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华
2025-04-06T07:13:57.246Z
理工科将在复旦大学占据更明显的主导地位(图为该校学生在杭州参加机器人科技竞赛)

(德国之声中文网)最近,中国名校之一上海复旦大学,决定对该校的文科进行改革。把本来在全校占40%左右的文科生,削减到20%。但同时,增添和扩大理工科的招生。这也意味着,今后复旦大学的文科老师也将比以往要少的多。 这在学界引起了轰动。

主要问题不在于,这个改革是否有必要。而关键的问题是,这种改革的动力是什么?因为在这动力后面,隐藏所谓“中国特色“。

文科的自有价值

所谓文科,就是英语的Liberal Arts, 这包括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大学本身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或者说也正是随着西方文明的全球化,中国才产生了大学。 自从大学产生以来,就有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分。 价值理性相信的是一定行为的无条件的价值,强调的是动机的纯正和选择正确的手段去实现自己意欲达到的目的,而不管其功利如何。 而工具理性是指行动只由追求功利的动机所驱使,行动借助理性达到自己需要的预期目的,行动者纯粹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虑,而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

在人类生活中,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都是必需的。 这就如同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对人的需求描述那样,用“生理”、“安全”、“归属感和爱”、“社会需求”或“尊重”、“自我实现”和“超越”等术语来描述人类需求和动机。 马斯洛对他排列的人类需求作了一个层次的优先排列。而中国大学从文革结束以后的发展过程,多少也似乎有一个类似的过程。

文科的狂欢和低落

在1977年邓小平恢复高考、同时也恢复中国的大学正常工作之时,中国的经济和教育都相当落后。国家财力微薄,文革把几代年轻人都弄到了极端无知的程度,这样,能进一个大学,就如同古代考上状元一般。笔者在文革期间的小学一个班同学中,50个人仅有3人考上了大学。正是因为大学生的稀缺,那时的本科生毕业,找工作自然也不成问题。 而在中国的80年代,可谓是中国思想解放阶段。正是因为这样,在建国以后尤其在文革期间被认为危险的文科,在80年代大放光彩。这样,那些本来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右派”,被恢复了旧职,重新当起了教书匠。而中国当初也借着全面开放的东风,从西方引进不少理论和思想。由于毛泽东时代的封闭,中国大学急着补上那些本来就应该有的思想和理论交流的课。 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大学文科算是进入最辉煌和活跃时期。

复旦大学校园

但后来,六四之后,中国大学文科由于政治的原因开始变得小心翼翼。 毕竟,文科的要旨是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道德反思和对人类生存的深刻理解。 而这种批判精神由于六四事件,便成了当局讨厌害怕的东西。但到了2000年后,中国大学文科的地位又有了提升。其大环境是中国进入了世贸组织后,也成了经济全球化的得利者,而与此同时,中国对自己大学地位的要求方面,也开始国际化,或者更精确地说,美国化。大学文科教师发表论文需向世界顶尖刊物看齐,这在重点大学更是如此。中国当初的985大学的校长们就想着如何让自己的大学跻身全球大学排名榜,进入所谓的100强。 笔者在2007年就是在这种氛围下进入了浙大和上海交大工作。在我2007任浙大政治学教授时,大学互联网还能使用YouTube 和Google。尽管后来这些网站后来都被封锁,但大学的思想和学术交流依然非常活跃。同时,大学对文科老师在国际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很少用政治的标准去衡量。如果在一个SSCI刊物(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全球知名社会科学领域引文索引数据库)上发表,那就是好样的,因为这对大学的评估会带来利益。而这一切,在习近平第二任开始,就有了明显的变化。 政治的要求迅速提升,文科必须为当局政治服务。这从社科基金支持的研究项目内容便能得知。那时,北大和清华大学增添了“习近平思想研究学院”就是一例。

“学术独立,你们做得到吗?”

几十年来,中国经济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如果说疫情前中国的经济是处在一个辉煌时期,那么疫情期间和疫情后,便开始走下坡路。而经济境况越好,中国的中产阶层数字也越大。随着生活水准的提高,人们对文科的兴趣也会更大。这个时候北大清华等大学的文科教授们,收取高昂学费为中国的老板们举办“高级培训班”,也算是分到经济发展的一杯羹。 那时,尽管大学生数字也不少了,但由于整体经济运行似乎良好,包括文科生在内的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并不是个问题。

但是,一旦到了经济下滑,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就成了负担。而文科更是首当其冲。中国现在每年有1000多万大学生毕业,而这里985、211的大学生比例不到5%,百分之九十多都是普通院校的学生。如果连985的毕业生现在找工作都难,更何况普通大学呢?

当然,经济对中国文科的影响,不仅是在中国,在其他国家如美国也是如此。不久前,一个耶鲁大学毕业有着本硕文凭的24岁年轻人,同时还有富布赖特学者荣誉称号,曾出版过自己的书,但求职被拒绝了473次,就是找不到工作。而在美国类似情况还不少。根据市场的变化,哈佛本科生学院2024年取消了至少30门课程,涉及二十多个系,大多是文科专业。

中国特色

仅从经济环境来看,文科被砍,不是中国特有现象。而且,随着科技的发展,尤其是AI的出现,市场上对那些创造性不强的文科生的需求也会减少。 但复旦大学文科被削减,还有其他的原因。那就是中国的政治环境。习近平时代政治环境更注重的是“工具理性”,而非“价值理性”。 所谓“价值理性”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东西。习近平时代也似乎强调意识形态,但那是一种很狭隘的价值观,或者说必须是“姓习”的价值。近年来中国对文科研究的管控日趋加紧,无论是国际关系、政治学、法学、宗教学与社会学等,都容易触碰敏感议题,这些意识形态上“不安全”的学科被砍也就符合中国的逻辑了, 换言之,中国现在是“工具理性”占上风的时代。

“工具理性”占上风也跟中国社会的物质主义相吻合。以网上公布的2024年中国大学预算来看,复旦排名第六。排在前面的除了北京大学外,全是工科强校。复旦比清华少了200亿元,比浙大少了150亿元,比上海交大少了100亿元。这还只是一年的差距。而这经费直接跟大学的理工科阵势有关。

这就是复旦大学现在大量增添理工科,努力减少文科的动力。 但是,正是因为目前的举措,复旦大学可能会丢失它曾经有过最珍贵的东西:它的优秀的人文传统和它的批判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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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张俊华为德籍华人政治学者,在德国生活三十余年。他曾就读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此后曾执教于柏林自由大学等高校。现为法国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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