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就是“你给我英文，我给你中文”？香港翻译“泥水匠”十五年见闻录
AI时代是翻译的黄昏？那当商务客机由人手驾驶转移至自动驾驶，飞机师们失业了吗？
“你好，请问你是应征翻译助理吗？可以星期日早上到火炭笔试和面试吗？”记得在15年前收到电话的第一刻，还在想，星期日？什么怪东西？
一位读了半年大学就辍学的小伙，一份劳工处招聘简介，一个火炭工业区小单位，一场摸不着头脑的星期日面试。
按下门铃，打开大门。一个不足300呎的写字楼，四个角落四张工作枱四部文书电脑，一台有列印功能的电话传真机，一排装满文件和字典啲字半身矮柜——还记得有一本是陆谷孙的《英汉大辞典》，一本我在六年后才开始用上的字典。
经过一场似懂非懂的翻译笔试，姗姗来迟的老板把文稿画得体无完肤，以为没戏，可是一轮来回之后，却即场问我什么时候可以上班，由最低职位开始。
那年19岁，对翻译一无所知。从没接受正统学院训练的我，最终却待在这个行业15年，当过翻译经理，翻译供应商管理，后来在语文服务企业（Language Service Provider，LSP）任职风险合规（Risk & Compliance）主管。
“什么是翻译？”“翻译也有合规？”“AI会取代翻译行业吗？”我在行业下游而上，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或会为你带来不一样的答案……
“时间红利”——把握新人入行时的高工时、低人工
香港的翻译行业，无处不在，却又不甚显眼。
作为世界上少有以汉语及英语同时作为法定语言的地域（另一为新加坡），历史遗留的土壤，背靠中国面向世界，再加上区内金融枢纽地位，翻译绝对是香港能一展所长的产业。
可是在Google搜寻香港翻译行业，除了中小型翻译社广告、院校招生鳝稿等，就鲜有资料详述行业生态。政府或学界也似乎没有恒常数据量度香港翻译业概况。
据我前线观察所得，香港本地实务翻译业（翻译专业服务，不计传媒出版），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金融翻译、公用翻译，以及语文服务商（LSP）。
香港的金融翻译业，就是本地资本市场的延伸，围绕香港2600间上市公司披露法规而衍生的专业服务。上市公司的披露文件，如上市章程、股东通函公告、年报等等，其制作和发布流程大多由财经印刷商（financial printer）外包“一条龙”处理，整个行业流量非常巨大，而翻译服务占其中很大一部分，且成本少而利钱高，可说是财经印刷当中的金蛋。
香港本地金融翻译社就是金融印刷行业的外包服务，当翻译就是守在律师、核数师、公司秘书等人之后，上市公司方在原文定稿批改，翻译就在译文同步修订——行内称为“追稿”，非常生动贴切。联交所规定，所有披露文件必须双语同步上载，翻译可说是公告流程的最终守门人。而由于上市公司延迟发布财报等，有可能导致停牌；在公开招股项目，翻译更会影响联交所审批时间表，因此金融翻译没有一刻不与时间竞赛。在机器翻译前的年代，金融翻译的市场进入门槛极高，这也令其行业位置自成一格。
香港政府以中英双语作为官方语言，公用翻译自然成为翻译业界另一流量来源。公务员事务局辖下法定语文事务部是香港最大的语文服务机构，语文服务运作规模甚大，2024年共聘有501位法定语文主任，并有75名缮校员。除了公务员团队，公务员事务局同时会聘请外判翻译公司或特约翻译员，协助各政府部门工作，形成相当大型的供应炼生态。
来自法庭和律师行的法律文件翻译也可以纳入在公用翻译一类。但由于律师事务所大多已有内聘人员负责双语文档，因此市场较少见到专门于法律翻译的译社。
公用翻译的特点就是稳定，只要主理人功夫不差，配以合理人资调动，轻装上阵，经营总不成大问题，这也侧面解释为何本地翻译社以中小企主导。
无论是金融翻译与公用翻译，本地中小型翻译社皆聚焦吸纳客户既有流量，很少有专门的营销部门，通常就是一两位资深“老行专”插旗立寨，在本地政商社群建立口碑，累积客户，聚沙成塔。他们主要的盈利方式是来自训练新人所得的“时间红利”，把握新人入行时的高工时、低人工。这套流水作业逻辑似曾相识，无非就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代工生产的一套，最大的分别只是生产线由工人变成译员。
过去十几年北水南下，是内地企业来港上市的黄金时代，本地不少中小型财经印刷商乘势而起，也顺带令翻译界商机处处。但近年IPO市场冰封，缺少最高毛利的翻译专案，令“时间红利”这一套商业模式渐见失效，非常影响财经印刷以及翻译业的前景。随著技术进步，内地公司逐渐习惯香港金融运作和繁体中文公布规格，大湾区翻译公司纷纷南下，以二三线城市人才组班跨境运作，利用地域成本优势招商。而不少中型财经印刷商，亦陆续将翻译生产线北移。
范式转移，行业转以节流为本，为香港本土业界带来前所未有的剧变……
2009年，翻译第一课：土法炼钢，偷空脉络
金融翻译及公用翻译，也是我15年前入行的起点。
我的故事跟读者所想的，又或是院校和媒介所歌颂的“专业”，落差不少。我完全没有正规学术训练，纯粹合师父眼缘而入行当学徒当个翻译工，拾级而上已是后话了，跟文字浪漫大概没什么关系。
早些年还在翻译社，我常跟同业朋辈戏谑说：学同一套文字手艺，总有人成为艺术家雕塑家，亦总有人成为泥水匠水电工；同一套文字功夫，有人成为翻译大家扬名立万，亦有人在翻译工厂快妥当就好。而流到翻译社当写手上的，大多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入行拜师是2009年，师父要求简单直接暴力，就是在一年训练期内满师自立成初级翻译，不行就执包袱走人。受训期间，一星期值班6日，月薪9000港元（还记得当年的最低工资已是时薪$28元……这就是上文所说的“时间红利”）。
时值上市集资盛世，团队每日需要翻译大量文稿，有时接到时间紧急的IPO，甚至要由师父主理夜班团队，全天候营业。即使是学徒，“九九六”可说是基本，在每年三四月的香港市场年报高峰期，甚至会安排凌晨轮流值班，与临时加聘的人员共同追赶进度。
最初的三个月，师父先派我当校对助理，负责在送稿前再三核对文件数字与会计专有名词是否正确无误，以及客户来稿更新是否已在译文妥为处理，确认最新排版没有遗漏。这种“苹果对苹果”的训练，一方面培养校对文件的意识，另一方面透过大量重复速读，熟习金融行业基本措辞。
与此同时，整个金融披露行业正经历数码转型（注：港交所公布资讯的“披露易”平台于2008年上线），文件交付全转为电子档上载。可是当年企业邮箱还是只能传15MB，无法有效处理文件删改流程的庞大流量，于是在繁忙日子，避开网络拥挤，就不免出现几位同事争夺传真机发更新稿的状况，办公室里的复古传真机就是这样用的。
曾经好奇问师父，电子化之前是怎样运作？师父回答简而精：“业绩公告以报纸出稿，印刷稿深夜速递到会议室，会计、律师、翻译、印刷各派代表到场，把握最后时间，放大镜校对改稿，你来我往脏话横飞，凌晨三四签稿完场，第二天早上登报见街。”寥寥数句，张力万钧，老一代金融人写照。
三个月后，在师父指导下，我开始尝试翻译会计报告第一初稿，主要翻译手段就是posting，即把上一年度的报告与今年的会计初稿逐行比对：完全一致者，搬字过纸；稍有不同者，以披露易引擎搜寻相应参考译文；没参考的，绝不能自己做，标注给资深翻译再处理。先是最直观的会计帐目，及后再延伸至其他业务讨论等分节。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尽可能倒模生产，如何多快好省地透过临摹范本做出“不错”译文，就成为一年后合格“转正”的评核条件。
我对金融会计流程认知有限，单纯以临摹转换出所谓“有根有据”的译文，再转交至资深同事校对润稿，同时透过同事定稿回馈，从错误中学习，逐步校正语文转换的手法。这种偷空脉络的训练方式，我可以如婴孩学语一样，预判最合理的语句转换形式，可是却欠缺专门知识，去判断自己所写的内容是否正确。
现在回想，这个模仿修改校正再模仿的流程，与后来科技公司翻译机器所说的“机器学习”，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经历师父硬桥硬马的地狱式训练，加上本身双语能力尚算跟得上，挨过一年之后，我“转正”为初级翻译，翻译程度已与本科毕业入行的同辈旗鼓相当。要挨过金融流程的时限压力与负载并非易事，就以上文posting来说，当年译社要求初级译员一日处理大概30印刷页的内容，算起来也就在6000至8000字上下；没有参考的全新原稿，速度要求则为2000至3000字左右——当年机器翻译仍不成熟，所以全是人手逐字完稿。工时长，工种成就感低，不少新人（尤其是学院进来的）过了一两年就Burnout转行，我非常理解。
我在译社两年，后因重返大学进修，暂别第一段全职翻译生涯，但仍在翻译社和传媒继续兼职实习。及后收到全职邀请，再次重返实务翻译界，是2016年。五年时间，业界改变了什么？
2016年：“再快一点，不如先让Google翻译给我？”
2016年再次入行，并获另一译社获聘任为组长，负责统筹一个三四人的翻译团队。这间翻译社金融和公用项目双轨并行，于是以往的经验就可派上用场。
然而，翻译社风貌已翻天覆地。
2016年，Google推出神经机器翻译（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NMT）作为其主要翻译方案。NMT重写译文语句的能力较以往机制显著提高，大大缩短了免费机翻与人手翻译的距离，而NMT同时具备模组训练能力，可运用巨量网上语料修正翻译方式，因此机翻结果会随年日进化。
换句话说，上面说的练钢手法，机翻突然一下就模仿上来了。是的，人们现在挂在口边的AI，语文行业十年前已遇上……这对于整个译界影响非常深远。
首先，客户可以在免费翻译网站（如谷歌，百度等）轻易获得大致通顺可读的译文。于是不少客户出于降低成本，又或时间不够，索性将初稿自行放到免费软件机翻（资安人员要跳出来砍人啦……），最后阶段才临急临忙让专业翻译社接手校对签稿。
这做法在翻译社角度看，就是计时炸弹。机翻所能做到的，就是透过模仿转换，组成看似通顺妥当的文稿，但机器与上文的学师制相似，同样无法判断文稿是否正确——未经专门校对，不时会有不显眼但致命的误译。
另外，机器翻译普及，难免改变客户方的观念，企业客户认为翻译垂手可得，对“守门人”要求愈加严苛。这个时期，我由上游销售听到最多的是“客户说想提前收稿，可否机翻快快校对一下就先发过来？”又或是“这100页文件，客户想两天后收到初稿送交港交所，机翻可以吗？”一类令人啼笑皆非的请求。不答应吗？只要另外有翻译社说可以，客户以后就要易手了……
现在回想这个时期，机器翻译不可怕，毕竟工具总会推陈出新。然而，上游徒以工具为手段，实质割喉抢客，再利用上下游权力不平等压榨专业，才是整个翻译行业被AI冲散的主因。
流程质变压缩时限，无法再稳定作业，亦令培训本地翻译新晋异常困难，毕竟“练钢”转换部分可由机翻完成，译员就难以和我当年一样“由最低学起”，而香港新人入职月薪，已可在深圳广州招聘资深翻译，培训晋升本地新人的诱因大减。
终于两年之后，在多次“化腐朽为神奇”的工作表现之后，加上2017-18年正值IPO盛世，业界渴求有能力管理生产线的人才，我幸运获晋升为翻译经理，同时考获国际专业资格，但投资方后来议决将生产线北移。我无意北上，最终我在金融翻译的日子踏入尾声，转为自由译员。
直至半年后，我收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电话。
2020年代：步入上游，见到翻译的外延
有一间当时快速冒起的初创公司，将自己定义为语文服务供应商（Language Service Provider，LSP），希望将业务由基石客户拓展至整个香港金融行业，需要招募具备本地脉胳的资深人员，建立财经翻译流程和供应商网络。
于是，我花了整整一个月，基本了解LSP的运作逻辑。一次Coffee meeting，令我得以跳出翻译社的框架，各上游世界出发……
什么是LSP？根据市场研究公司Nimdzi最新报告，全球语言服务业于2023年的市场总额为679亿美元，当中亚洲区营业额占全球总值约12.2%。在全球头100大LSP中，有八间来自大中华地区；全球排名头十的LSP，大多在香港设有主要业务办公室。说到区内巨头，台湾的PTSGI年收约3.53亿美元，位列世界第九；中国大陆排名第一的是GienTech，年收约为2.41亿美元。
语文服务供应商的营运逻辑，与上半部金融翻译与公用翻译社大相迳庭。语文服务供应商着眼上游买方需求，将翻译服务定义为一项方案投资，发掘语文服务的商业价值，尝试回答以下三条基本问题：
首先，为何客户需要翻译？这涉及翻译为客户端产生的商业价值。对某些行业，翻译是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必要门槛（如制药，金融等）；有些业务，本身不一定需要翻译，但翻译却能大幅提升用户体验，属于企业市场策略的一部份（如差旅会展业，应用程式等）；而有一类企业仍未发掘到翻译需要，但由于新科技发展，观念改变，他们愿意投入资金开发语文相关事务，这些公司是最大蓝海。
广义来看，前文所述的金融印刷商也可以算是LSP的一种，承接在港上市公司的监管翻译需求。但LSP与金融印刷商最大不同，在于辨识客户。LSP需要深入理解客户的要求，厘定策略，判断有利可图的商机，再研发服务与产品配合市场需要，这与金融印刷商的定位截然不同。简化一万倍来说，LSP是整合和建构上游语言服务需求的买家，而金融印刷商和本地翻译社则是消化需求的下游厂家。
这个定位就不免会牵出第二个问题：为何企业不自立翻译部门而选择LSP？任何有一定规模的企业，都能设立自己的语文部门，中央处理集团的语文需要。如何说服大型企业中高层决策者，LSP是更好的选择，就需要建构一套有效的storytelling。例如LSP有更全面的供应链，可以满足企业跨市场及多语种的即时需要，省却内部采购的繁琐程序；又例如LSP在某些行业的专门经验，可以为企业度身订造方案流程，更有效地掌控翻译品质控制；更进取的LSP，更会把自家公司定义为科投企业，务求将旗下语文科技引进企业客户，为企业提高翻译生产力，最终将整套方案回卖（exit）予企业内部使用。
就以最近热门的Large Language Model（LLM）为例，如何建立有效的提示（Prompt）和训练模式（training mechanism），将GenAI应用至不同市场，就少不了需要LSP的引导和培训。
最后，客户如何在翻译服务中实现ROI（Return of investment，投资报酬率）？由于LSP属于商业代理人（Business Agency）角色，因此如何与客户沟通，定期汇报方案应用后的实现价值（倒如成本控制、数据建立、文件流量等等），建立客户信任，就成为留住客户的关键。
再往行业最上游发展，在国际商贸领域，一些商业巨头需要向各地不同政府机关呈交监管文件（例如药品要在一国注册上市，就要将文件翻译成当地语言后一并呈交；各项专利注册文件亦有类似要求）。如何达成有效管控标准流程、事故稽查、供应商管理、资安、审核纪录等等，以遵从监管规定，就成了这类企业至关重要的ROI。LSP针对这些企业提供合乎法规框架的语文服务，衍生出相应的质控合规（Quality & Compliance）职系。
这是我在LSP的起点：当年那间新创LSP，希望将业务拓展至金融服务界，期间遇上不少客户（尤其是投行）查询内部质控（Quality Assurance）体系流程，意识到建立翻译质管部门可带动实质业务发展，于是决定在本地物色人材，也就有了那次coffee meeting的相遇。
上游启示录：“可唔可以话我知你地做紧咩？”
由下游工厂转型到LSP组建全新质控部门，我的角色就是以语言专才角度出发，为销售与专案团队理顺客户专案。销售负责发掘需求、确立客户需要，项目经理负责成本控制、日程管理、供应商协商等等，但这些环节均需要对“翻译服务”有认知基础，在中小型LSP来说，质控就是为团队输入相关知识的军师。
面对客户，我需要清楚解释翻译流程标准，质量保证等等，回应“楼下老王收我五毫，为何你们可以收一元”等一类菜市场式问题，同时建议合适的翻译流程；面对销售，我需要让他们了解翻译有其根本限制，管理客户期望；面对专案经理，我需要帮忙判断专案潜在风险，指导他们如何与翻译员及客户有效沟通，又或引荐可靠译员等等。同时，我也要站在译员的角度，充当“另类翻译”，让LSP理解到翻译员面对的困难等等。质控部门就是让各生产部门可以有效流动，一步步定立内部架构的支援部门。
另一方面，成立质控部门亦意味公司所有流程有据可考，因此能通过大型客户的采购批核流程。而在一些专门行业，批核流程亦包含监管合规（Regulatory Compliance）的元素，因此大型LSP会发展出服务专门行业的合规团队。
除了一般工作外，当年接手的一大项目，是研究“机翻后编”（Machine Translation Post Editing，MTPE）在不同企业的可能应用，向管理层提交一份白皮书建议商业策略。我当年与客户、译员等深入交流，发现以LSP视角看机翻十分有趣，亦回答到“机翻可否取代”人手翻译的问题。
机翻与否，本质是有关ROI（投资报酬率）的讨论，涉及几个重要元素：机翻表现、译文用途、风控、资安与资源。
机翻表现：LSP需要客观检示个别机械的表现，设计品质测试，探讨机翻是否能有效减少客户翻译时间。机翻表现与语种及文件类型息息相关，亦取决于原文的写作方式。最近LLM等新技术，对翻译业界并非翻天覆地的变化，最多就是工具升级而已。
用途与风控：简而言之，如企业只需一份内部使用概约初稿，那机翻非常有效（由内部人员稍作校对即可传阅）。若是须公开发布的资料，则至少须由一专业人员校定稿。而若是高风险文件（如上市公布，法律文件等等），则建议仍须至少由两位合资格译员校对作实。简而言之，风险愈高，容错愈低，则机翻的功效就愈少。
资安：如文件涉及敏感资料，就需要将其管控在一个封闭加密的引擎环境，但这亦意味著企业需支付架设环境的成本。另一方面，机械模组的运用（尤其是GenAI引擎）往往涉及内容版权争议，如何避免违反版权法规，会是所有客户未来要面对的问题。
资源：要将一位专业翻译转换成机翻后编辑，不论在收费、技术，以及工作流程方面都要重新定位。但过往由于一些人以AI之名行“杀鸡取卵”欺上瞒下之实（上面金融翻译的不合理要求就是好例子），不少译员已不愿再买单参与机翻后编辑（我就试过因为机翻项目而被资深译员写好几百字过来大骂一翻），或索性转行。因此，LSP的AI人员招募培训远比外人所想复杂，亦是LSP之间展现能力的分水岭。
所以说机翻会取代专业翻译吗？在这里想借用一个行内前辈的比喻：想当年，商务客机由人手驾驶转移至自动驾驶，那时候很多人问，飞机师会否从此失业？数十年后的今天，整个航空业因为自动驾驶普及而爆炸性增长，飞机师职位数量不减反增，这代表什么？
在LSP数年，我相信AI与翻译业界的互动，也可如此注释。客户在意的，是以合理成本如期获得可靠的翻译品质，这是AI无法动摇的根本。我认为不论是上游客户，以至下游业界，应对科技更迭，逼切需要一套有效而中肯的策略。上游客户要知道专业翻译物有所值以及他们可实际运用的选项，而下游业界则需要一套公平合理的转型过程。“可唔可以话我知你地做紧咩？”（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们在干嘛？）不只是商业说词，而是未再数年的整合关键。
翻译机器与人类专业并非零和关系
毋庸置疑，翻译已由过往专业服务摇身一变，成为科技行业的一环，加上AI推波助澜，语文服务将可能成为国际商贸兴起最快的几个行业之一。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未来几年将有海量企业投身AI应用，衍生适合翻译员的崭新工种。那除了传统汉英翻译训练以外，我们能否适时培养合适的营运和专门人才，连接世界未来发展？又有没有可能，我们将不同地方的专业社群连结，形成跨时区的华文语文服务体系？
不少大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亚洲总部仍设于在港，因此在上游方面的往来依然十分活跃。中期来说，香港仍是亚洲非常重要的LSP腹地。待大中华金融市场复苏，中国企业重新走出去，翻译业界就有反弹的可能。而如何运用最新科技，提高翻译生产力，四两拨千斤，则会决定复苏到来时，谁可以在地域竞争中夺为而出，成为最终赢家。
说到底，翻译从来不只是静态的语言转换，而是顺应世界变化、以语言为基础的“跨界通行证”。译界前辈曾道：“没有翻译，就没有基督教。”同理，在网路世代，文化交流光速频繁的今天，翻译绝不可能会步入黄昏。翻译机器的出现，实际上只是因应翻译需求远超供应而衍生的产物而已，与人类专业并非零和关系。经历去芜存菁以后，我们就会看到业界重生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