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思想文化长廊：希腊：欧洲文化永不磨灭的光辉第4：希腊城邦的政治运作与梭伦改革
亚里士多德断言”人是政治的动物,天生适合生活在城邦中.”这就把人独具的政治特性与城邦生活联系在一起了。雅典公民的生活离不开政治，柏拉图甚至认为人的良好的道德生活就是良好的政治生活。
问：政治一事是由希腊开始。
答：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是希腊人的创造。它实质上就是城邦的治理方式。在希腊，政治（Politika)一词就来自城邦（polis)。英国希腊史家芬利断言：”希腊人完成了根本性的一步，他们把权力植根于城邦乃至共同体本身之内，并且通过公开辩论最终以投票计数的方式来决策。这即是政治。”那么雅典的政治制度是怎样一个结构呢？首先它的最高权力机构叫做公民大会（Ecclesia),其成员是城邦的全体男性成人.这个机构设立的目的是明确权力归属,即城邦的权力属于城邦公民。这是主权在民的最真实的体现。但我们知道，实际上这个权力只在一部分人手中，因为女性公民不参加公民大会的运作。不过在实际运作中，男人背后的女性无疑对大会的政策走向有相当的影响力。所以我们仍可以说权力属于城邦全体公民。城邦大会所讨论问题的结果以举手表决为准，少数服从多数。公民大会一年十届，每届有四次会议，讨论并决定战争与和平、食品供应、选举高级官员以及对各类案件的终审判决。为了让离市中心较远的公民参会，还曾有参会津贴发放。大会举行地点在市中心广场（Agora)，大会召开期间，公民可以畅所欲言，发表自己的政见。彼此辩论，不受限制。这是政治运作的第一要素，言论自由。柏拉图在《普罗塔哥拉篇》中记述道：“雅典人所议之主题含有政治睿智，会倾听每一个人的见解。因为他们认为所有人都应拥有这一美德，否则便不会有城邦。”可见在古代希腊能够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积极参与政治是一种美德。
问：广场集会动辄千人，如何有效表达意见和表决决议呢？
答：在公民大会之外，还设有500人议事会。当时雅典被划分为十个区，每区要推举50人进入议事会。这个议事会是一个执行机构，它负责拟定公民大会的议程和议题，在公民大会表决之后，大会休会，500人议事会根据公民大会的决议落实各项决定。在执行法律方面，则设有公民法庭，这是一个常设机构，它听取申诉并作出终审判决。最重要的是公民法庭建立了陪审制度，这是西方法制系统延续至今的传统。相较于现在西方民主国家采取的代议制民主，雅典的民主制度是直接民主。也就是说，治国理政的大政方针由城邦中的公民直接决定。但是雅典的实际状况并不那么理想，公民身份平等，但财产却不平等。在雅典由王权向民主制的转移中，旧贵族并没有放弃他们的特权。这个特权表现在他们占有大量的财富，主要是土地。这就和租种土地的佃农发生矛盾。这些佃农被称为六一汉（Hektemoroi),因为他们要把收成的六分之一交给地主.在年成不好或遭遇突发事件时,便被迫借债度日.当时法律允许用自己的人身作抵押品，若无法还债，被抵押者则失去人身自由，成为债务奴。
问： 看来直接民主制也解决不了社会在经济上的不平等。
答：因为财产，土地，租赁关系都是有法律规定的，而雅典城邦要依法治理，若要改变现状必须有新的法律来调整贫富关系，遏制富人为富不仁，贪得无厌，又要给穷人保护自己的可能。这时出现了一位伟大的人物梭伦。公元前594年，他被推举为执政官 。这是由公民大会授权的最高行政首脑。他上台之后就着手改革，取得的成就以“梭伦改革”之名彪炳史册。梭伦出身名门世家，自己也很富有，但他是一个慈悲善良，充满同情心的人，更重要的是他坚信正义的价值高于一切。梭伦嫉恶如仇，他经商很成功，但他并不看重钱财，他写过一首诗：“看那些奸邪小人贪图富贵\吾等是忠义君子务期守贫/美德懿行可获得终身福分/钱财珠宝到末了过眼烟云/。当雅典人推举他担任执政官时，穷人和富人都很愿意。普鲁塔克在《梭伦传》中说：”富人因为他有财产而同意，穷人因为他很诚实而接受。”也有人劝他当一个僭主，以独裁的权力来掌管雅典。但梭伦却坚信只能凭借理性和法律的力量。以梭伦的威望，雅典人授予他全权。于是梭伦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他重新划分雅典的社会等级，将其划分为四级，一是500斗麦级，也就是那些财产超过500斗麦子的人。二是骑士级，拥有财富在500斗麦子与300斗麦子之间，三是牛轭级，拥有财产在300斗麦子与200斗麦子之间，四是日佣级，财产在200斗麦子之下。这种划分的目的在于让富人承担更多税赋。但这种划分也给富人一定特权，那就是只有第一和第二等级的人有权参选执政官。其次，梭伦把雅典划分为四大区，每区的前三个等级可用抽签的方式推举一百人进入议事会。于是议事会的社会阶层面扩大了。梭伦把原先的500人议事会改成400人议事会，使它可以有更广泛的代表性，也精简机构，增加了效率。第三，他让四个阶层的人都有权进入公民大会的公民法庭，这样立法权就在全体公民手中，保证主权在民的原则不变。
问：这种安排似乎是想调和社会冲突。
答：是的。梭伦是一个稳健的政治家，他的主旨是以中庸之道化解冲突，绝不采取激烈的改革举措。他解放债务奴，取消人身抵押，但当下层民众呼吁他重分土地，彻底打破原有所有权格局时他不为所动。他写诗表明自己的主张：“我已将适当的权利给予民众/绝不会故意剥削或纵情泛滥/就是那些富有和高贵的人士/提出忠告在于知耻和守分/执着盾牌我立于两派之间/双方的权利不可以互相侵犯。/而且梭伦以仁慈之心对待法律惩戒，他彻底废除了残暴的德拉科法。这部法律对大小犯罪几乎都一律看待，死刑是最常见的判决，人称“血法”。梭伦立法以罪行轻重量刑，人称“梭伦之法”。他的立法原则一直为后世法律所效法。梭伦是一位哲人式的政治家，所以他位列希腊七贤。传说他在与利底亚国王克劳苏斯见面时，国王问他自己可否算一位幸福的人。梭伦回答称：“世事无常，福祸交降。若人仍在世就想称自己是幸福的人，那如同角斗士仍在厮杀就高呼胜利。人的运道莫测，直到生命终结之前，谁敢妄称幸福。”果然，克劳苏斯败于波斯王居鲁士，被俘处以火刑 , 行刑前，克劳苏斯三次大呼梭伦之名。居鲁士不解，问梭伦是何人，克劳苏斯告知居鲁士梭伦对他的教诲，未死之前，莫谈幸福，命运叵测，人只需感恩当下，敬畏神明。居鲁士闻听此言，竟赦免了克劳苏斯的死刑。普鲁塔克断言说：“梭伦救了一位国王的性命又教诲了另一个国王。”梭伦卸任后，庇西斯特拉图在雅典实行僭主政治，梭伦号召雅典人起身反抗暴政。雅典人怯懦猥琐，忙着去逢迎暴君。梭伦慨叹：“暴政未成之时就要阻挡，暴政已成，推翻就更为困难。”然后他回到家中，搬出武器放在门口，坐下说：“我已尽到了本份，保卫国家和法律。剩下的事，要不要做奴隶，就看你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