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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谈话,提出推进两岸统一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和深化融合发展等主张。
《反渗透法》定罪率低引发的质疑
2016年及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前夕,台湾与国际媒体均曾揭露,北京透过地方涉台系统补助数百名台湾村里长赴中国参访,并质疑这类活动带有“统战”目的,甚至可能影响台湾选举。
在台湾,这类案件通常涉及违反《反渗透法》、《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或《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其中,2019年制定的《反渗透法》扮演重要角色。
《反渗透法》所处罚的行为包括违法政治献金、干预选举活动、违法游说,以及散播不实资讯影响选情等。2025年,台湾总统赖清德定调中国为《反渗透法》所指涉的“境外敌对势力”,并针对中国对台湾国家主权、军队渗透及间谍等五大国安与统战威胁,提出17项因应策略。
值得留意的是,台湾《反渗透法》施行后,相关案件数量快速增加,但最终进入起诉或定罪程序者相对有限。
根据台湾法务部今年公布的统计,自《反渗透法》上路以来,检调机关共侦办583人、起诉127人,而目前经法院判决确定有罪者仅5人。 有罪确定占总侦办人数比例约为0.86%,有罪确定占起诉人数比例约为3.94%。
基隆市孝冈里长就曾因为带团去中国旅游被依《反渗透法》、《正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等罪起诉,今年5月,他被羁押23天后判无罪确定。他曾多次向台湾媒体表示,相关行程与政治、选举无关,就是“纯粹旅游”。由于受到精神痛苦及名誉影响,他向台湾政府求取刑事补偿。
这样的落差也引发外界对执法界线的讨论。部分人士质疑《反渗透法》存在“查办多、定罪少”的现象,认为即使当事人最终未被认定违法,相关调查及案件曝光过程仍可能对个人声誉造成影响,甚至对两岸民间交流产生寒蝉效应。
桃园市汴洲里里长杨鑫坤向BBC中文表示,《宪法》保障人民居住及迁徙自由,而近年政府针对两岸交流提出的部分规范,在实务认定上仍有待厘清,让基层在参与交流活动时有所顾忌。
台北地方法院国安及军事庭法官许凯杰向BBC中文表示,相关数字反映执法机关确实发现大量具有可疑迹象的案件,但许多案件最终因证据不足而不起诉,部分即使进入审判程序,也获判无罪。
他解释,《反渗透法》与一般贿选案件的构成要件相当接近,最大差异在于犯罪行为是否涉及“接受境外敌对势力的指示、委托或资助”,若能证明相关资金、资源或行动指令来自中国或其他境外势力,即可能构成《反渗透法》所规范的犯罪类型。
“执法人员在适用《反渗透法》时其实相当谨慎。”他表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显示立法者当初希望规范的部分灰色地带行为,未必都能被现行法律有效涵盖,同时也反映司法机关在侦办此类案件时面临举证与实务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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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园市汴洲里里长杨鑫坤是台湾最早参与两岸基层交流的里长之一。
为何举证困难?
许凯杰解释,这类案件的指示、资助与委托行为往往发生在境外,司法侦办难度高。由于相关行为经常涉及中国官方或半官方系统,台湾也难以透过司法互助取得证据。
此外,相关金流追查同样具有挑战性。他指出,资金可能经过多重转手,增加溯源难度;若是在境外交付款项,或透过虚拟货币等方式规避监管,更提高了蒐证门槛。
许凯杰表示,过去已有部分定罪案例显示,赴中交流期间曾出现明确涉及台湾选举的言论,例如带团者向同行民众表达“要投给某位候选人”或“不要投给某位候选人”,或公开支持特定候选人、意图使特定候选人不当选。这类行为可能触及《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的红线。
不过,他也指出,实务上更具争议的是那些未直接提及候选人或政党的情况。例如活动中若仅以“支持和平的政党”等较为模糊的方式表达政治立场,其是否构成违法行为,往往需要结合更多证据与整体情境加以认定。
随着越来越多案件遭揭露,相关操作手法也被认为日趋隐晦。有执法人员指出,部分活动已不再直接使用与台湾选举相关的字眼,但活动参与者往往能理解其所传达的政治讯息与诉求。
曾赴中的里长杨鑫坤则认为,这类基层交流主要属于文化与社区事务层面的互动,内容多聚焦于地方治理与发展经验分享,村里长赴中交流“没有政治色彩”,“不用看得太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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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法务部长郑铭谦在10月记者会表明将严查贿选。
选前再启争论
随着11月底地方选举将近,台湾国安局长蔡明彦上周表示,目前已列管约100件涉及中国介入选举的案件,希望能在选前移送司法机关侦办。
今年8月,台湾各地检察署陆续寄发信函给辖区内里长,除宣导反买票、反卖票及防范幽灵人口外,也提醒注意《反渗透法》规定,包括防范境外势力介选,以及接受资助或免费、低价赴中国旅游可能涉及的法律责任。
此举引发社会舆论争议。在野党国民党质疑,司法机关以法治宣导之名,将两岸交流及赴中国交流活动纳入说明内容,恐有“假宣导之名、行恫吓之实”的疑虑。
部分批评者亦认为,相关讯息可能让民众误以为所有两岸交流活动都受到限制,甚至将其解读为针对基层里长的施压。
对此,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张晗回应,每逢台湾选举,民进党都会刻意操弄“抗中保台”、炒作所谓“大陆介选”议题,以谋取政治利益;她并指民进党政府动用检调及司法手段威胁民众,形容此举是“绿色恐怖”。
台湾最高检察署则回应,相关信函所列内容均有法律依据,目的在于向民众进行法治教育及选举法令宣导,并非限制合法的两岸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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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方选举选情升温,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洋的支持者在台北一场造势活动中挥舞旗帜。
风险管理
是统战还是交流,在台湾基层眼中有不同解读。专家也强调,并非所有赴中交流都涉及政治操作,但重点是目前法律制度缺乏透明度和通报机制。
根据台湾《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公务员赴中国须履行相关通报义务。不过,里长并非《公务员服务法》适用对象,赴中无须事先申请或通报。由于缺乏完整揭露机制,当里长以个人或交流团名义赴中时,行程内容、接触对象及经费来源往往较难受到外界检视。
许凯杰认为,台湾在制度设计上仍有改善空间。其中一项方向是提升资讯透明度,例如参考部分国家近年建立的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Foreign Agent Registration System),要求特定政治活动参与者或相关组织揭露资金来源,以及是否接受外国政府或境外敌对势力资助。
他表示,若刑事蒐证存在困难,政府也可先透过行政管制机制强化揭露义务,而非立即以刑事处罚作为主要手段。制度初期可要求申报与登记,若刻意隐匿或未依法申报,再依法究责。
“当然有些人只是单纯想看看中国大陆的风景,或了解当地的发展情况,这无可厚非。”许凯杰表示,正常的两岸民间交流不应也不能被禁止,但对于涉及为境外势力从事渗透的行为,政府仍应针对相关风险进行必要的监督与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