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专访：我们不是真理的拥有者
“风流一代”这个词，指的是变革的一代，不安分的一代，希望社会变化，希望获得更多自由的一代人。贾樟柯觉得这个时代结束了。
十几年前，贾樟柯曾经写过自己与马丁斯科西斯见面的情形。如今讲起来，他倒有些不好意思了。电影学者白睿文在专著中写，斯科西斯看了《小武》，大赞贾樟柯“reinventing cinema”。贾樟柯没有当那是一句判断，“他当然是在鼓励我，他是一个非常鼓励年轻人的导演。”
斯科西斯和贾樟柯初见面时，不知道他就是《小武》的导演，斯科西斯后来传真给贾樟柯，邀请他在纽约碰面。2002年秋天，《任逍遥》在纽约放映，贾樟柯也如约去到了史高西斯的工作室。
谈话的当下，有一个邮包寄来。加州大学的学生将自己的作品寄给斯科西斯，他的地址是公开的，每一部收到的作品他都会看和回覆。“他说，再忙，写两句总是有时间的，”这个答案在十几年后依然让贾樟柯感到震撼，他在那次的见闻中写，自己刚拍短片时非常需要他人的帮助。
贾樟柯后来办影展，去学校教电影，也是基于这一次的拜访，“我觉得经验，电影的主张和想法应该去分享，当你有一点点资源的时候，就应该去帮助别人。”
自2017年10月起，贾樟柯在山西平遥发起和创办了平遥国际电影展。他的大部分工作重心都放在推广影展上。其间，只导演了一部剧情片《江湖儿女》和一部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很像旅行，你出门了，能看到什么风景，看到什么人，遇到什么事，都不知道。”在二十年间，剧组出现在各种大事现场，除了申奥和加入WTO，还有三峡大坝和后来的封控疫情。贾樟柯每每会问自己，我现在应该出现在什么地方？
2024年第77届戛纳影展，他的新作《风流一代》举行了世界首映。
风流歌
2001年，贾樟柯开始了一个新的拍摄项目，暂定名为《拿数码摄影机的人》，千禧年代刚刚开始。不久前，他以第二部长片《站台》入围威尼斯影展，在国际受到好评。
他察觉到中国社会呈现出一种莫名的亢奋，人们觉得未来充满了机会，每个人都非常有能量，有热情。那个年代令人挥之不去的标志事件，一是中国加入WTO，“那象征着中国在经济层面成为世界的一员，”另一事件是北京申奥成功，“这好像是我们从197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的一个结果，代表某种现代化的里程碑。」
在这样的社会兴奋感中，贾樟柯强烈感受到自己要拍一部电影，一部游历式的电影。在新世纪最初的几年里，游历着去看不同的人，不同的社会状况。也因为同期设备数码化的技术，令他认为这样的拍摄是可行的。传统电影的拍摄需要很周密的安排和充沛的资金，需要技术团队的配合，2001年的贾樟柯认为数码的产生一定会让拍摄变的简单。“那时候数码技术刚刚产生，还不成熟，电影工业并不信任它，”但贾樟柯特别喜欢这个不成熟的技术，“因为它有很多可能性，比如它很小，很轻便，我们可以带着它四处旅行，另一方面，它可以离人很近，人们不会太防备它，这个机器不太介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秩序里，它对灯光的要求也很低，在很暗的地方也可以很好地成像。”他想，这可以让人从电影工业的条条框框里挣脱出来。
《拿数码摄影机的人》没有剧本。贾樟柯没有预设好一个人物的情节线，预设好叙事逻辑和情感逻辑。然后进行影响转换，将其变成电影，“这个电影一开始就是漫无目的的游历，或者探险。”他希望在后期制作的时候，形成角色的故事，和有机的电影结构。团队曾经用过胶片/菲林，35mm和16mm都用过，一直到数码的技术愈来愈成熟，取代了胶片/菲林，贾樟柯非常享受这恶过程，这种拍摄的经验带给了他们很多突发的即兴，“很像旅行，你出门了，能看到什么风景，看到什么人，遇到什么事，都不知道。”在二十年间，剧组出现在各种大事现场，除了申奥和加入WTO，还有三峡大坝和后来的封控疫情。贾樟柯每每会问自己，我现在应该出现在什么地方？
这一路上，电影断断续续地拍，贾樟柯找不到要停下来的心理感觉，一切还在变革中。他沉浸在其中，“我一直在大陆工作，不愿意离开一个核心的现实，如果我去其他地方工作或者生活，我可能很难有一个在场的感觉，去理解我们的生活，理解社会。”
“风流一代”这个词，贾樟柯说，这个名字指的是变革的一代，不安分的一代，希望社会变化，希望获得更多自由的一代人。贾樟柯在剪辑时认为，手头的这些素材，纪录的就是这些人物和他们所处社会变革的过程。
拍摄早期，他们遇上了SARS，“那是一个很短的时间，一到夏季，它突然有一天就不见了。”于是，当COVID-19来的时候，贾樟柯觉得情况可能一样，也许一个月，两个月之后，疫情就结束了。事实并非如此，“我没想到它会经历这么长时间。”在全球爆发下，边境封锁，航班熔断，出行受限，他觉得前二十年的那种快速变革好像已经结束了。贾樟柯当时写了一篇文章，“我说可能未来的电影会分为疫情前的跟疫情后的，”在那种心理状态下，他想《拿数码摄影机的人》应该结束了。
“一个时代要终结了，这给了我一个心理动机，要完成这部影片。”《拿数码摄影机的人》这个名字不能再用了，首先与事实不符，他们什么器材都用过。带着不确定标题的心情，贾樟柯开始剪辑这一份超过二十年的电影素材，带着这样的眼光回看，他似乎用新的视线理解了过去。大陆诗人纪宇的《风流歌》突然在他脑子里蹦了出来。在《站台》里，赵涛饰演的尹瑞娟也曾朗诵过这首诗。
纪宇，原名苏积玉，以名字“积玉”的谐音字“纪宇”作为笔名。《风流歌》写于1980年，首发于《人民日报》，再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推出播出配乐诗朗诵，很快风靡全国，影响了当时一整个时代的中国年轻人。由此产生了“风流一代”这个词，贾樟柯说，这个名字指的是变革的一代，不安分的一代，希望社会变化，希望获得更多自由的一代人。贾樟柯在剪辑时认为，手头的这些素材，纪录的就是这些人物和他们所处社会变革的过程。
电影是去记住的方法
《风流一代》的主角，还是赵涛饰演的巧巧。她在电影之中没有台词，时而亲身投入，时而旁观，时而冷静，时而激动。巧合的是，在他的另一部作品《山河故人》里，故事从2014年突然跳跃到2025年，贾樟柯省略的十年，如今刚好过去。我很好奇他曾经在那部电影里省去的十年是否放进了《风流一代》，或者现实发生的一切，是否如他当年所想。
“我一直觉得电影是一个非常好的，去记住的方法。很多画面和声音，我自己都忘记了。人不可避免会遗忘，这也突出了为什么我们需要电影的理由。”
贾樟柯则如同《风流一代》一样，面对这些巨变，他拍的是人随者时间老去的过程。这个女性在他的镜头里慢慢地变得更加独立，更加强悍。即便在《山河故人》最后，女性结束了婚姻，一个人生活。“一个人生活这件事情，并不说单单是他没有一个家庭。我觉得那是很重要的，自己能够处理自己生活背后的信心。”还有伴随着很大的孤独感，“有时候自由的代价可能就是孤独，”他在自己的剧本和镜头之中预想这种女性形象会如何变化，连拍《江湖》和《山河故人》来进行这种观察。现实却远远超出他的想像，让他把感伤和感慨混合在一起。
赵涛从20多岁的时候被拍，一直演到中年。同样令他感触的还有李竹斌，在这二十年间，李竹斌生了一场病，衰老的很快，每天都看到他的时候，贾樟柯没有察觉到他的变化，在剪辑影像时，他从最初的斌哥和巧巧看到二十年后的素材，才醒觉他们面貌和形体的变化。这些素材，也提醒了他许多可能已经忘却的记忆。“我一直觉得电影是一个非常好的，去记住的方法。很多画面和声音，我自己都忘记了。人不可避免会遗忘，这也突出了为什么我们需要电影的理由。”
“整个电影的曲线非常像飞机起飞，它从世纪初一个那样兴奋的状态里面轰然起飞，经过飞行之后落落到了一个疫情的场景里，落到了一个足不出户，人和人很难聚集，很难见面的这环境中。那种对比还是让人非常感动。”
看早期的素材时，贾樟柯觉得它很混乱，社会很无序，“但是它充满了一种活力。疫情时候它充满了制度，充满了规矩，一切看着很有序，大家都要按程序去生活。”在那样的氛围里，人们好像失去了往日的热情，社会趋于冷静，“这个变化还是非常感慨的，有幸拍了二十多年，确实对我来说影像的魅力就在于，它不是一时一刻。它是画了一个时代的曲线，画了一个人成长的曲线。”
电影难拍凡尘之情
借助电影，贾樟柯在做一个观察者，“我觉得我记性是算好，但是我像所有人一样，记忆中细节的丢失是很厉害的，”但是往往对于电影的描述来说，细节是重要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可感的历史，它跟写文字写历史书籍不一样，历史的描述都是事件性的，都是粗线条的，即使你用一个新历史主义的方法介入，它也不是直观的，需要去想思考。比如我们出现一个文字叫寻呼机，你得想象它是个什么东西。但是电影里的细节呈现是直观的，可感的。”
唱歌跳舞是中国人打破自己过去含蓄情感的一个窗口。我们在现实里就可以看到很多人跳舞，各种平台的小视频或者直播，都是唱歌跳舞。这种个人情感和情绪的出口非常重要。人物本身生活在当代，当代人会多一种语言。
他什么都在观察，但不一定会投入，“我愿意去了解新的生活方式和新事物，包括短视频我也常常看，虽然没有拍过。”短视频目前和他的心理需要有差距，“电影它有一个比较大的篇幅就是能够展示一个系统性的理解：对一个人，对一个事情，对一个历史阶段。它是通过严密的叙述，来完成一种表达的。短视频很多时候它没有叙述，只呈现一个场面，一个状态。或者更多的是一个标语式的slogan性的判断。它更多还是一个信息的一个载体，艺术本身它是靠描述的。我还是比较喜欢充分的描述。”
以旁观者角度切入的巧巧（赵涛），在本片中一路看着他人的悲喜起落，一边自己有不少舞蹈动作。曾经贾樟柯以她过去的经历为基础，创作了《世界》这部电影，点名她舞者的身分。《山河故人》中，独居的她走到目前，面对下雪的天，在〈Go West〉的烘托下，她又独乐乐地跳了起来。
“她的肢体表达是很在行，很酷的，但对我来说并不是因为有赵涛这样一个特长，就给他安排很多舞蹈。唱歌跳舞是中国人打破自己过去含蓄情感的一个窗口。我们在现实里就可以看到很多人跳舞，各种平台的小视频或者直播，都是唱歌跳舞。这种个人情感和情绪的出口非常重要。人物本身生活在当代，当代人会多一种语言。除了我们电影语言的描述之外，演员在现实中也会唱歌跳舞。他会借由歌和舞来更多一种语言，来表现那种内在的情绪。”
音乐也是贾樟柯的情绪出口，他在电影中使用的音乐，一直为人津津乐道。《山河故人》选用的叶蒨文旧歌《珍重》引起很大反响。“在我的学生时代，听音乐相对来说非常杂。”七十年代出生的这一代，贾樟柯们经历了流行音乐在大陆从无到有的过程。他天然对流行音乐非常有好感，“过去只有革命歌曲，它没有个人的。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咱们工人有力量，它都是个群体。但流行音乐它几乎全是个体的表达，”贾樟柯觉得流行音乐本身跟他亲近，他从八十年代起就是一个流行乐迷。
“我非常喜欢国内的摇滚乐，它有更多的主张，更多的社会评论，更多个人的主张在里面，它跟流行音乐是有区别的。但我仍然喜欢听流行音乐，包括叶蒨文的歌，人们觉得这些流行音乐是通俗的，但是对我来说，你可以用另外一种了解。我们每个人都是凡尘之人，流行音乐我觉得它是讲凡尘之爱非常准确的。其实拍电影最难拍的是凡尘之情。比如拍一个传奇故事，或者说拍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它是另一种思路。但是普罗大众饮食男女内在的这种情感，它是很难表现的。流行音乐它的优势，就在于它唱出了一种红尘之爱。这是我喜欢流行音乐的地方。”
贾樟柯非常尊敬世俗生活，“在我上学的时候，我非常喜欢戴震的思想，他所谓就是『饮食男女』，『烟火人间』，就是世俗的日常生活。”贾樟柯想要自己的电影坚守一个特点：不管表达时代的主题，还是一个大的变革，它都是根扎于一个世俗的，一个日常生活去进行描述，“有时候我甚至会使用一些我本人并不喜欢的流行音乐，但是它是一个时代的共识。”
我们不是真理的拥有者
观众与贾樟柯之间一直保持了一种有趣的距离。很早之前，贾樟柯还是一名独立底下导演，影迷们就亲昵地称呼他为“科长”。那时候他们只能各自想尽办法去观看他的影片，到后来，贾樟柯在网络平台上频繁出现，和网友们不断互动，网友们对他的评价也愈发多元化，甚至会评价他的风格，以及他和赵涛多次联手的作品。
我们每个人都是凡尘之人，流行音乐我觉得它是讲凡尘之爱非常准确的。其实拍电影最难拍的是凡尘之情。比如拍一个传奇故事，或者说拍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它是另一种思路。但是普罗大众饮食男女内在的这种情感，它是很难表现的。
贾樟柯从未为这些意见烦恼过，“我觉得上网挺开心的，就分享一些自己的感受生活。这里面最主要就是自我的认定。因为我们生活在网络时代，每个人都有一个发声的渠道，不同的观点审视你的生活，审视你的工作，是非常自然的事情。特别是电影，终归它是一个相对公共的艺术，这个公共艺术，它就是一个被人讨论的事情。你只要有自己有一个判断力，有自己稳定的价值观，并不会被这些评论所影响。如果你理解，比如说理解人的经历不同，知识结构不同，情感方法不同，风俗习惯不同，都会带来误解，都会带来一种不理解。你奢望大众，所有人去同意你的意见，或者同意你的表达，或者赞赏你的作品，这是一个非常法西斯的思维。如果你把自己放置于一个正常的交流者的位置，包括我自己拍电影，我一直在坚持，作者也是一个有缺陷有弱点的人。我们不是一个强者，我们不是真理的拥有者。我们只是发表个人的看法和个人的感情。”用这样的交流态度，贾樟柯非常愉悦。
你奢望大众，所有人去同意你的意见，或者同意你的表达，或者赞赏你的作品，这是一个非常法西斯的思维。
“看到不同的意见，你会想一想，人家为什么会这么想，他讲的对不对，是什么造成了他的误解？那就你进行判断，不要进行情绪上的一种影响。”
他前阵子在一个电影节说中国应该进口更多的国际电影，经过三年疫情之后，中国本土的电影无法支撑电影市场的需要。有的人觉得他在助推外国影片侵占中国市场，认为他在“引狼入室”。
“我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家里粮食不够吃，你是不是应该买点粮食回来？这是现实的问题。一个国家的电影或者文化，你不能关起门来搞，它是应该是在一个交流的过程。我们要分享全球文化，不能只分享本国文化。国际电影，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电影，那些区域电影非常有活力，有创意，但是进入大众视野是不容易的。对我来说不是困扰，因为我完全理解为什么这些人会那么想。它是建立在什么样的思维模式里面。而这些的存在，它恰恰是我们应该发言的理由。”
面对负评，贾樟柯没有“消化的过程”，一开始就接受。
“记得刚有互联网的时候，我跟人有过一次讨论，当时有一部分观点，说互联网的意见质量比较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精英化的观点。如果你面对言论自由，你是不应该用质量来衡量。你认为的质量低的发言，它也应该发出来，因为它代表一个个体的权利，你只是说在你处理你的信息的时候，要自己判断。不能你认为发言质量不高，你就阻止。”
10月28日，贾樟柯宣布，《风流一代》将会在11月22日走入中国院线，且只会上演22天，未来十年将不会进行商业放映。12月14日，《风流一代》正式从中国院线下映，总票房逾一千万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