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曾因参加香港抗议活动入狱，至今仍被困在原地
一个是蹲在雨伞后躲避橡皮子弹的软件工程专业学生，一个是与其他民主抗议者一起游行的社工，还有一个是向行人分发传单、发表演讲的学生。
他们三人都是香港2019年爆发的抗议活动的参加者，都曾对更多的民主抱有希望。但这场运动最终遭到镇压，他们和许多人一样，被逮捕、判刑，送进了监狱。
那些以和平的大规模集会开始的抗议活动持续了几个月，但随着警方用武力回应，抗议活动有时也变得暴力。抗议活动期间有近1万人被逮捕，其中近四分之一的人被判有罪，罪行包括暴乱和危害国家安全。
香港2019年夏天的民主抗议活动吸引了很多民众参加。
中国从五年前开始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对香港进行镇压，平息了那些抗议活动，实际上用法律禁止了公开发表异见。许多参加过抗议活动的人已移居海外，或回到了他们以前的生活。
但重返正常生活对那些留有案底的人来说并不容易。他们中有些人发现自己被以前的职业拒之门外，还有些人因为同龄人已迈入新生活，而感到自己被困在了原地。
下面是他们中的三个人的故事：
职业受阻
社工阿芳（她要求本文只用她的部分名字）是在一次基本和平的街头抗议活动中被捕的。她因暴乱罪而获刑入狱，导致她五年的职业生涯就此中断。
由于父亲癌症恶化，身陷囹圄也让她遭受了其他苦难。监狱只允许她或在父亲临终前见一面，或去参加他的葬礼。她选择了去医院探视父亲，但只获准停留十分钟。父亲想伸手摸摸她戴着手铐的手时，警察不允许接触，并将她带走。
她曾在狱中和获释后申请复发社工执照，尽管有以前的教授和同事的推荐，但均被拒绝。
“我觉得我已经尽了我的责任，”她说。“我现在想从头开始，重新成为社会的一员。”
她目前在一家豪华酒店当礼宾员，但表示会继续申请社工执照。虽然很多朋友都移民了，但阿芳决心留下来。她不后悔。
“我对香港有很深的感情，”她说。“我对香港将变好抱有希望。”
失去的机会
陈志森（音）被捕入狱时年仅20岁，罪名是串谋煽动颠覆罪。他曾是一个学生团体的负责人，该团体引起当局的注意是因为他们在街头摆摊散发传单，警告人们，政府用来追踪新冠病毒接触者的手机应用程序可能被用于监控。
出狱后，他一直在试图弥补狱中失去的两年时间。
一些过去的朋友与他刻意保持距离。一名曾有加入公务员队伍计划的朋友给他发过短信，但没有与他见面的打算。最终，他们停止了联系。
许多曾与他一起争取民主的同龄人都已开始关心别的事情。在高中同学聚会时，昔日的同窗讨论买房子、生孩子的计划时，他只能沉默不语。
陈志森一直试图弥补在狱中失去的两年，但因为朋友们开始关心别的事情，他觉得自己被甩在了后面。
“他们都完成了学业，成了他们想成为的人。但我没能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陈先生说。
为了攒钱继续深造，他打过各种各样的零工，当过搬运工、餐馆服务员，还当过视频编辑师。他还拿了建筑工人执照，以备大学因案底而拒绝录取他时，能有一条出路。
他现在正在攻读媒体与文化方向的学位，希望用制作视频和纪录片的方式来见证这座城市的变迁。“我可以向别人展示我眼中的香港，”他说。
不得不沉默
软件工程专业毕业的崔先生出狱后，发现香港已变得与他记忆中的样子大不相同。
崔先生要求本文只给出他的姓。他因暴乱罪入狱近两年半。获释后，他最初曾想公开揭露监狱中的恶劣条件，但朋友们警告他不要那么做。
让他感到沮丧的是，许多曾和他一起抗议的人似乎已搁置了政治理想，甚至频繁往返内地工作旅游。
让崔先生感到沮丧的是，许多曾和他一起抗议的人似乎搁置了当初的政治理想。但在不再容忍异见的香港，他也学会了开始自我审查。
他在一家私营大公司找到了一份当系统管理员的初级工作。他还竭力向新同事隐瞒服刑经历。
但每当办公室里有人讨论那些在他入狱期间流行起来的电影和歌曲时，他会感到格格不入。同事将苦差事与监狱生活作比较的玩笑也让他笑不起来。他还学会了避开某些话题，比如他为什么不去内地，或为什么不用微信等中国应用程序。
现在，他在与他人聊天时会自我审查，并开始警告其他朋友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批评政府的言论要谨慎。
“我们都已学会了如何在红线内跳舞，”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