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人案】重判組織者及不認罪的被告 法律學者：《國安法》才是製造憲制危機

在47人案，組織者及不認罪的被告皆被重判。香港倡議者邵嵐認為，政權要傳遞「香港人不能有抗爭意志」的訊息。

美聯社圖片

47人案塵埃落定，戴耀廷被判囚10年。前香港大學法律系教授、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Wilson Center）世界研究員戴大為（Michael C. Davis）表示，現時的判刑不是人們所害怕最極端的結果。問題是民主派初選本來就合乎《基本法》，亦不涉及暴力，以這樣的背境而言，判刑是極重，震驚國際社會。未審先囚、不設陪審團亦令人質疑香港是否仍有法治。前法政匯思召集人任建峰指，47人案沒有邏輯可言，研究其量刑亦沒意思。

47人案除了戴耀廷被判囚10年，其他「組織者」如區諾軒、趙家賢等亦分別重判6年9個月及7年。僅在網上發表「三投三不投」行動宣言，除戴耀廷外，亦從沒跟其他被告交流，亦從未提倡無差別否決預算案，亦被判囚7年3個月，是刑期最長的其中一人。前香港大學法律系教授戴大為，其判刑所傳遞的訊息只有一個：「就是叫所有人不要在香港參與政治。」

《國安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分為三級：「首要分子」可判10年以上至終身監禁，「積極參加者」可判囚3至10年、「其他參加者」可判囚3年以下。但法庭在判辭中表明，這僅作參考，仍按照本地刑事量刑原則判刑，視乎罪行情節、犯罪行為的積極程度、效果、影響性、認罪與否、求情理由、為警方提供有用證供等，最多可獲減3分之1刑期。法庭亦強調，各被告在《國安法》實施前形成的串謀的行為，會用作評估罪成與否，但不作為量刑依據。

學者：初選合乎《基本法》怎判都是過重

雖然法庭仍以普通法原則量刑，但前法政匯思召集人任建峰認為，47人根本不應該被控，「根本沒有邏輯可言，他喜歡怎說便怎說啦，0218用甚麼原則都沒意思的。我亂刀斬死你，還是我用好舒服的安眠藥毒死你吧。」

以「首要分子」戴耀廷為例，若按《國安法》的指引，量刑起點為12至15年。現判囚10年，已獲3分1刑期扣減。戴大為稱，「這不是我們所害怕、最極端的判刑。矚目的是，他們所做的合乎《基本法》，就是組織初選，卻因此被判囚4至10年。從這角度看，判刑是很重。」

《國安法》才是製造憲制危機

諷刺的是，民主派初選原是為了在2020年底的立法會選舉取得多數議席，但這被政權形容為「會導致憲制危機」的情況，根本沒有發生，「對他們的指控純屬猜測，因為所有事都沒發生。」戴大為指，《基本法》承諾香港會實行真普選，政府遲遲不落實，本來就是推翻憲制秩序。民主派向政府施壓，是維護憲制秩序。法庭的判決是顛倒是非，「這判決是把角色顛倒過來，他們是維護《基本法》的承諾，那就是普選。」反過來，中共把《國安法》加諸香港，才是製造憲制危機，「因為《國安法》的地位等同《基本法》，它是沒經過修憲程序便更改了《基本法》。」

47人案違反人權判決震驚國際

戴大為表示，以國際標準，要觸犯國家安全法總得涉及暴力，但47人案完全沒有，國際社會對判決感到震驚，「所有人都感到震驚，我所在的美國每年、每次選舉前都會搞初選。初選在任何現代民主體制都不可能是犯罪行為。」經此一役，香港的國際形象已大受大擊，「被告的人權保障被剝奪，不准保釋，沒有陪審團。香港面對很大的麻煩，我認為這會令人對香港的法治，產生重大疑問。」

不會對投誠的人網開一面

對於47人案重判組織者，前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發言人邵嵐認為，政權是要傳遞以儆效尤的訊息，「 他們想確保香港接下來的10年、20年、可見的將來，都不會再有任何人夠膽再去發動、組織任何民主運動。」

區諾軒轉做污點證人，法官稱其證供為立案關鍵，也被判囚6年9個月。邵嵐認為這刑期有兩重意義：「他們對於所謂投誠的人，是不會網開一面。」邵嵐指區諾軒轉做污點證人時，社會上已有很多討論，她不想再補充。區的判刑對她的另一啟示，是要提醒自己毋忘初心，「一言一行，做的所有舉動，也要對得住那份初心，對得住同行的人的付出和堅持。」

懲罰「不認罪以傳遞希望」的想法

不認罪的被告，明顯比認罪的判得更重。楊雪瑩、彭卓棋被視為「溫和民主派」，均被判監6年半，邵嵐指：「他們得到的刑期反而是比當初我們稱之為抗爭派的很多候選人都長。最終的目的，都是要你噤聲。」

在審訊過程中表現出抗爭意志的被告，也是重判的對象，「像何桂藍、鄒家成在庭上的發言，甚至乎他們如果還有社交媒體，都還在傳遞抗爭的意志，傳遞一種希望。我想法庭判刑時絕對有將這一點就是納入考量。藉著這個更加重的判刑，去警醒留意這個案件的香港人，告訴他們絕對不可以還有抗爭的意志，不可以還有『不認罪以傳遞希望』的想法。」

邵嵐希認為，香港人因今次判刑而傷心難以避免，但只要一日還有政治犯、還有人在堅持，都不應放棄。

編輯：陸南才　網編：陳家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