿。最近，她迷上了极限运动，把大量业余时间投入越野跑和马拉松训练。
她享受完成高难度目标后的快感，并不断挑战更高标准。 自去年12月以来，她已经在国内外参加了15场比赛，多次在数百人的赛事中进入前50名。
像殷倩文这样，把成长投射到身体与力量上的“中女”，并非个例。近年来，健身、耐力运动、身体管理，成为不少中女叙事中的关键词。但这种转向，并不只源于个人选择，也与商业力量密切相关。
越来越多产业开始塑造“中女”形象：一方面赞美她们的自律、成熟与成就，另一方面，也迅速将其转化为可被消费的符号。
2024年，《VOGUE》推出“中女时代”专题，邀请陈冲、刘嘉玲、宋慧乔、杨瑾华等演员讲述女性成长故事。 商业品牌也纷纷围绕着“中女”展开合作，从服饰、美妆、到养生与健身，几乎无所不包。
数据智慧服务商艺恩在报告中指出，女性意识觉醒、“她经济”崛起，以及“九紫离火运”等传统文化概念的流行，共同推高了“中女”的热度。 “‘中女’已成为品牌重塑形象、传递价值观的重要符号，其背后是女性自我认知深化与经济地位提升的双重驱动。 ”
但学者也提醒，文化热潮并不等于结构性改变。 多伦多大学语言研究系助理教授郭婷指出，“中女”现象确实反映出女性自我意识的增长，但真正涉及权力结构的问题，却在这些讨论中不断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向内的自我投资和商业化的成长叙事。
“这种模式很难真正撼动父权制度与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她对BBC表示。
在她看来，中国的政治语境往往使得性别与经济不平等难以被直接讨论；以玄学或传统文化包装的“女性成长”，反而更容易被接受、被传播。
郭婷也将当下围绕“中女”的讨论与过去以“女德”为名的培训进行比较，认为二者虽然在形式上都强调女性成长，实质却仍带有法规与商业属性，“归根结底，并未真正为女性赋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