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评论：报复社会何时休？

张俊华
2024-11-15T13:14:41.488Z

珠海撞人事件导致数十人死亡

（德国之声中文网）本月11日发生的珠海开车故意撞人事件，实际上是中国国内现在社会危机的表现。由于经济的剧烈下滑，加之中国又不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以及社会道德水平的低落，使得类似的害人不利己、无差别攻击的事件日益增多，并到了已经令人可怕的程度。

即便是珠海事件发生的同一天，其实当天晚间6时11分许，在浙江省杭州也有BMW连撞多人的案件，官方于12日通报现场造成1死4伤。而回首看一下今年，2024年1月至11月11日，共计18件攻击杀伤事件，当中有5起是汽车或交通工具冲撞人群，凶嫌几乎都是壮年至中年男性，只有5月江西小学杀人案为45岁女性犯案。

这次珠海事件，难得惊动了最高领袖。习近平特地就此事发表指示，“要依法严惩凶手。各地区及相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加强风险源头防控，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严防发生极端案件，全力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 李强随后也跟着重复了他的话。

回避事实强化监控

但仔细研究一下习的指示，马上就能闻出一种威权式领导的思维。习并不想让这个事件成为百姓讨论的课题，更不愿意让全世界去了解该事件的真相。换言之，中国政府不敢去正视中国无法治、社会道德低下的事实。也许是害怕人们把珠海事件跟中共的领导无能、社会治理不力挂钩，官方极尽全力消除一切悼念的痕迹。从11月11日案发之后，就有不少人自主前往现场献花哀悼，但是没放上多久就被便衣警察清除。

珠海血腥撞人事件后：清理悼念花束、网络信息审查

颇有自我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珠海事件发生后，在记者会上强调，珠海驾车撞人事故中没有外国公民伤亡，并强调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刑事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外交部发言人：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可以想象，下级政府对最高领袖的指示，肯定会通过强化监控手段试图来减少珠海事件的爆发频率。在习近平敦促全国上下的官员加大力度防止袭击事件后，中国公安部13日在紧急会议后发表声明，誓言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增加对公众集会场所的巡逻。

空洞和虚伪的道德理论

但是，中国官方绝对不会在社会层面，深究一下无差别攻击事件的原因。笔者认为，几十年来中国官方宣传的社会主义道德的空洞和虚伪，是导致中国人道德世界空虚的根本原因。按照中共的宏伟理论，“社会主义道德是植根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与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相适应的社会道德。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又是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前进的历史运动，社会主义道德本质上从属于共产主义道德体系，是共产主义道德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具体体现。它以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为道德原则，以实现共产主义为道德理想。”

这些高大上的词语，实际上跟中国民众一点关系都没有。即便在胡锦涛时期，那些所谓的“八荣八耻”也是显得何等软弱，因为它们没有法治社会的支撑，也不存在非政府组织这样的草根社会。道德在中国成了一个虚设的门面。

重组传统的缺失

中国社会整体道德水准低下的原因还在于，中共没有能力去正常地消化自己的传统。任何社会对自己的传统都有一个取之精华、去其糟粕的重组过程。而中国至今不仅没有完成这个过程，而且是从根本上没有开始这个过程。在毛泽东时期，把传统当成糟粕，孔子等思想被批得体无完肤。在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当局并没有允许知识精英对传统进行系统的梳理，而是做一些表面文章，装成尊重传统的模样，其目的不是为了吸引游客（孔子的故乡成了生意的象征）、就是为了向国外体现中国似乎在保护自己的传统（如到处办“孔子学院“，但却不去触及孔子精神）。

如上所说，任何社会对传统的道德必须有个重建过程。当今的家族主义、熟人社会、关系户，实际也是传统糟粕的表现。但中国传统也有很多跟当今的普世价值有着直接联系。譬如孔子的思想的积极的部分，并没有在中国得到应有的发扬光大。在《论语》中也有子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并说：“泛爱众人而亲仁”。更有名的是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名言。

重组传统，是个社会工程。在一个一弄就被扣上“妄议中央”帽子的国度，哪有可能理性地去让传统实行进化呢？中共当局对传统的不负责，同时对马克思意义上的道德也不研究（中共高官实在没人去读马克思的），结果导致中国社会既不传统又不社会主义。而自改革以来，真正统治着中国的社会的是物质主义、拜金主义。谁有钱，谁能赚到大钱、快钱，谁就是好汉。

宗教的功能

是否有信仰，跟中国社会道德水准也有着关系。宗教信仰的利弊这里就不一一详述了。心目中有一个上帝的人，多少对上帝有一种畏惧感，而这种畏惧感，则很可能转化为对这个信徒行为的一种道德约束。中国人原则上是无神论者，而共产党则更强调了无神论的必要性，因为共产党始终要在人们的心里占据最高的地位，从而不会让“竞争对手”上帝来“抢占”地盘。而当一个人没有一种对上帝的畏惧。那么，这个人对自己的行为（非法律性质）的约束，也就很可能荡然无存。至于中国国内的道士和寺庙的和尚，如果是真的话，在社会上也没有用武之地。这跟台湾众多的宗教团体，能独立于政府对社会的弱势群体提供帮助，相差实在太远。

“人治”、“党治”取代了“法治”

最后，缺乏法治是中国道德千瘡百孔的制度原因。中共始终是热衷于“人治”，“党治”，或者是像法家那样，爱好法制（强制性甚至是强暴地让人服从上面的意志），而不接受法治。因为法治就会要求，即便共产党作为一个党或者其领袖也必须在法律面前是跟其他百姓一样平等的，更别说民众百姓了。法治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弱势群体有机会通过法律程序对不公正的现象提供纠正的可能。而在中国，甚至连为弱势群体说话的律师也被政治迫害，更不用说市井小民了。

物质富足可能是社会善良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的。在中国，由于经济严重下滑，中产阶层一夜返平增多，很多私企老板经营不下去倒闭、负债累累。中国国内的中产家庭有近90%是小企业主和生意人，在“金融空转”的情况下，这些中产家庭则必然会陷入“返贫危机”。如果没有道德的自律，没有社会组织关心和帮助他们减轻痛苦，没有给他们出口气的地方（如社媒），则很容易走上极端。

一个善良的社会既是教育和内心修养的结果，也是重建自己的传统的结果。而这一切，在不讲法治，推崇那种高大上的理论的国度是无法实践的。为此，笔者期待着在中共统治以外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的一代，能担当起这个责任。

本文作者张俊华为德籍华人政治学者，在德国生活三十余年。他曾就读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此后曾执教于柏林自由大学等高校。现为法国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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