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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新闻界有颇深资历的陈子凝（化名）发现有些同事帮别人发声，但同时会开性别玩笑。
有一次，我在立法会完成工作回到大楼记者室，有位摄影师同事扯开嗓子说：“哗，你像个鱼蛋妹（性工作者），如果你是我女儿，我早就打你了。”我不知道当下有多人听见，有人看了过来，但没有人出声。我觉得很受侮辱。
回公司的路上，我和一位要好的男同事吐苦水，说自己真的受不了他。但因为从来没有人跟我讲过，他们也觉得这样是有问题，所以同一时间，我心里又会替这位摄影师想藉口：不知道是不是他和女儿有什么纠纷呢？自己会特别内耗。
况且发声也不一定有用。有一次，我到国外出差，需要找一个“中间人”牵线。我们约了一顿饭，席间他一直对我毛手毛脚，但因为他能帮我联络上需要的人，我只好陪笑。
当时他叫上了一位当地记者出席。在拍照那一刻，他突然抱住我的肩膀，一下子亲到我的脸上。我从没遇过这种情况，吓到完全说不出话来。同行的摄影记者没有帮忙，反而跟着一起拍。
离开以后，我马上私讯编辑。他仅回覆我：“这个地方的人可能是这样子的，你小心一点。”
小心？我可以小心什么呢？回来之后，我再跟老板多讲一次，说如果下次有同样场合，可以找男记者去吗？老板说，如果你想，是OK的，但最好还是你去。
我觉得我不被理解、没有被共情。但我无法理解这种落差——他们经常教我东西，又对我很好，为何却在骚扰面前，他们好像见惯不怪、只想冷处理？
外界常常觉得记者很坚强、不会软弱。如果我们被人欺负了，他们会反问：“你不是记者吗？怎么自己不出声呢？”但其实我也只是一个普通人，我们也会有情绪有创伤。更何况我们的圈子很小，我不知道该不该讲、也不知该如何讲，最后只好自己消化。
有部分原因是因为自己长大，也许在这一行做久之后，也开始觉得自己终于有话语权。
当然，社会风气也有在慢慢改变。我在社交平台看到不少人在现实中会帮忙遭偷拍、被非礼的女生。但有时又会觉得，面对冒犯玩笑，界线还是很模糊：很多人都不知道应不应该出声，也不知道该不该为了你而得罪人。
所以每次有受害人出来发声，大家都会觉得这人“很勇敢”——我也觉得 Angela 很勇敢。但又会想，“勇敢”其实也意味着有很多人不敢走出来。
我理解，每个人发声都有成本。就像在我的经历中，我没遇到会为我站出来发声的人。但我想，也许我可以先成为这个人。
既然过去的讲性别玩笑的风气可以形成，那我们这一代也有机会撑开一些空间，形成另一种社会风气。我希望有一天，不同性别的人都可以自由、自信；在面对冒犯时不用怪责自己，而是可以直斥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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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凝（化名）强调，记者也只是一个普通人，也会有情绪有创伤。
“我不知道什么才算性骚扰”
我在大学修读剧场专业。为了尽早了解舞台的运作，我透过学长找到一份帮忙搭建演唱会舞台的兼职。那是一份体力活，需要爬上爬下、搬箱子，行业里男性占绝对多数，比例大约是八比二。
入行都是边做边学。天气很热，大家都穿短裤，我也跟着穿了一条运动短裤，长度大概只到大腿中间。但我发现，男女生穿短裤面对的目光很不一样。每次经过那群男性工人，他们都会盯着我双腿看，令我很不自在。
我听不懂台语。学长后来转述给我听，说这群工人在谈论我：“妹妹今天穿短裤，双腿好漂亮，像网上看到的（女生）一样。”还有人形容我像“外卖茶”——在台湾，这是性工作者的意思。
我是觉得他们很烦，但我不是那种“一燃即爆”的女生。后来工作时，我只好尽量避免从他们面前经过。
休息时，一名负责管理的女生有私下找我，叫我以后不要穿短裤，说这样很易受伤，同时隐晦地提醒我，“大家学识水平不是很高”。我听出了她的弦外之音，也相信她的本意是要保护我。可我觉得怪怪的，为什么要改变的总是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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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在舞台兼职时穿短裤，遭遇男性工人的猥亵目光。
中学时在澳门，每天早上我都要坐巴士上学。有好些时间，我会看到一个刻意不拉裤链的阿叔。他会跟着女学生上车，站在她们身后。
有一次，他站在我后面，身体贴住我的背。我感受到他的体温，心里涌出一阵不舒服。可能是怕丢脸，我当时不知所措，也无法避开。后来再见到他，我学会站远一点。
这件事我没有跟别人说。但有一次，我再次和他搭同一辆巴士。车上有一位学姐，她突然给我递来手机，手机里的备忘录写着：“小心你后面有个变态佬”。
我当下很震惊，心想：她应该也有经历这种骚扰吧。但同时无力感袭来：我们只是中学生，面对这种事，除了互相提醒，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我们其实什么都做不了。
这段经历对我影响很大。它好像给我以后不适的感受定下标准：过去，我即使有人触碰我的身体，我也没有出声，那么现在遇到色情意味的骚扰，好像也算不上什么。
离开演唱会舞台工作以后，我报读了一个健身教练课程。教练比我大八年，才28岁。我的身材比较丰满。第一次见面时，他就说，如果我跟着他训练，身材就会变得“有点太好了”，“我会受不了的”。
还有一次，我请教他喝酒对身体的影响。教练说自己很少会喝酒，因为知道自己喝完酒性欲会很高涨。他接着说，但也要看对象，身材不好的女性也不OK，但如果是我的话，他肯定会跟我发生关系。
我感到不适，但还是把它当成“一个玩笑”。我怕如果我认真了，会被人觉得开不起玩笑。我干笑了两声，赶紧中止对话。
“黄色玩笑”真的太常见了。经历多了，我的脑子好像慢慢有了个开关，自动过滤掉不适的感觉。又或者说，我是麻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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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大学生Yan曾被健身教练以言语骚扰。（资料图片）
“我们是可以出声的”
我接触的客户和公司很广泛，从学校、美妆、各种消费品到资讯科技都有。正因为这样，我们面对色情玩笑的机会有很多。
“做PR（公关），穿得那么密实吗？”“什么是PR？夜总会吗？”又比如我们安排酒店培训，客人会问：“培训？是否有人陪瞓（陪睡）先？”在粤语中，“培训”和“陪睡”同音。
类似的“玩笑”也不只来自男性，女性也会讲类似的话。比如面对大客户，销售部门的女同事会半开玩笑地提醒：“明天你记得少扣两个钮子”、“裙子记得短一点”。
我明白她是想我们落力一点，但每次听到这些话我都会反白眼，心想：什么东西啊？久而久之，我都慢慢消化了。我们工作很忙，如果再要花时间处理这些玩笑，实在太累了。后来就会觉得，算了。
更何况我们做公关的，职责就是跟人建立关系——指出别人的不是，不就等于打破关系吗？如果刚刚入行不久、职位较低，连做错事都会怕被人解雇，就更加不敢把这些事讲出来。
我曾经遇过一位自己以为关系不错的记者。在一次完成专访以后，他突然挽着我手臂，说要跟我“拍拖拖”。公司从没有教过我们该如何应对这种状况，我整个人立马僵硬，不懂反应。我找机会先松开他的手，再刻意提起男朋友。我想暗示他：我是有男朋友的，请你不要再碰我。
事后我不断思忖，为什么我当下不能直接拒绝他？第一，我真的很害怕。第二，我怕以后的访问报导很难刊登、见面会很尴尬。一轮覆盘过后，我就会转过来怪自己了——明明感到不舒服了，为什么要这样委屈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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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2021年全港性骚扰调查”，结果显示有接近12%受访者在过去两年曾遭职场性骚扰。（资料图片）
做公关，我们习惯做事说话都要包装、讲求圆滑。又有一次，活动结束后赶着发新闻稿，我请客人和我一起在电脑前确认照片。他突然说：“照片这么随意被别人看吗？不会是什么私密照吧？”
我当下很生气，脸色立刻沉了下来，这句话真的很过分。但我还要保持礼貌跟客人说：“我不喜欢你说话的方式，请你尊重”。那客人装作听不到，事件也就这样过去了。
其实我有想过要他道歉，但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很多时候冒犯发生得很快，当下如果没有立即反应，时机就过了。出来工作以后，首先考虑的通常都不是自己的感受，而是会不会得罪客人、连累同事。这是很难过的事。
直到近两年，社会经验多了，我开始学习多爱自己一点，遇到不合理的事就要去反抗。社会风气也改变了，我看到越来越多是互相声援被人骚扰的女性，就像最近大家都称自己是“Jane Doe”一样，我很受感动。
还有，Gen Z 也有影响到我。人们常说“00后整顿职场”，我觉得是真的！他们界线分明，懂得说不。我才发现原来勇敢说出来，才会争取到想要的东西。
现在自己懂得分辨哪些算是冒犯的玩笑，如果我看到下属因为这些说话难堪，我也会指出来。当然，出声未必会得到想要的结果。但至少出了声，对方有所收敛，已经能让我感到舒服一点、释怀一些。
用玩笑包装，把“试底线”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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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 480”反性暴力资源中心资深教育主任尹智豪指出，性骚扰深受社会文化形塑，很难单靠当事人发声改变风气。
根据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2021年全港性骚扰调查》结果，在3,928名受访者中，有接近12%在过去两年曾遭职场性骚扰，最常见的形式是“有关性的话题或笑话”。
台湾劳动部则在2026年公布《职场就业平等调查》， 显示在4,802名女性受访者中，有3.3%人在过去一年遭受职场性骚扰；当中超过一半人没有提出申诉，主因是把事件“当开玩笑”。
香港“Anti 480”反性暴力资源中心资深教育主任尹智豪向BBC中文表示，男性和女性同样均会受到性别言语骚扰，取笑的方向和承受的压力有所不同——女性较多集中在身材、外貌，以及牵连性骚扰的玩笑。而男性较多面对有关男子气概、性别气质的玩笑。
尹智豪指出，“玩笑”很常是言语冒犯者把“试底线”合理化的方法，“试下某个人的底线可以去到哪里，如果那个人反抗，就（以玩笑作）藉口将责任推回受害者身上”。
他强调，即使言语骚扰没有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直接伤害，但受害者也会因为无法脱离共同社交圈子，以及担心冒犯持续发生而承受精神和社交压力。
尹智豪指出，性骚扰深受社会文化形塑，比起单靠当事人发声拒绝，若身旁的人能主动帮忙制止，或身处的企业学校等环境主动建立应对机制，同会有助改变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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