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奔向“洋泾浜”圣诞节：只想自愿快乐一天
“大家羡慕的不只是当下过节的快乐，而是这种能容许你快乐过节的环境。”
张霏霏很少为了某个节日接连在社媒上发帖，今年的圣诞节是个例外。
她想把圣诞记忆留下来。她拍下许多圣诞树，银色彩带螺旋围绕的，充气不足略微塌陷的。前天，她又打卡了各类本土化的布景：玻璃门上雪花造型的窗花和商场中心一个穿着短袖的圣诞老人。
背景永远不变，都是和张霏霏一样的年轻人，身上或多或少点缀着红绿色。大家特意配上具有圣诞气息的穿搭，收工后出来过节，挤进广州的咖啡厅、西餐馆，或是随意一家有圣诞装饰的沿街店面，聚餐、拍照、聊天。
这样的场景不是孤例，过圣诞的热潮这两年正重新在中国大陆的年轻人中流行起来：
在杭州工作不到一年的职员，今年专门搭乘高铁前往上海，参加当地的圣诞集市；北京的西直门教堂，每晚挤满前来打卡圣诞灯光秀的市民，直到一周后，教堂以“安全隐患”为由暂停对游客开放。
年长些的市民不能理解：好好的年轻人，放着中国的传统节日不过，怎么就过起了洋节？
在全员快乐的氛围中，快乐是会传染的
12月25日晚，仍在公司加班的王璨叹气，“今天如果是周末该多好。”她渴望趁着圣诞节这个契机出去放松。这个想法在去年之前都不曾如此浓烈。为何今年会莫名涌现？思考没多久，王璨得出一个结论，或许因为今年实在太忙、太累了。
王璨在北京某中央级媒体工作，平日和同事轮流值班，每周都要适应新的作息。休假也不过是换个地方工作，准备上班时要发的稿件。恰逢上个月，家人身体出了些问题，发愁清单又添了一笔，她实在有些心力交瘁。“可能压力大的时候，人不自觉地会想要回到轻松的状态里。”王璨说。
在“今年为何想过圣诞节”这个问题上，不同地域的年轻人都给出了和她相似的理由。但，为何是圣诞？
被家人问到这个问题时，杨璐脱口而出，“因为中国的很多节日都太无聊了。”她的老家在河北，工作在北京，今年和闺蜜一起过的圣诞。家人看到杨璐拍的照片后对她打趣，“过个洋节这样快乐，过年都没见你这样。”
杨璐打开手机的日历页面，较真地和家人一一细数——妇女节、劳动节、青年节，都是属于她的节日，但她从没感受过这些日子和其他日子有何不同；国庆节，相对最隆重，但她对这个节日的印象，只有朋友圈里漫天刷屏的口号“我为我的祖国骄傲”，以及街头巷尾每个路灯上都悬挂着的政治宣传物。杨璐心想，这些节日都不属于“人”。
至于春节，杨璐小时候也曾期待过。那时候家人会窝在餐桌前看春晚小品，屏幕内外的笑声接连不断。她每年都和表姐约定，各自带上不同款式的烟花炮竹换着放，哪怕会因将衣服烧出个小孔被家人责怪，来年也依然期待。
但在杨璐的印象中，自从春晚小品变为以“包饺子”为主要语录、催生为主要任务的说教稿，自从“禁燃令”从城区中心蔓延到各个乡镇，这个约定很久没继续了。“支撑过节气氛的东西都不被允许存在了，谁还想过呢。”
圣诞节不一样。杨璐今年和闺蜜只在附近的一家商场闲逛，但却遇到在票价500元以上的主题乐园才看到过的场景：圣诞主题的歌曲旋律萦绕在店铺里头，白炽灯下是红色的铃铛、棕黄的麋鹿，“都是温暖的色调”；人们身上装扮着圣诞色彩，有人还会跟着背景音乐哼唱，全没一丝“班味”。
这是一个时下的网络流行语，出自热搜“一旦上过班，你的气质就变了”，指的是繁忙工作引致的精神涣散、衣着随意、浑身疲倦等气质。同样的词还有“累丑”，形容因为过度劳累而“变丑”，重压之下的大陆年轻人常以此自我调侃。
杨璐今年特意戴上麋鹿造型的头饰，进入商场后，刚好看到一个同样戴着圣诞头饰的女生从一家店里出来。相视不过两秒，那个女生突然微笑了一下，看着杨璐的头饰夸赞，“你好美啊。”杨璐很少主动和陌生人搭话，愣了两秒，笑意先一步出来，她急忙回应，“你也是！”回到家后，杨璐和微信上许多好朋友分享这次偶遇。“这是一种全员快乐的氛围，”杨璐说，“快乐是会传染的，在这种氛围里，你会不自觉地被带动起来。”
在杨璐看来，她过的是一种“洋泾浜”圣诞节——还没有融入本土的外来节日，也因此没有任何规矩约束。
洋泾浜是上海黄浦江的一条支流。19世纪中，英法两国以此为界开辟各自租界，在中西交流中，沪语夹杂英语，“洋泾浜英语”就此诞生。因而，“洋泾浜”亦被用来指代“不规范、不正宗”的事物。现在，这也成为了在年轻人中流传的梗文化。
它的走红，最直接的原因是社交媒体的助推。大陆最流行的短视频平台抖音上，发布一段关于圣诞布景的30秒视频，搭配上广为传唱的背景音乐《Last Christmas》，轻易就能收获几万点赞量和数千条评论。张霏霏回忆，如果不是在小红书上刷到类似的帖子，她可能也不会想到要和朋友约时间聚会，一起打卡散落在城市各处的圣诞景观。
大多数年轻人过的都是这种“洋泾浜”圣诞节。既不包括吃火鸡这类西方国家习俗，也和宗教没太大关联。即使在节日当天前往教堂观看弥撒，也只是图个新鲜。对于很多人而言，和朋友约出来吃饭、拍照，在微信朋友圈发个洋泾浜照片，这个节日也就算是结束了。更重要的是，“你想怎样过就怎样过，什么都不用顾虑。”杨璐说。
张霏霏很认同这一点。对她来说，“想和谁过就和谁过”同样重要。“中秋、元宵、春节，这些节日的内核都是和家人团聚，这会让我回到我不喜欢的人际社交里。”
家里的人一旦聚起来，张口闭口聊的就都是下一代人的“终身大事”。每次团聚时，张霏霏都要一次次复盘她的工作、感情与人生规划。她对自己现在的状态还算满意，但家人总能挑出各种问题：这工作不好，离家远，会和异地恋男友产生缝隙；下一步是语重心长地劝导，女孩子还是得找个好对象，早点结婚、生孩子。张霏霏忍不住回嘴，表明自己不想要孩子，但这番“大逆不道”的言论很快又能在家族间引燃新一轮的激烈争吵。
关于她的现状，张霏霏不知道能传出多少个版本，被多少人讨论。有次回家，爷爷在和远房姑姑通电话，从爷爷的神态和语气，她能听出来，是在讲她工作的事。“我知道她们是想为我好，但我做事前已经想得很清楚了，你再这样劝我，会让我觉得是不是不尊重我。”
对张霏霏来说，过春节，不过是“两害相权从其轻”。“毕竟春节能有假期，比起工作，还是回家好一点点。”而今年和好朋友一起过的圣诞节，才是她完全自愿的选择。
消亡的集体习惯
对于圣诞，王璨除了期待，还夹杂着怀念的心情。她怀念的，是和现在相隔20年的相对“日常化”的圣诞。
王璨在东北长大，擅长做买卖的浙江温州人在她的老家开了一条街的商铺。规模最大的一家是“国际快餐城”，主打洋快餐，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就是预制菜。在那个人们普遍对外来文化保持好奇和欢迎的年代，一份冰淇淋足够让小孩子期待很久。
圣诞节便是一个个期待落实的时候。“10块钱一个，巨好吃，之前都没吃过这样软的。”王璨回味。让人快乐的不只是饮食。每个商铺都布置了圣诞装饰，播放圣诞歌曲。王璨不太能听懂英语歌词，但她能听出那些歌曲和新春时分每家超市播放的《恭喜发财》一样喜庆。
以前，地摊是各个地方最常见和百变的经济体。圣诞来临前的摊贩比任何时候都懂得捕捉商机，他们围在学校旁，兜售从各地进货而来的贺卡。但在《城市管理条例》变得更严格之后，这些零星的美好记忆不复存在。
王璨就读的中学是当地重点学校，每天早晨六点以前到校，晚上七点半下课。除了学习，容不下任何社交活动。在这间重点学校里，“抓纪律”是很多班级都会做的事：下课不能出去玩，不能聊天，不能看课外读物，更不能带手机。有的班主任专门安排“间谍”，时不时“打小报告”。人人自危的环境下，王璨和同学们不敢过多往来，只有圣诞这天是个例外。大家会互送贺卡，写下节日专属的祝福。
“你都不知道，原来班里和你不熟的同学，会给你这么高的评价。”王璨描摹出贺卡的形状：对折的卡片，摊开后是一个立体的圣诞树，灯光和音乐会随之一起打开。“太精美了，很多都是国外进口的。”
圣诞就像是压逼生活中的一小道口子，让学生们在繁忙的学习和紧张的人际中，挤出一些喘息。关于贺卡更多的细节，王璨想不起来了，那些送过贺卡的人，后来也没有更多的联系，但这种传递善意的方式，时隔20年仍有感动温存。
“也说不清送贺卡的习俗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好像是我们这里很久以前就有的习惯了，和其他节日一样。”王璨说着，又下意识否定，“不全一样，比如元旦，也会送贺卡，但和圣诞不一样的是，我们要强制排练联欢晚会。”每个人都要出个表演，某次晚会，她不得不登台独唱，排练时的压力瞬间被尴尬取代。总之，留下的都是让人不舒服的情绪。
反观20年前的个体记忆，王璨觉得，现在的圣诞，味道淡了许多：只是个别商场会摆出一些装饰，如果没人提，也很少会有人主动过。
从什么时候起，大家对圣诞没有那么多期待了？或者说，过圣诞的集体性的习惯是怎样消亡的？王璨说不清。但十几年前，并不是这样。
“移植的西方价值观，对传统文化造成冲击”
2010年，王璨刚到北京生活，西单、王府井等商业街里，圣诞装饰比比皆是，当时刚建成、主打年轻和潮流的商场“朝阳大悦城”，甚至请来香港设计师打造全亚洲最大的户外水晶灯。不只北京，那几年全国各地民众对圣诞节的热情支撑起一个又一个项目：
2008年，北京亚运村举办圣诞食品、饮料博览会；2009年，位于广州的圣诞老人书局正式营业；2010年，某家大润发超市营销人员对《今日华闻》表示，每年圣诞期间，不少商品的营业额要比平时高出30%至40%。
中国官媒一度也抱持“支持”态度。2006年12月26日，《新华网》发文称，“圣诞节这个节日已在很大程度上被中国化了，年轻人不再追究宗教背景和传统意义，而是借助喜庆气氛，表达对未来的祝愿。”2012年12月24日，《环球时报》亦提到，“到中国各地的消费场所看一看，如今的圣诞节在中国是多么热闹！”
与此同时，反对的声音在潜滋暗长。2010年，《环球时报》发布匿名投票，结果显示有七成网友担忧圣诞节文化“入侵”中国。
杨璐记得，2011年她读中学时，一些呼吁抵制圣诞节、平安夜的帖子就陆续在网上流传起来了，她身边有好些同学和亲戚们都有转发。虽然官方对这些声音始终没有直接表态，但很多人都能从这些帖子的结局清楚感知到“上面”的态度。
“那些很反智的帖子，比如说，‘圣诞节是国外庆祝成功进攻中国的’，我和同学举报了很多次后都还在。那些有理有据驳斥这些帖子的，几乎删了个干净。”杨璐回忆。
推波助澜下，民间对圣诞节的抵制在2021年来到了高峰。2022年以前，在严格的疫情防控政策下，中国感染新冠人数在当局的官方排行榜里一直位于全球最低，这项“荣耀”也在外交发言人每一次的对外发言中被反复提及，随后被剪辑成短视频，在各个社交媒体上裂变式传播。杨璐记得，那一年，即使是曾经对国家发表过不满意见的朋友，也会在朋友圈里表示对祖国感到骄傲。
以长津湖战役为背景，弘扬抗美援朝时期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精神的电影《长津湖》恰好在这个风口上映，乘着高涨的民族自信打破中国影史票房纪录。随之而来的是，这部电影激发起新一波的爱国热情。新华社等官媒此时也跟上“新风向”：12月24日从来都不是平安夜，而是长津湖战役胜利日。
在一些被“不慎透露”的文件中，官方态度和“民意”的关系始终紧密。根据BBC报道，2018年，河北廊坊市发布一份《关于做好圣诞节期间执法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执法人员在12月23日至12月25日全员上岗，全面管控“利用公共区域开展宗教宣传活动”，当地多名商家证实收到了城管局发来的禁令。大陆媒体《极目新闻》在报导中证实，2021年， 广西融安县教育局在《关于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禁止过洋节的通知》中提到，“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凭借现金的科技手段和发达的文化传播手段，在我国移植西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受到中国年轻人的追捧，商家也借机造势，营造气氛，吸引消费者，对我国的传统文化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相较于“情人节”等同样源于海外且未在中国扎根的“洋节”，圣诞节与平安夜遭遇系统性抵制的原因，或也因其具有“宗教”属性。
2014年圣诞节当天，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在其官网刊文，称：中国要“坚决抵制”境外利用基督教对华渗透。网络上，许多自发抵制圣诞的帖子同样以此为由：“圣诞节来源于宗教，过圣诞就是被洗脑。”
对于这类说法，孙晓梅难以理解。她在杭州工作，今年特意去上海过节。这是她在欧洲留学时留下的习惯。在她心里，这只是个节日而已。“欧洲当地的年轻人也有很多不信教但是过圣诞的，就是趁着这个全员欢乐的氛围，开心一下。”
王璨则认为，“如果真按照这个逻辑，重阳节也别过了，它是起源于道教的。现在有几人信道教？”
“这一套爱国营销不管用了”
杨璐没想到的是，今年圣诞节期间，社交平台上的风向似乎有了转变。
封面写“我是中国人，我不过圣诞”等口号的视频下，网友纷纷留言：别忽悠我们了。他们的暱称带有“某某油漆”或“某某钢材”等字样，主页里发的也都是和这些生意有关的视频，杨璐回想，疫情之后，每次刷到类似爱国宣传视频，评论区里“比较清醒”的，似乎很多都是做小本买卖的商家。
“大家都是很注意社交平台上的形象的，他们把头像和暱称都牢牢和自己的生意绑定，说明是为营生奔波的人。”杨璐意识到，他们是最能捕捉到民生经济动向的人，也因此能最直接地表态。有家理发店店主在门口挂上了“中国人不过圣诞节”的横幅，评论区最高赞的留言说：这一套爱国营销不管用了。
南京一位甜品店店主表示，每逢过节，都是他们营业额最多的时候，尤其是情人节、圣诞节这类年轻人最爱过的节日。呼吁大家不过圣诞，无异于毁人赚钱门路。
南京一位甜品店店主表示，每逢过节，都是他们营业额最多的时候，尤其是情人节、圣诞节这类年轻人最爱过的节日。呼吁大家不过圣诞，无异于毁人赚钱门路。
毕业一年多，刚找到工作的徐文杰对圣诞的态度也变了许多。前两年还在读书的时候，每每刷到中国人过圣诞节的视频，他便去点击“减少此类视频推荐”的按钮。“洋节有什么可过的，不过就是被资本主义洗脑了，节日就是消费主义。”
今年适逢撞上找工作的人生空档，他玩弄着手机解闷，再次刷到这类视频，却是不一样的心境，“消费也没什么不好的，中国也有很多双十一、双十二这样除了买买买没有内涵的节日。圣诞至少还能让人觉得快乐。”
前段时间，徐文杰终于应聘上了一份销售岗，收入和推销业绩挂钩。到现在，每个月只拿到三千多元。他不敢在公司附近租房，还是住在家里，每天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上班，来回倒几趟。七点起床、八点到家，徐文杰觉得比准备高考还累。
但他在同届同学中已算相当幸运，至少有份工作。这个月，他看到一则新闻，“中国16岁至24岁劳动力降至16.1%”，他禁不住怀疑起人生，“这数据是不是把我们抛出在外了？”
越来越多和他经历相似、同样对工作和前途保持担忧的年轻人聚集在圣诞相关视频的评论区里。虽然视频播放的是国外过圣诞节的场景，但人们的讨论从节日本身延伸到对国外生活场景。有人问，国外是不是不会有“996”？一名IP在英国的网友调侃，我每天五点下班，都闲死了。下面跟了几百条同样调侃意味明显的回复：快回国吧，家里现在一个月有32天都能上班啦。
曾在德国留学的张霏霏对此感到不解，欧洲的就业环境并未见多好，她就是在仔细衡量了之后才决定回国。而杨璐则很能理解网友们的心情，“他们不过是在压力剧增、看不到可能性的当下，去寻找一有可能的寄托。”
这些视频里，天空还亮着，路上也没有堵车，每个人都不是行色匆匆，而是沈浸在节日的氛围里。“说白了，大家羡慕的不只是当下过节的快乐，而是这种能容许你快乐过节的环境。”在杨璐看来，“996”和“上四休三”之后的过节，完全是两个概念。
杨璐也观察到，官方对圣诞的态度，似乎也变了。虽然仍不算明朗，但至少没像前几年“能让人一眼看出，就是不让你过。”
杨璐还记得，两年前，北京一家大型商场上午刚刚摆好圣诞树，下午就又收了起来。她找北京本地同事打听，才得知北京似乎从2018年开始就在限制圣诞装饰的出现。但今年，商场里的圣诞活动肉眼可见地变多了，有家商场还和香港迪士尼联合打造了一个圣诞打卡场地，这在前几年是不敢想像的。
和朋友聚会结束，回到家后，杨璐下意识地搜索小时候看过的电影《小鬼当家》。她对外国家庭如何过节的最初想像，几乎全部来自这部电影。比起曾经的圣诞节，杨璐觉得，她更怀念的可能是一个已经远去的开放、包容的时代。
2016年，杨璐高考结束，亲戚们举着手机里“一带一路”的政策新闻，劝她报考小语种专业，因为那肯定“大有出路”。前景风向总是迅驰扭转，毕业后，她的专业已经“不吃香”，找工作亦很磕磕绊绊。又过了两年，小语种彻底沦为了网红教师张雪峰口中“从就业考虑，最不推荐报考”的专业。
“我当然知道，国外的并不一定是好的，但开放，就意味着你有更多样的选择，而不是被不容置疑地困在单一的局面里。”杨璐说。
今年，在年轻人过圣诞的高涨热情中，官媒的态度也有了一些松动。新华社、央视新闻再次发布长津湖战役的相关帖文，不过并未直接点明特定日子“不是平安夜”或“不是圣诞节”。尽管如此，先前思想教育的惯性还在流传，网络流传的信息显示，一些地方的学校和企业仍在呼吁抵制圣诞，“不仿效、不媚外，不组织、不参与关于圣诞节的聚会与狂欢，不转发与‘洋节’有关的抖音微信、微博、短信等。”“教师和家长要引导孩子不过圣诞节、平安夜等国外传统节日，多为孩子们讲解中国传统节日的故事，继承发扬我国的民族传统文化。”
“它越不让我过，我就越要去过。”再次看到抵制圣诞节的帖文后，林志伟忍不住点开淘宝给自己和女友各下单一件红色上衣。
几年前，他来到心中最开放的城市上海工作，这里圣诞氛围浓郁，不用刻意做攻略，随意出门走走就是一处可供庆祝的场地。他对圣诞节的态度本来一直“不冷不淡”，有人邀请过节，他会欣然接受；如果只有自己，可能也想不起来这个是个节日。今次忽然想起，纯粹是“和上面对着干”。
“说圣诞节是文化入侵，就是无稽之谈。”林志伟说，“哪有那么严肃的事，大家不就是想高兴一下。”林志伟打趣道，“国家现在对圣诞节的态度，对于爱过这个节的人反而是好事，”他顿了顿，接着笑道，“要是中国真的推广了这个节日，这节日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杨璐觉得，中国似乎太喜欢为每一个节日赋予意义了，一年到头只有说教，哪怕一天的快乐时间都不让人拥有。自从春晚小品变得越来越无聊，吐槽春晚成了杨璐和朋友过年期间难得的娱乐。春节将至，她莫名期待起今年的春晚小品节目。她很喜欢的小品大师陈佩斯曾在小品《主角和配角》里说过一句台词：“你管得了我，你还管得了观众爱看谁啊？”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文内受访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