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静的森林：跨越阶级的鸟鸣狂热，与走向灭绝的歌鸟
在印尼，对于歌鸟声音的渴望，在过去几十年间，几乎掏空了每一座森林。
（徐振辅：台湾大学地理系硕士，自由写作者，长期关注自然生态相关议题。著有《驯羊记》。）
在雅加达南方的小城德波 (Depok)，你经常会在巷弄间听见叽叽喳喳的鸟鸣声，从人们的屋簷底下传来。
刚走进阿兹哈尔 (Azhar) 家中，便见到墙上挂著一幅广告，上头写著他经营的鸟类学校及其服务项目：“培训白腰鹊鸲，帮您打造符合目标的高品质小鸟。驯化野鸟、培育竞技型选手、换羽照护、唱歌教学、配对繁殖……”广告底下是一组陈列柜，摆放了数十座奖杯，都是他训练的小鸟在赛场上斩获的荣誉。
今年四十二岁的阿兹哈尔，养鸟经验已超过三十年。他原本是一名婚礼摄影师，但因为只有周末才能接到案子，十多年前，他决定利用平日时间发展养鸟的副业。2017年，阿兹哈尔成立一所鸟类学校，名为乡村孩子 (Botjah Kampoenk)。寓意是，即使是出身乡下的孩子，也能在这里创造辉煌的成绩。
这所学校培训的学生是白腰鹊鸲 (Copsychus malabaricus)，一种在印尼备受欢迎的宠物鸟，拥有优雅的长尾巴和迷人的歌声。2018年，阿兹哈尔训练出一只名为东方恶魔 (Setan Timur) 的白腰鹊鸲，在最高等级的鸟类歌唱大赛——总统杯——上夺得冠军。此后，各地鸟主人纷纷登门拜访，请他代为训练小鸟。阿兹哈尔向每位学生收取300万到500万印尼盾的学费（190到315美元），担保牠们能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事业巅峰时期，他同时管教著250只白腰鹊鸲，家中一楼到二楼、阳台到厨房全挂满了鸟笼。当鸟儿做好准备，阿兹哈尔会带牠们去参加小型比赛，累积足够经验后，再参加规模较大的正式比赛。
像阿兹哈尔这样的鸟类训练师在印尼并不罕见，这种职业背后反映了整个社会对于鸟鸣的巨大狂热。对于印尼人，尤其爪哇族而言，养鸟是一项从古王国时期流传下来的优雅嗜好。当地一个广泛流传的说法是，一个男人必须拥有五样东西才算完整，分别是房子 (wisma)、妻子 (wanita)、马匹 (turunggo)、仪式用刀 (curiga)，以及鸟 (kukilo)——它代表的是美好的生活品质。
到了近代，养鸟已不仅仅是休闲，还发展出一种更活跃、更刺激、带有赌博性质的竞赛活动，其爱好者社群在印尼语中称为“kicau mania”，字面意思是“鸟鸣狂热”。这些人最大的梦想，便是凭借自己的眼光与技术，将一只原料鸟 (burung bahan) 或潜力鸟 (burung bakalan) 训练成万众瞩目的冠军 (juwara)。那不仅能得到庞大的奖金与声望，鸟儿本身也会变得价值连城。几年前，一只极具天赋、名为欧哈拉 (Ohara) 的白腰鹊鸲，便因为傲人的歌唱能力横扫各项赛事，后来以创纪录的30亿印尼盾出售（19万美元）。
不过，正是这股对于歌声的渴望，使印尼成了全世界鸟类盗猎与非法贸易最猖獗的国家之一，数十个物种正面临生存危机。近年，关注鸟类保育的专家们创造了一个新的词汇：亚洲鸣禽危机 (Asian Songbird Crisis)，用以指称亚洲养鸟文化所驱动的物种灭绝现象。而印尼，正处在这波危机的中心。
跨越阶级的鸟鸣狂热
周六午后，一场鸟类歌唱比赛在德波郊区的一处空地上举行。场地中央有一座专为比赛搭建的棚架，里头悬挂数十个笼子，鸟主人在周围席地而坐，对选手的表现品头论足。在鸟类歌唱比赛中，绝大部分参赛物种都是鸣禽——它指的是分类学上属于雀形目 (Passeriformes) 鸣禽亚目 (Passeri) 的物种。其特色是具有复杂的鸣管构造，能透过类似印记的学习过程来发展歌曲。这意味著一只鸟能唱出什么旋律，很大程度上是后天习得的技能。
每一轮比赛开始前，主持人会用扩音器宣布即将进行的项目（通常以鸟种划分）。参赛者须至报名处缴交参赛费，而后将鸟笼挂至指定编号位置——每一轮的竞争者通常在二十四只到七十二只之间。接下来八至十分钟内，评审团会根据鸟的歌唱表现给予评分，综合得分最高者就能得到冠军及相应的奖金。
在印尼，鸟类唱歌比赛分成三个等级，最基础的赛事称为集体训练 (latber)，几乎每天都会举行，报名费低廉，奖金也微薄。它是新手鸟儿累积表演经验，以及男人们聚在一起聊天、喝咖啡、交流心得的场合。再来是正式竞赛 (lomba)，分成区域级和全国级，通常每三个月到一年举办一次，报名费与奖金相对高昂，参赛者都是低阶赛事中脱颖而出的菁英选手。以总统杯为例，最高级别的白腰鹊鸲项目，每只报名费高达1亿印尼盾（6300美元），冠军则会得到价值近10亿印尼盾（6万3000美元）的宾士A200汽车。
这天在德波举行的是小规模的集体训练，主办者名为巴古斯 (Bagus)。四十多岁的他原本是个普通上班族，十多年前和朋友一起投入鸟类事业。除了经营比赛之外，他也做鸟类繁殖、买卖与饲料生产。目前他同时经营两个赛场，每周固定举办五场比赛，平均一个月可以带来1500万印尼盾的收入（945美元）。他表示，这比起以前上班的收入要高出不少。
鸟类比赛本身就是一门生意，巴古斯跟我说，他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报名费，其中60％会成为奖金池，依照一定比例分给前几名的选手，24％是支付给裁判团的分成，最后16％是水电杂支与利润。他说，尝试经营歌唱比赛的人很多，但十个人里面大概只有四个会成功。其他人失败的原因，要不是缺乏经验，要不就是裁判不公——鸟类比赛的作弊情况相当严重，一个赛场的信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办者能否组织一个具有公信力的裁判团。
一只鸟若想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就必须唱出符合裁判标准的歌曲。目前养鸟社群所崇尚的，是如同机关枪般连续高频的鸣叫，最好还能兼具多种变化。然而，那不是白腰鹊鸲与生俱来歌声，因此养鸟者的训练重点，便是要在选手身体里“填充”各种不同的声音。
在阿兹哈尔的鸟类学校里，训练包含三个面向，首先是声音，即让鸟儿学会符合竞赛标准的歌曲；再来是精神，即敢于在对手面前高歌；第三是体能，让牠们的声音更嘹亮、更有延续性。为了完成目标，阿兹哈尔与妻子严格管理每一只鸟的生活起居，在固定时间吃饭、洗澡、晒太阳，偶尔移动到长形笼子里，像田径运动员那样折返飞行。
每天早上五点到九点、下午三点到七点的八个小时，是学生们的共同学习时光，阿兹哈尔会将牠们与冠鸦 (Platylophus galericulatus)、金丝雀 (Serinus canaria)、佛法僧 (Eurystomus orientalis)、爱情鹦鹉 (Agapornis spp.)、爪哇斑椋鸟 (Gracupica jalla) 等鸟种挂在一起，让前者日复一日模仿后者的声音。那些作为歌声典范的鸟，被印尼人称为老师鸟 (burung masteran)，大概包含30个物种。其特色是拥有相对稳定、宏亮、急促的声音，容易在喧闹的赛场上脱颖而出。
对印尼养鸟者而言，如果一只白腰鹊鸲不曾向老师鸟学习，只能唱自己的歌的话，会被这样描述：“这只白腰鹊鸲的内容是空的 (Isian murai batu ini kosong)。”那样便无法在大型比赛中得到青睐。一只了不起的白腰鹊鸲，应该拥有多种歌声，并熔铸成一套属于自己的表演曲目。“最完美的鸟要像唱片一样，”阿兹哈尔解释：“从第一首歌开始唱，然后第二首、第三首、第四首……再循环回到第一首。”他用手机跟我分享了一段影片，是一只白腰鹊鸲在短短十几秒内，唱出了5种老师鸟的声音。
然而，声音不是越多越好，有时白腰鹊鸲也会学到一些不被认可的声音，比如猫的声音、鸡的声音、鸽子的声音，那将令牠们的价值大打折扣。为了避免鸟的记忆受到污染，训练过程必须尽量与噪音隔绝。如果不小心学坏了，仍有补救的可能。白腰鹊鸲每年会经历两次换羽期，期间会停止歌唱。待换羽结束后，就能灌输新的歌声进行矫正。
在养鸟的世界里，声音本身就是一种商品。由于老师鸟相对昂贵，为了拥有更便宜的教材，人们很流行购买一种鸟鸣播音机——那是个拳头大小的盒子，记忆卡中装有上百首鸟鸣，只要插上电源，就能二十四小时循环播放。尽管如此，活的老师鸟依然供不应求，因为养鸟者发现，播音机所带来的学习效果远远不及活鸟。
为了夺得冠军，人们到处寻找最具潜力的歌鸟，以及能够训练牠们的老师。这种对于声音的渴望，在过去几十年间，几乎掏空了每一座森林。
狩猎声音的人
印尼的鸟类歌唱比赛可追溯到1970年代中期，当时一群雅加达菁英阶层的养鸟人士，仿效新加坡的传统举行评比鸟类歌声的竞赛，起初是以中国进口的画眉鸟为主。随著活动广为流行，人们渐渐将目光焦点转向印尼本土的鸣禽，比如白腰鹊鸲、黄冠鹎 (Pycnonotus zeylanicus)、橙头地鸫 (Geokichla citrina)、棕背伯劳 (Lanius schach)、大绿叶鹎 (Chloropsis sonnerati) 等等。至20世纪末期，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印尼盾暴跌，进口鸟种过于昂贵，加上禽流感爆发，跨国运输受到限制，印尼本土物种遂成为竞赛的主流。
如今，养鸟已是一项全民运动，不管庶民百姓或政商名流，都可以凭借自己的歌鸟在赛场上角逐冠军。其中最有名的养鸟者，非印尼前总统佐科威（Joko Widodo）莫属。他热衷于收购名贵歌鸟，也曾赞助并参加总统杯比赛——尽管最终没有得到名次。他亦公开推崇印尼养鸟文化，强调这项活动对国家经济做出相当重要的贡献。
鸟类歌唱比赛在政治上也有著一定的影响力。印尼政界人士如各级首长、军方将领、警界高官，经常赞助区域级或全国级比赛，一方面可以满足选民兴趣，一方面也和那些拥有名鸟的富商维系关系。在印尼，候选人的支持度往往仰赖他们提供的选民福利来支撑，这时，鸟类歌唱比赛成为一种将金钱转化为政治资本的媒介。除了前总统佐科威之外，2024年印尼总统大选的三位候选人中，就有两位赞助了鸟类歌唱比赛，分别是雅加达省长巴斯威丹以及中爪哇省长普拉诺沃。
而这些鸟类歌唱比赛的常客白腰鹊鸲，主要来自国内的三个产区。其中最高级的鸟出自苏门答腊，被认为拥有稳定的呼吸和最好的歌声；其次是加里曼丹，特色是身体强健，在对手面前毫不畏怯；爪哇的鸟则没有突出的优点。而在苏门答腊的白腰鹊鸲中，又以勒塞尔火山 (Gunung Leuser) 出产的鸟品质最高。
在勒塞尔火山东侧山脚下，有一座名为武吉拉旺 (Bukit Lawang) 的村庄，住著一群以采集鸟类维生的猎人。由于白腰鹊鸲是一种对歌声反应强烈的鸟，当猎人进到森林后，会利用播音机播放牠们的鸣声。野外的白腰鹊鸲听到后，便会受吸引而来，与播音机相互回应。此时，猎人再以蟋蟀与鸟胶诱捕。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为养鸟社群提供了大量顶级的白腰鹊鸲。
在密集的搜捕下，当地的白腰鹊鸲已近乎绝迹，只剩几处最深最深、步行数日才能抵达的森林里仍有少量族群。英国鸟类学家伊顿 (James Eaton) 在2005年至2015年间，曾九次前往勒塞尔火山调查，共计38天的时间里，他只遇到四次白腰鹊鸲，且每一只都异常安静、高度警戒。他认为，这可能是由于长期的声音诱集，导致习惯发声回应的个体遭到淘汰，只有安静的鸟留了下来。另一种可能则是文化的丧失。作为终身学习的物种，白腰鹊鸲要透过反复聆听来发展歌曲，它必须被镶嵌在一组以声音为媒介的群体关系中。当族群密度过低，失去了沟通的对象，也就失去了沟通的语言。
白腰鹊鸲不是唯一因歌鸟需求而陷入危机的鸟种。印尼最早受到追捧的本土鸣禽是黄冠鹎，牠们自1980年代起面临严重的采集压力，从一个乡村常见鸟类变成极度濒临灭绝的物种。而当一种鸟太过稀有、太过昂贵时，人们又会寻找其他替代品，于是棕颊鹎 (Alophoixus bres) 与灰颊鹎 (A. tephrogenys) 成为新宠，野外族群随之大幅衰退。至2000年代，养鸟者的兴趣又转向爪哇绣眼 (Zosterops flavus)，根据近期的调查，这种适应力强悍的小鸟，数量在十年间减少了84%。
除了作为比赛选手的鸟之外，很多老师鸟也遭到大量捕捉。最知名的例子是爪哇绿鹊 (Cissa thalassina)，这种美丽的鸟是爪哇岛的特有种，拥有令养鸟者垂涎的、宏亮而独特的鸣声。长年猎捕之下，牠们几乎消声匿迹，最后一笔正式的野外纪录是在2006年。为拯救这个物种，2011年起，国际保育组织从市场上收购仅存的个体，在奇卡南加野生动物中心 (Cikananga Wildlife Center) 开启保育繁殖计划。如今，该机构的笼舍中保留著世上最大的爪哇绿鹊族群（2024年6月的数量为63只）。
许多国外赏鸟客来到印尼时，都有种共同的体悟——这里的鸟非常怕人，而且数量稀缺。即使是保存良好的森林，也常安静得令人意外。在这场声音狩猎的风潮中，鸟的歌声被带往城市，保留在人们屋簷底下，或制成数位档案流传。鸟类研究者伊克巴勒 (Muhammad Iqbal) 等人在一篇2020年的调查报告中写道：“当我们在一公里的森林穿越线调查中，只发现7种雀形目鸟类，却在当地人家中观察到18种时，很明显，比起在森林里，你更容易在房子里找到南苏门答腊低地森林的鸟种。”
物种保育的不同想像
养鸟文化所导致的灭绝危机，近年越来越受到国际保育人士关注。2015年，新加坡举办了第一届亚洲鸣禽贸易危机高峰会 (Asian Songbird Trade Crisis Summit)，聚集世界各地的数十位学者与组织代表，了解现况并研拟行动方案。随后出版的报告中，列出了28种优先保育的鸟类名单，并强调印尼处在这个危机的中心。
为了回应国际压力，印尼环境与林业部在2018年颁布新法案，大幅修订1999年《保护法》中过时的动植物保育名录。该份新名单占最多的是鸟类（921个物种中占了562种），其中包含许多被广泛饲养的鸣禽。然而，此举引起养鸟社群的强烈抗议，他们认为有些物种实际上并无灭绝之虞，该禁令将摧毁印尼养鸟文化和许多人的生计。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印尼政府旋即将三个备受欢迎的物种——白腰鹊鸲、黄冠鹎与爪哇斑椋鸟——从名单中剔除。对保育人士而言，这无疑是巨大的挫败。
鸟类学家与养鸟者的观点冲突，反映了对于“物种保育”的不同想像。在白腰鹊鸲的案例中，虽然野外族群日益稀少，但因为人工繁殖容易，民间的圈养数量高达数百万。养鸟者认为，既然森林流失越来越严重，政府反而应该放宽饲养限制，允许民间以人工繁殖的方式为其保种。但对鸟类学家来说，无论圈养族群如何扩大，都不可能取代野生族群的生态功能。
除此之外，鸟类学家关心的也不只是物种层次的灭绝，还有遗传层次的灭绝。白腰鹊鸲已知至少包含九个亚种，各自分布于不同的地理区，保有不同的遗传特征。其中几个亚种可能已在野外灭绝——包含印尼锡默卢岛上的hypolizus亚种、拉西亚岛和巴比岛上的opisthochrus亚种、马来半岛西岸群岛的ngae亚种等。若要进行保种计划，原则上需要追溯每一只繁殖个体的来源，进行严谨的族谱管理；当后代野放时，也要回归所属的地理区。
但在商业繁殖的场域中，为打造出最好的歌鸟，亚种杂交的情况相当普遍。以阿兹哈尔为例，他相信最好的白腰鹊鸲，必须同时具备苏门答腊与加里曼丹的特征。他的育种秘诀是，先取两个产地的个体配对，从小孩中挑出具有加里曼丹外观特征的个体，拿去跟另一只苏门答腊的配对；接著从第三代中，再挑出加里曼丹外观的个体，跟另一只苏门答腊的配对……如此到了第四代，只要选择具有苏门答腊外观的个体，就会兼具两者的优点。他认为，很多横扫赛场的冠军都具备这样的血统。
然而，无论杂交出多么美丽、健壮、善鸣的鸟，在鸟类学家眼中，都失去了与特定环境长期互动下演化出的遗传特征。那是一种更隐晦、更不易察觉的生物多样性的流失。
对国际保育组织而言，面对宠物需求导致的灭绝危机，强化贸易管制往往是最直观的政策手段。但也有一派学者担忧，如果忽视印尼的社会情境，由北方国家贸然对南方国家施予禁令的话，很可能违背了永续发展的价值。
雅加达一位鸟类比赛顾问艾尔文 (Erwin) 表示，印尼的养鸟者包含两种人，一种人跟他一样，对鸟类本身充满热情，每周末都会和朋友一起交流、参加比赛；另一种人则以鸟为业，比如猎人、繁殖者、经销商、训练师、鸟探、赛场经营者、饲料与笼具生产者等等，鸟儿是他们维持生计的方式。若强行禁止养鸟活动，虽然满足西方国家的期待，当地人却将在文化上与经济上承担最大的成本，且这件事在实务上也难以执行。
既然短期内无法终止养鸟，有些组织便尝试发展一套相对柔性的、市场导向的保育策略——即建立大规模的人工繁殖与认证系统，为养鸟社群提供便宜合法的供应管道，以消弭野生个体的猎捕诱因。为此，印尼最具权威性的鸟类保护协会PBI (Pelestari burung indonesia) 在2006年采纳一项政策，推动只有人工繁殖的鸟只才能参赛的规则。他们区辨人工繁殖与野生个体的方法，在于鸟儿是否拥有脚环——这类金属或塑胶制的封闭式脚环，只有骨骼柔软的雏鸟才能套上，意味著野生捕获的成鸟无法佩戴。在比赛简章上，主办方也会在特定项目注明“ring”，表示有脚环的鸟才能参加。PBI原初的目标，是要在2012年以前将所有比赛都改为人工繁殖个体。
然而，这项政策推行得并不顺利。许多养鸟者认为，PBI的行事作风太过古板，会阻碍歌唱比赛的发展。2008年，协会内部因理念不合，一批成员决定自立门户，创建名为BnR的新组织。后者不以鸟类保护为宗旨，而是追求以更加商业化、系统化、标准化的方式经营比赛。与此同时，其他独立的比赛经营者日益增多，PBI逐渐失去垄断规则的权力。如今，大部分比赛仍然允许没有脚环的鸟儿参加。
尽管养鸟风潮没有消退的迹象，印尼政府的执法也未见改善，但还是有些微小的改变正在发生。艾尔文表示，大概从COVID-19疫情爆发过后，一个野鸟观察社群便悄然兴起，他们主张要在自然环境中观察鸟类生态，不捕捉、不饲养、不买卖、不比赛——虽然比起养鸟者，这些人仍是少数。另外，野鸟摄影也在印尼越来越流行。可以看出，许多人正在摸索让鸟类留在野外的欣赏方式。
“人们爱动物，对吧？在印尼也是一样，只是表达爱的方式不同，很多人是透过饲养来表达爱。”奇卡南加野生动物中心的鸟类研究员潘吉 (Panji) 表示：“或许透过教育，让人们慢慢找到另一种表达爱的方式——在野外，而不是在笼子里；观察牠们，而不是购买牠们。”
毫无疑问，印尼养鸟者对鸟类的深刻情感与丰富知识，比起保育人士毫不逊色。根本的差别在于，前者尚未将野生族群的命运，纳入他们对于人鸟关系的想像之中。或许，最终的目标只是要改变人们欣赏鸟类的方式，尽管那是一件需要时间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