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克尔的《自由》与她的德国时代：执政十六年，德国如今丧失了自己的方向？
德国的安全依赖美国，能源依赖俄罗斯，出口市场依赖中国。在新的地缘政治现实中，德国从曾经的左右逢源逐渐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
2024年11月底，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发布了她的自传《自由》，引发了德国公众的热议。此时发布自传，与德国政坛和欧洲局势的动荡形成了强烈呼应。当月初，现任首相舒尔茨解雇自民党籍财长林德纳，宣告执政的红绿灯联盟破裂。朝野经过一轮拉锯，决定在明年年初进行改选。
与此同时，特朗普的再次当选，让孤立主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北约头上；俄乌战线告急，迟到的弹道导弹也无法弥补师老兵疲的劣势；欧洲经济近乎停滞，大众工厂大规模罢工，产业界在中国廉价电动车的冲击和美国关税预期的夹击中焦头烂额。极右翼的另类选择党首次推出本党的总理候选人，冷战后奠定的政治版图很可能迎来一次洗牌。鉴于以上种种，也难怪今年年中，曾希望在默克尔卸任后扛起欧洲大旗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年中的一次演讲中喊出了那句震撼人心的话：“我们的欧洲濒临死亡。”
面对如此动荡的局势，德国人自然难免想起已卸任三年的默克尔。在她治下的十六年里，德国和欧洲尽管历经颠簸，却始终昂首向前，从未陷入如今这般深刻的自我怀疑。有人怀念她的稳健，有人敬仰她的付出，也有人将她视为当下乱局的始作俑者。他们都想从这位冷战后德国的长期掌舵人身上找到进一步论据。
默克尔在全书开篇说：“我们（政客）常常回避问题，用冗长的语句填充时间，以避免面对进一步的尖锐问题，或者使用空洞的套话而不是清晰易懂的句子……他们话说得很多，却传达的信息很少。”至少默克尔不是这样，她一向以寡言著称。这本书的内容几乎没有让任何一种期待如愿以偿。它既不满足怀旧者的想象，也未能为批评者提供新的弹药。该书不仅捍卫了她在任期间的大部分施政决定，更是几乎没有提供任何新鲜出炉的独家材料。对此，她本人的说辞是，如果事后居然曝光了很多额外的内幕，那就意味着自己当年在欺骗德国人民。这让人想起她那标志性的菱形手势，外柔内刚，引而不发。
再见列宁！
放眼整个近现代德国史，默克尔的执政时间仅次于两位德国统一的推手，铁血宰相俾斯麦和“统一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这本长达七百页的自传中，仅有四百页记录了她的总理任期，这让一些德国时政评论员颇有微词。然而，这样的篇幅分配实际上非常合理。默克尔如今七十岁。1989年，两德统一进程开启之际，她步入政坛，时年三十五岁。她的人生有整整一半时间生活在铁幕的另一边。这段成长经历不仅塑造了她的行事风格，也使她在以西德人为主导的德国政坛上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存在。作为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第15选区的议员，她从未试图隐瞒这段经历，但也尽量避免给政敌和小报留下攻击的口实。如今她已是一位退休赋闲的老人，铁幕另一边生活也不涉及政府机密或在职人物，自然构成了默克尔回顾其一生功绩的出发点。
在食分三色、人分五等的民主德国，默克尔的出身对其个人性格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她的父亲霍斯特·卡斯纳（Horst Kasner）是一位路德宗牧师，出于使命感来到东德传教。在推崇无神论的社会主义阵营中，这种身份的敏感性可想而知。默克尔的母亲因此无法继续从事语言教育工作，只能回归传统的相夫教子，而默克尔的职业选择也因此受到严重影响。尽管成绩优异，但默克尔回忆道：“与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相比，我作为牧师的女儿，不可能在心理评估中获得最高评级‘特别适合’。在竞争激烈的专业中，只有获得最高评级的学生才能被录取，因为学位数量非常有限。“于是，她另辟蹊径，选择了对女性学生需求迫切的物理专业。“即使在东德，事实也是无法被完全扭曲的。二加二等于四，这样我可以不受束缚地谈论我学到的新知识。”虽然默克尔从未表达过物理专业是迫于生计，但柏林墙倒塌后她迅速转向政治，显然是摆脱了红色血统论对人生自由的束缚。
虽然从她选择自然科学多少有些权宜之计，但她对意识形态教育的厌恶确实散见于该书多处。在就读高中期间，她所在的12b班遭遇了一次无妄之灾。当时，班级成员正忙于毕业考试，无暇参加学校组织的文化节文艺汇演，结果却遭到了校方通过扬声器公开批评，称他们“懒惰”“没有责任感”。出于集体荣誉感，她们选择德国诗人克里斯蒂安·摩根施特恩（Christian Morgenstern）的讽刺诗《莫普斯的生活》（Mopsenleben）进行诗朗诵。默克尔迅速从家里带来了诗集，同学们在短时间内完成了排练，最终表演赢得了出人意料的好评。可是相比懒惰，社会主义的各级领导更敌视对权威的挑战。学校不仅召开了教师和家长会议试图孤立他们的班级，还扬言将这种“反叛行为”记录在档案中。默克尔险些在档案中留下黑材料，让一向谨言慎行的母亲忍不住训斥她。最终，还是她的父亲通过教会的关系帮她摆平了这场风波，她才得以平安进入大学。
虽然大学生涯的经历在书中没有占太多笔墨，但默克尔却没有忘记嘲讽思想政治专业的学生是一帮酒囊饭袋。加入研究所从事科研之后，她同样对频繁的政治学习感到厌烦。她不无骄傲地提到，在一次政治学习中，她的论文未获高分，因为“她的农村出身让她对农民的政治觉悟有了过高评价”。到她执政之后，还有记者试图翻出这份论文。
当然，对于生活在东德的人来说，国家的分裂无疑是最深的创伤。默克尔声称，她还记得七岁时的历史现场：“1961年8月13日，星期天，柏林墙开始修建，穿过了整个柏林。我父亲那天正常主持了一个礼拜，我也在场。这件事我永远不会忘记。到处都是赤裸裸的震惊，人们在哭泣。”她补充道：“我的母亲绝望了……我父亲也十分沮丧……他的出生地被一道墙隔开了。不仅是柏林，整个国家都被分裂了。”这一分裂的冲击使她更加内敛、克制，也塑造了她独树一帜的审美和品味。
她坦言，自己日后对彩色服饰的偏爱，正是对童年物质匮乏的一种反叛：“东德官方对我来说就是品味的化身——一种乏味的品味。总是用仿制品代替真正的天然材料，从来没有令人愉悦的颜色。”那时，她和同龄人被要求穿着统一的自由德国青年团（Freie Deutsche Jugend）制服，那是一件丑陋的衬衫搭配棕色风衣和裙子。她也和同龄人一样，将裙子剪得更短——这样体现默克尔少女心性中跳脱的一面的细节着实不多见。默克尔还能时不时收到来自西德亲戚的包裹，她回忆道：“我们打开时立刻能感受到那种味道，并会说，这闻起来像西德的味道。”她解释，这指的是优质香皂或芳香咖啡的气息。相比之下，“东德的气味则充满了清洁剂、地板蜡和松节油的味道。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这种气味。”
东德的匮乏渗透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有一段典型的柏林故事。1981年5月，离婚不久的默克尔听说了一处房屋空置的消息。周日下午，她用电钻打开门锁，更换了新锁，将空屋据为己有。尽管房管员试图将这间房屋留给自己的亲戚，默克尔通过一番冷静而巧妙的沟通，不仅成功说服警察，也合法化了自己的居住权。多年后，她不无骄傲地回忆起这段经历，称之为生活智慧的体现。看过电影《再见列宁！》的读者或许能理解当时的时代氛围。由于大量东德居民试图逃往西德，空置的房屋常常成为争夺的对象。住房短缺和行政管理的混乱，使得占据空屋的行为既冒险又无奈，当局也默许了这种占据空屋的行为。柏林墙倒塌后不久，默克尔参加了一次私人聚会，意外发现在场的东德人对未来感到忧虑。他们担心被消费主义侵蚀。默克尔对此感到不可理喻。在她看来，自由拥有无可取代的价值，而这段占据空屋的经历，不仅展现了她对自由的向往，也体现了她拥抱自由时的果敢与灵活。
“我们能做到”
对制造和经历深重历史苦难后的德意志民族来说，柏林墙倒塌是巨大的机遇。而对于和国家同步转轨的默克尔来说也是如此。她在德国统一后十年间，从一个离职的物理研究员，一跃成为德国总理的竞逐者。这段经历对她的职业生涯是决定性的，但也是本书最令人遗憾的部分。
她的职业生涯中有几个公认的关键节点。首先是1990年默克尔竞选议员，意外反超吕根岛的代表。当时，她作为东德新生代政治人物在政治新星的光环下成功突围，这是她踏入联邦政治的第一步。其次是在德国统一初期，她得到时任总理科尔的赏识，被提拔为妇女青年部长，随后成为环境部长。在这些职位上，她展现出务实冷静的行政风格，为她的政治声望奠定了基础。最后，在科尔因受贿丑闻陷入困境时，她果断与科尔决裂，通过一篇《法兰克福汇报》的公开信成功削弱科尔对本党的拖累，并迅速完成了对基民盟（CDU）的重新整合，成为德国政坛的重要一极，从此开始冲刺总理大位。
然而，如默克尔另一本传记的作者拉尔夫·博尔曼（Ralph Bollmann）所说，这些戏剧性的关键节点在本书中几乎没有提供任何新的细节。尤其是她与赫尔穆特·科尔的分合过程，本就是就是年代德国政坛最充满张力的政治大戏，却被默克尔处理得过于平淡，像是所有事件的发生都是自然而然的结果。这种叙述风格可能体现了默克尔一贯的低调和克制，但也使得书中许多重要转折显得缺乏生气。尤其是她在科尔受贿丑闻中的立场转变，本可以为读者揭示更多幕后细节，例如她如何权衡忠诚与政治前途，如何在一个男性主导的党派中争取支持，甚至是如何应对来自党内和舆论的压力。但默克尔对这一切几乎一笔带过，只留下对外界观察和猜测的空间。这种冷静甚至疏离的叙述方式，虽然符合她的政治风格，却难以满足读者对政坛内幕的好奇心。
自由从来不是免费的，即使柏林墙已经倒塌。两德统一是通过谈判实现的，但在国力和民心的悬殊差距下，这场由西德主导的谈判并非平等对话。普通东德人对权力更替充满失落感，而默克尔政治生涯早期充斥着这种被剥夺感。例如，她初入政坛时所在的民主觉醒党被基民盟兼并。对此，她回忆道：“我们为党的独立性举行了告别仪式，但情感上难以接受。更糟糕的是，一位来自西德的顾问试图教导我们‘三分之二’的多数原则，这让我们感到被当成无知小孩对待。我愤怒地抱怨：‘在东德，我们也懂得两加二等于四的道理！’”会议最终以勉强通过的心态收尾，却难掩东德人与西德人之间的鸿沟。同样的挫折感在她拯救东德造船厂问题时再度显现。她曾向特罗恩基金会负责人直言不讳地表达不满，批评那些刚毕业的西德法学专业学生以傲慢态度处理东德企业事务，完全忽视当地复杂性。这位负责人耐心倾听并承诺改进，但显然，这种妥协与调和只是巨变中的一隅。这段历史展现了东德人在统一过程中的被动地位，没有人能够完全改变当时的不平等权力格局。
但也正因如此，默克尔深谙在不对等的谈判中如何守住底线和同理心，进一步塑造了她日后务实、克制的政治风格。“我是坐着高级轿车来的，却什么都带不来。……我暗自发誓，不做任何我无法兑现的承诺。失望已经够多了。我也尽量不让自己陷入指责那些不在场的波恩官员的诱惑中。我决定无论身处何地，都要始终如一地说同样的话。”
默克尔性格中的坚毅之处在于，这份苦涩经历并未让她变得愤世嫉俗，反而成为她的力量源泉。东德出身和女性身份虽然会招致偏见和误解，却也是重要的政治砝码。科尔对她的提拔无疑起到了关键作用，但从冷静的政治分析来看，她能一跃成为联邦政府部长，与这两重身份的加持密不可分。统一后的德国显然需要来自东德的部长来彰显整合的象征意义，而默克尔作为初入政坛的新手政客，看起来也“人畜无害”，对党内其他资深人士构不成威胁。但就是在从相对边缘的位置开始，默克尔在科尔政府的框架下逐渐塑造自己独特的政治风格，并通过卓越的行政能力从“东德的象征性人物”转型为全德范围内的有力竞争者。可以看出，她对担任部长期间的业绩颇为自豪，也确实值得骄傲。作为妇女和青年事务部长，她推动了《儿童和青少年福利法》的修订工作，为德国的青少年保护体系奠定了更为完善的法律基础。此外，她还积极推动女性在职场中的平等权利，这在当时的德国政治氛围中颇具突破性。而在担任环境部长期间，她更以出色的谈判能力闻名，特别是在1995年主持柏林气候大会时，她成功在国际上为德国树立了环保先锋的形象，并进一步推动气候保护进入全球议程。
在为推广新书接受《明镜周刊》的专访中，默克尔被问及如何看待刚刚引发德国政坛洗牌的“宫斗戏”。当月初，在任总理朔尔茨宣布解散红绿灯联盟时，尖锐地批评联盟伙伴林德纳“心胸狭隘”，背信弃义。林德纳则反击称，朔尔茨试图强迫他违背就职誓言。对此，默克尔用一句风趣的“男人啊！”加以回应。在她看来，双方都把问题过于个人化，这种情绪化的宣泄显然与她一贯的政治逻辑和处事哲学背道而驰。
如前所述，默克尔的沉默寡言，部分源于她的东德出身。然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与她在政坛早期因女性身份而被忽视的经历密切相关。她在书中提到了一次经历：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她与经济部长京特·雷克斯罗特（Günter Rexrodt）共同出席，由于雷克斯罗特比她高出一个头，他站在她身后却能轻松“越过她的头顶”发言，夺走了媒体的注意力。这一事件让默克尔意识到男性在身高和低沉嗓音上的优势。1991年，她因腿部骨折住院，害怕使用拐杖时穿裙子或套装会影响公众形象。来自友党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联盟（CSU）的米哈埃拉·盖格尔（Michaela Geiger）建议她直接穿裤装，“别把事情想的太复杂”。这一建议不仅帮助默克尔克服了顾虑，也见证了她在男性主导的政治环境中逐步适应、调整并展现自我。
从小时候起，东德居民就担心苏联士兵会骚扰或侵犯本国女性。等到进入所谓自由主义政体后，来自女性身份的不安全感并没有太大改观。提拔赏识她的科尔出于一种老白男的不自知称她为“小姑娘”，也让“科尔的小姑娘”（Kohls Mädchen）这个称号伴随了她很长时间，显然不是出于尊重，甚至有男性群体对她的容貌进行恶意攻击。然而，在另一面，作为女性政治家的一位代表性人物，默克尔也承载了更进步的女性群体的期待。“默克尔”本身就是她第一任丈夫的夫姓。而在德语中，人称的性别就是能体现出时代进步的轨迹。她写道：“我还准备了我的第一份个人宣传单，上面写着“您的直选候选人”。如果是今天，我当然会写“您的直选女候选人”，但当时的语言习惯还停留在东德时期，仍然使用男性形式。此外，在谈及我的职业时，我也几乎总是回答自己是“物理学家（Physiker）”而非“女物理学家（Physikerin）”。现在回想，这种用法对我而言已完全陌生。”
在2017年春季于柏林举行的G20妇女峰会上，默克尔被问及是否认同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她当时的回答相当犹豫，表示自己“不想用这样的羽毛来装饰自己”。她是德国首位女总理，却也是中右派政党的党魁。由于党内保守派对她作为离婚女性与伴侣共同生活的批评，她推迟了与第二任丈夫约阿希姆·绍尔（Joachim Sauer）的婚期。为了避免被解读为为了职业生涯的需要而结婚，她和绍尔决定等到基民盟成为反对党时才步入婚姻殿堂。最终，他们在1998年12月30日结婚，并通过《法兰克福汇报》的一则小广告向公众公布了这一消息。这个选择看起来像反抗，更像一种妥协。
女性身份是她在这本书中少有得到系统反思的一个母题。而在相应章节的结尾，她像在2021年9月13日与尼日利亚女权主义作家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奇（Chimamanda Ngozi Adichie）的对谈时一样，终于肯定地回答到：“我是一位女性主义者，但是以我自己的方式。”
服务德国/领导德国
俄乌战争爆发后，对安格拉·默克尔政治遗产的讨论早已升温。随着自传《自由》的全球发布，讨论不再局限于德国或欧洲范围。仅仅一周后，12月2日，默克尔与前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在华盛顿共同出席了新书推介活动。在这场座无虚席的对谈中，两位领导人回顾了各自的政治经历以及面对危机时的抉择。一些评论者也认为，默克尔的回忆录在立意上效法了奥巴马的《应许之地》。作为打破传统政治界限的领导者，他们的人生轨迹确实存在相似和相交：奥巴马是首位有色人种担任美国总统，而默克尔则是东德出身的第一位女性德国总理。在两人长期重叠的任期内，他们都将精力投入到处理2008年金融危机的余波中，推动了欧美在经济复苏和全球稳定方面的合作。德国媒体《明镜》在专访中还提到，默克尔的亲信伊娃·克里斯蒂安森（Eva Christiansen）正在考察奥巴马基金会的运作模式。记者甚至半开玩笑地问道，默克尔是否会把新书的版税用于推动类似的项目。
默克尔的回答虽然简洁，却也恰好暗合欧洲的现状。她坦言：“我不可能像奥巴马那样筹集到巨额资金。”事实上，尽管美国政治在极化间拉扯摆荡，但北美市场对全球人才和资本的虹吸效应依然强劲。如果这种趋势持续，欧美之间的经济差距可能会大于欧洲与全球南方之间的差距。默克尔备受争议的第一项遗产，正是2009年纳入德国《基本法》的“债务刹车”（Schuldenbremse）政策。该政策旨在限制联邦和州政府的财政赤字，规定联邦政府的新增结构性赤字不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0.35%，而州政府则被完全禁止通过新贷款为预算融资。这一举措的初衷是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财政冲击，展现了德国式的严谨与财政纪律。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一政策的僵化性弊端逐渐显现。“债务刹车”将赤字控制宪法化，削弱了未来政府根据经济情势灵活调整财政政策的能力。严格的债务上限不仅抑制了基础设施、教育和技术创新等领域的长期公共投资，更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时期显得捉襟见肘。甚至连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支持力度也因此受到影响。德国老化的基础设施成为这一政策影响的直接佐证。以德铁为例，这家曾经引以为傲的铁路公司如今却因服务落后、按时迟到而成为全民调侃的对象。此外，能源转型的进展迟缓也被认为是“债务刹车”政策的后遗症之一。当需要大规模公共投入应对新挑战时，政策的束缚显得尤为突出。尽管这一政策在实施初期提升了德国在国际市场中的信誉，但其长期负面效应也为后默克尔时代的政府带来了深刻的结构性挑战。
疫情暴发后，僵化的财政纪律大大拖累了德国政府应对紧急情况的能力。特别是在欧洲能源供应受限引发的危机下，德国不得不绕开“债务刹车”政策，通过“影子预算”或特殊基金来填补紧急支出的缺口。继任总理舒尔茨利用疫情期间“债务刹车”暂停的四年窗口期，将600亿欧元的举债特权转移至预算外的专项能源基金，以期获得财政上的转圜余地。可是，欧洲投资冻结，经济增长连年归零，还有前文提到红绿灯执政联盟在11月的彻底破裂，舒尔茨与财政部长林德纳相互攻讦，这一切都伏脉于此，并不只是男人们好勇斗狠。
默克尔在书中为这一政策的初衷进行了辩护，强调这一政策为德国应对金融危机后的长期稳定提供了保障。然而，她也在柏林的新书发布会上坦承，当下的德国面临气候变化、能源转型和经济停滞等多重挑战，转而呼吁悬置现有的债务天花板，并强调需要新的财政工具为未来投资创造空间，以至于现场的评论员认为两小时的发布会比七百页的新书更有收获。但问题恰恰在于，默克尔当初通过宪法而非灵活的财政工具设立“债务刹车”，将修改财政纪律的政治门槛拉到了较高水平。相比之下，当年依赖欧盟救助的西班牙等国抓住了疫情后的复苏契机，通过扩大公共支出和灵活的赤字管理政策实现了相对较好的经济数据。
除了国内政治，默克尔也为德国的国际形象付出了巨大努力。尽管冷静内敛，但从她1995年主持柏林气候大会开始，她就展现出卓越的外交协调能力，更擅长在复杂的国际局势间斡旋。这本回忆录的大量篇幅记录了她在各个国际机构和峰会中的活动，堪称一部十六年来大国政治家的点将录。不少读者抱怨书中形象细节有限，也缺乏立体感，但很少有人否认，默克尔是一位老练且勤勉的国务活动家。书中充满了她在全球各地来回奔波的记录，例如她在一次联合国大会期间，用一天时间穿梭于多个闭门会议，为气候协议的达成扫清障碍。
无论是普京试图在会谈期间用猛犬恫吓默克尔，还是特朗普故意无视她握手的善意，她都表现出对个人荣辱的淡然，将国家利益置于一切之上。这种务实风格贯穿她的政治生涯，也体现在她的书名和全书后几部分的标题——“为德国服务”（Deutschland dienen）。这绝非一句空洞的竞选口号，而是她为德国奉献的真实写照。
然而，对她“绥靖”政策的指控在俄乌战争爆发后公开化。布查惨案发生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更是直接点名默克尔，邀请她亲临布查，见证俄罗斯占领和暴行带来的后果。这一举动被普遍解读为对默克尔任内对俄政策的严厉批评，特别是她对“北溪”天然气管道项目的支持，以及2008年在北约峰会上拒绝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的申请。面对这些批评，默克尔在书中为自己的政策辩护，强调：“当时的决定是基于维系欧洲和平的最大可能性，而非对俄罗斯的妥协。”她试图用历史背景和当时的现实制约为自己的外交策略正名，尽管这一辩护并未打消外界的争议。
默克尔任内最持久的争议无疑是难民问题。她在书中回忆了2015年9月4日至5日夜间的关键时刻，当来自匈牙利的难民涌向德国边境时，她决定不关闭边界，允许难民入境。这一决定被她称为“标志性时刻”，不仅影响了德国的内政，也深刻改变了欧洲政治局势 。她强调，这一选择的初衷是基于人道主义价值观和对欧洲团结的坚持：“面对每天成千上万的难民，我们不能以无视的态度回应。我们的价值观要求我们作出正确的决定。”然而，这一政策也带来了巨大的后续压力。初期，德国展现了强大的欢迎文化，但随之而来的社会服务压力、住房短缺以及文化融合的挑战让这一决定的代价显现。值得一提的是，默克尔在这场危机中的领导力为德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这不仅强化了德国在人道主义方面的形象，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危机。
然而，政策的负面影响同样显著，包括难民政策助长了极右翼政党的崛起，以及对欧洲一体化的长期冲击 。恐怖袭击事件则进一步加剧了公众的不安。2016年后，德国接连发生恐怖袭击：7月18日，维尔茨堡一列火车上，一名阿富汗难民用斧头袭击乘客，造成多人受伤；7月24日，安斯巴赫发生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多人受伤。默克尔在书中直面这些批评，她坚持认为，这些决定虽非轻松，但在当时的背景下是必要的。她也坦言，这一政策对德国社会的考验远未结束，但坚信，德国的价值观最终将引领社会走向融合与稳定。
默克尔在书中声称：“我们基督徒民主派不会陷入自我迷失和自我反省。”这句斩钉截铁的话也反映了她的一贯态度。关于她政治遗产的讨论仍在继续，但无论是默克尔本人及其政策维护者，还是那些批评她的人，似乎很容易陷入了一种非此即彼的讨论框架中。以“债务刹车”为例，在金融危机后坚持财务纪律本无可厚非，但通过立法程序将其僵化为宪法条款，却值得深刻反思。而在此后的几年里，她手握财政盈余，却在应对数字化和移动互联网的浪潮时显得犹豫不决，错失了塑造未来经济结构的最佳时机。接纳难民的决定无疑是一项伟大的人道主义行动，为逃离战乱的无数人提供了希望和庇护。然而，安置和筛查机制的不足也暴露了这一政策的缺陷。德国社会在文化融合和资源分配上的压力让她的政策承受了更大的质疑。
在国际事务上，默克尔曾表示早在2014年就洞察了普京的真实意图，也对特朗普的零和博弈深感不屑。然而，她始终认为，保持对话的重要性高于一切。普京在会谈中屡次拖延的小动作可以容忍，但在克里米亚危机后明斯克协议的谈判过程中，俄罗斯多次越界，仍然勒索到了诚心如意的条件。这不仅未能遏制对方的勃勃野心，还让对方习惯了利用外交手段争取行动时间。默克尔或许能够将个人荣辱置之度外，但不能将沟通的主动权置之度外，更要学会跳出俄罗斯的战略纵深来思考东欧问题。讽刺的是，默克尔自传摆上了德国各大书店，而在靠近的货架，还摆着近期上市的已故俄罗斯政治异见领袖纳瓦尔尼的铁窗日记。
正如默克尔本人所说：“我当了16年的总理，所以这个国家的所有优势和劣势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我造成的。”不过将所有问题归咎于默克尔显然毫无意义，毕竟许多政策在当时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更不要提联邦德国结构并不是依靠总理一个人的乾纲独断。默克尔是一位危机管理的大师，但她的治理模式更多是一种“冲击-反应”的应对机制，而非以远见卓识为国家制定战略规划。这一点对比她的两位前任非常明显：虽然两人晚节不保，但无论科尔执行德国统一和欧洲一体化，还是施罗德推动新东方政策，为德国战略机遇时都是异常坚定。默克尔更像是一位勤勉的“裱糊匠”，喜欢刹车却没有开出新路，维持前任留下的战略环境。
德国的安全依赖美国，能源依赖俄罗斯，出口市场依赖中国。而在新的地缘政治现实中，德国从曾经的左右逢源逐渐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当然，整个德国都在冷战后陷入思维惰性，并非默克尔一人之过。不过，至少有一点值得默克尔反思。这本回忆录的书名是《自由》，作为一位东德出身的女性总理，默克尔以个人成就实现了自由。然而，在书中为政策辩护时，她最常使用的说辞却是：“我当时别无选择。”这一无可奈何的论调反而为极右翼党派提供了口号，另类选择党（AfD）的名称正来源于默克尔在欧元危机期间多次提及的“没有替代选项”（alternativlos）一词。德国未必要做出另类选择，但自由意味着必须有所选择。不论愿意与否，德国人似乎又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而这一次，他们不得不重新做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