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林洸耀：一位外媒记者的驻华生涯，和与他一同逝去的时代
他秉持新闻专业主义的客观，带着善意向世界展示中国，但随着中国威权主义崛起、中西对抗与日俱增，他的立场越发显得不合时宜。
八宝山的兰厅摆满了外国新闻机构送来的花圈，屋子里站满了外媒驻华记者。追悼会场正中央挂着的遗像，是一个留着灰白胡子，带着圆圆的眼镜，笑起来眼睛眯成两条弯弯弧线的男人，在肃穆沉痛的氛围里，和蔼地望着众人。
前来吊唁的人们，一半是中国人，一半是西方面孔。大家见面、拥抱、抹眼泪。有人感叹：“一个有东方绅士风度的人走了。”
追忆林洸耀（Benjamin Kang Lim）时，离不开他写的独家新闻：1997年，独家报道邓小平逝世，比官方通报早两天；2007年，准确预测低调主政浙沪的习近平被钦定为中共下一位领导人。
但更令人感念的，是林洸耀的为人：慷慨、真诚、关心每一个人，从资深编辑到入职第一天的实习生。每个人都谈到年复一年、雷打不动地收到林洸耀的生日问候，和他为提携后辈而分享自己稿件的署名。
林记者、林老师、老林、Ben，这些身份组成了林洸耀一生的缩影：以菲律宾华侨的身份进入西方驻华媒体，报道中国近四十年，直至路透社北京分社社长；凭借勤勉、谦逊和通晓中国人情世故，与中共体制内精英建立信任，率先发布他人难以采访到的独家消息，掀开了中国神秘政治的一角。
追悼会现场的中国人、外国人、外国媒体里的中国人，仿佛是林洸耀三个身份的具像化：中国社会里的外媒记者、西方白人主导行业里的华裔、中国人同温层里的南洋华侨。他在这三个身份里游刃有余，但仍受制于国际政治对立和行业内隐形的偏见，在路透社工作二十七年后黯然离开。他秉持传统新闻专业主义的客观，带着善意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但随着中国威权主义崛起、中西对抗与日俱增，他的立场在任何一方都越发显得不合时宜。
和他一同逝去的，是曾经试图走向开放和善治的中国，以及拥抱中国融入的世界。他在体制内的朋友逐渐远离权力核心，他在外媒圈的朋友纷纷退休。于是，人们在感慨时代落幕之余，转而感叹他和那个时代的品质：谦和、宽容、兼收并蓄。
“他站在那里，像空气一样，让不同的风从身体里吹过。”他曾经的实习生孙一磊说。
1 独家
2017年，林洸耀在中共十九大召开前拿到了政治局常委名单，但路透社没有发布这篇独家报道。
外人无法确定编辑把稿件按下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同事间流传着一些猜测，比如习近平上任后，中国政治黑箱变得更加封闭，即使林洸耀也难以拿到最准确的消息；再比如，曾经和林洸耀长期共事、建立信任的编辑们陆续退休，新上任的编辑对签发重磅独家报道更加保守。
但无论原因是什么，过去的七八年，林洸耀对中共高层人事与政策的独家报道越发难以施展，而这本是他最引以为傲的成绩。
1997年2月，在官方封锁消息之际，林洸耀首发邓小平逝世的消息。许多年后，他在接受《人民日报》下属媒体《环球人物》采访时回忆，邓小平病危期间，他和能接触到核心政治人物的朋友们沟通好，如果邓小平去世，就立即给他发传呼。BP机显示一串数字，比如“65321111”，他便知道是这位朋友发出的信号；如果是另一串数字，表明信息来自另一个朋友。当多个信源交叉验证，他再去公共电话亭，打过去询问一些细节，即可成稿。
在他职业生涯最重要的二十年间，因为多次发布重磅消息，成为外媒驻华记者独家新闻领域的佼佼者。1995年，他独家报道了中国首个因贪污腐败落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陈希同；2005年，前总书记赵紫阳在软禁中去世，他最先获得消息并首发报道；2007年，胡温政府决定接班人之际，他准确预测了习近平的崛起，并提前完整列出中共十七大的九个常委名单；2012年，独家报道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倒台。
除了独家信息，最能体现林洸耀报道风格的，还有他别出心裁的政治观察。最典型的一篇，是他在2015年通过描写习近平参加党内左右两派老领导的葬礼，呈现习在十九大前弥合因反腐运动而造成的党内分裂、巩固权力的手段。在题为《四场葬礼和一场婚礼：习近平修补政治桥梁》的报道中，林洸耀引述体制内人士称，习近平在其父亲政敌、中共保守派理论家邓力群的遗体前三鞠躬，又在一个月后，给无甚交集、反右运动中“自划右派”完成指标的曾彦修送上花圈。林洸耀写道：“重要人物的葬礼在中国政治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并由党精心策划。仔细梳理出席者名单，便可得知哪些退休官员仍有影响力。”
林洸耀获得的内幕，大多来源于体制内的“红二代”或“红三代”。这些人未必身居高位，但在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仍然附着于权力中心，有一定话语权，掌握不少内幕消息。
然而，林洸耀的最后一篇重磅独家报道停留在2012年，在此之后，新的时代开启，林洸耀的“红二代”朋友们被推到权力中心以外，新上任的官员变得难以靠近。开放与交流的氛围变了，取而代之的关键词是是斗争与安全。
“九十年代，他和那些人在北京二环的四合院里对酒当歌，大家会觉得，我跟外媒讲讲挺好的，和世界沟通是好事，”他在路透社的前同事翟琦说，“现在还有多少人会这样想？和外媒记者讲话能有什么好处？”
2 做人
林洸耀常常对年轻记者说，“做记者就是做人”，有时还补充道：“在中国做记者就是做人。”
凭借为人处事的智慧，林洸耀与体制和民间里不同政治立场、社会地位的人成为朋友，建立起长期信任。鲍朴是林洸耀的朋友，第一次见面，是在被警察围得水泄不通的“部长楼”里。
“六四”天安门镇压后，曾推行民主化改革的官员们陆续遭到清算。1992年，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曾任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等职务，辅佐赵紫阳推动政改），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等两罪判刑七年，成为因“六四”被逮捕和审判的最高级别官员。
宣判那天，鲍彤的儿子鲍朴，见到林洸耀穿过将单元楼“围得跟铁桶似的”警队，来家里找他母亲喝茶。和鲍朴接触的外国记者不少，但他觉得林洸耀与众不同。“他是真想和你交朋友”，鲍朴说，“西方记者有事说事，没事不太和你打交道，但（林洸耀）平常没事也会和我保持联系。”
鲍朴欣赏林洸耀身上未经政治运动洗礼过的传统中国人气质：每年生日准时收到林洸耀的电话，问候他和家人的身体及生活近况，让他代为向家里人问好，他将此归结为“礼”；鲍朴将其父亲的文章集结出版，被林洸耀称赞，他归结为二人对“孝”的共识。
林洸耀有痛风，和鲍朴见面常一起去泡脚，一边泡一边聊天。他们聊六四、聊天安门母亲、也聊生辰八字、共同朋友的近况、生活里的琐事。由于鲍家和赵紫阳的关系，这样的社交可以理解为记者和消息人士的应酬，但林洸耀从来没对鲍朴说过，“有大新闻先找我”。
日常的交往逐渐建立信任。十三年后，赵紫阳在软禁中去世，消息从赵家传到鲍家，鲍朴想把消息报给外媒，第一个想起的就是林洸耀，而林洸耀也成了全世界第一个报道赵紫阳逝世的记者。再次见到鲍朴时，林洸耀向他道谢，兴奋地说，他打败了法新社，比后者早发布四十五分钟。又过了四年，赵紫阳的秘密录音被偷运出境，最终整理成其回忆录《改革历程》，在海外出版。鲍朴也将这一消息最先通知给林洸耀，成为他另一篇关于赵紫阳的独家报道。
认识林洸耀的三十二年里，鲍朴的身份从体制内改革派“红二代”转变为“异议人士”，也从北京南下香港，但林洸耀三十二年如一日，在他生日打电话问候，聊聊家长里短，偶尔也询问当下政治走向，直到林洸耀去世前一个月。鲍朴说，林洸耀凭借一以贯之的“礼”建立起真正的友谊，让他感到被尊重。
林洸耀和受访者相处的首要原则，便是“先做朋友再采访”。约见面，像朋友一样聊天，说到有趣的事情，他就掏出小本子记下来，但不以“拿信息、挖材料”的方式交流。
除了早已脱离体制的鲍朴，外人很难知道林洸耀的其他“线人”们究竟是谁，也难以见证林洸耀如何与他们打交道。但林洸耀和同行以及同事们的相处，从侧面折射出他在社交场合的影子。
林洸耀没有“大记者”西装革履的精英范。《环球人物》在专访里细致地描绘了他“像韩剧里不得志的大叔”的打扮：穿着一件宽大的西服，微微的啤酒肚上吊着一条同样宽大的裤子，半旧的手机皮套挂在裤腰，保证他不会错过任何电话。采访林洸耀的场景也十分接地气：茶餐厅的一角，林洸耀正低头喝粥，抬头见到采访他的中国记者们，便招呼大家点餐：“你们光点一碗粥可吃不饱，能吃是福。”
中国的应酬文化离不开烟酒，林洸耀和“红二代”们在饭桌上也难免如此。林洸耀曾为身体健康戒烟，同事们大为赞赏，但两个月后，林洸耀又加入了办公室里下楼抽烟的小群体。“林老师，您怎么没挺住啊？”同事们打趣。但他认真地回答：和体制内的朋友吃饭，别人抽烟，他不抽，人家觉得他拘谨、没有共同语言，就不和他聊太深；为了进一步相处，他不得不把烟重新抽回来。
和官员交往时也有一些灰色地带。林洸耀曾向路透社中文网前主编王丰推荐过四五个实习生，这些年轻人都是林洸耀体制内朋友的孩子，有的是大学生，有的还在读高中。一些技术官僚退休后，觉得自己算是财税、金融领域的权威，写了篇文章想发表，就找到林洸耀，他也会尽量帮忙。
王丰分析，这些人曾为林洸耀提供过有价值的信息，虽然最严格的新闻伦理禁止记者给予回馈，但这在中国的人情世故里往往行不大通。于是他投桃报李，在不违反记者行为准则的灰色地带，予以适当的回报，将这些互惠的关系维持下去，也有助于以后的报道采访。
对于这些“可做可不做的事情”，林洸耀做顺水人情，对体制内的朋友和路透社都有帮助，王丰感叹，“他的人情世故比我们高明多了”。
关于林洸耀与人交往的艺术，最广为流传的，是2003年路透北京办公室炸弹挟持事件。一位上访者自称身藏炸弹，闯到路透办公室要求报道他“因被诊断为精神障碍而无法登记结婚”的“冤情”，为他“主持公道”。彼时还未担任社长的林洸耀，出面与其谈判，分两次让多数同事安全撤离，自己被挟持，最终成功劝说其向办公室外的警察自首。
林洸耀喜欢读金庸的武侠小说，对他性格的浸润，塑造了他宽厚、敞亮的性格。“他平易近人，又能帮你担事，就是武侠小说里完美大侠的形象。”王丰说。
3 西方媒体
林洸耀曾对“新冠溯源”的报道颇有微词。
疫情三年，病毒溯源一直是国际媒体经久不衰的话题，也成为中美政治攻防的工具。包括《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CNN、BBC、《德国之声》、AXIOS等西方主流媒体，时常发布引述美国情报部门称“新冠病毒可能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稿件。
林洸耀的实习生孙一磊回忆，林洸耀曾私下批评此类基于单方信源成稿、不去或无法去验证证据的报道。“只体现了西方的一些说法，one-side story，但写出来给人感觉好像是事实”，他回忆林洸耀这样说道。
“（林洸耀）对于‘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批评’是有批判性的。”孙一磊说。
西方媒体报道中国，被一些新闻从业者指出其常套用既定框架，来叙述议题、提出批判。但林洸耀不会采用这样的报道范式。在那篇习近平参加葬礼的报道中，林洸耀没有下定论习近平是改革派或保守派，也没有在描写反腐令党内风声鹤唳时，给习近平贴上“独裁者”或“铁腕统治者”的标签。
林洸耀在2007年北京筹备奥运会期间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我们的角度是反映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些事物，不做意见领袖，不受任何新闻之外的影响。”他的多位同事评价他“个人观点比较淡”，鲜有感情色彩强烈的“好与坏”的结论，也少用理论框架去套用具体的人事物；相反，林洸耀更习惯用“考据”的方式，通过发掘具体的行为和事件，去归纳个人或庞大议题的特性。
在追悼会上，林洸耀的一位在台湾的大哥发言说，林洸耀在西方媒体里，依据事实、中肯公正地讲述中国的事情，在西方媒体对中国存在诸多误解的情况下、在当下冲突对抗的国际政治里，显得尤为重要。
然而，在过去十年，一些在外媒的新闻工作者感受到，当一篇稿件不对中国政治表明立场，就会和西方社会当下的主流观点产生较大偏差。这样的报道，在一些外媒的编辑部里，也越难越被掌握决策权的编辑所认可。
“（西方媒体的）领导变了，读者变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也变了”，林洸耀在路透社的前同事翟琦说，“上上下下都不听你的，你只有一肚子的不合时宜”。
外媒驻华报道的“黄金时代”，伴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向世界打开的大门。奥运筹备期伊始，国务院便下达新规，外国记者在华采访“只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的同意”，不再需要向政府申请获批，离京采访也不需公职人员“接待陪同”（实际上是监视）。
这一原则在奥运结束后，被新的《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延续下来，成为常态。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刘建超在记者会上说，新条例“本着改革、开放、进步的精神”而制定，并表示：“要让中国同世界更好地相互理解、合作、融合，新闻媒体是非常重要的媒介……不要指望媒体只报道中国好的、进步的和发展的一面，也要承受他们可能报道一些你不愿意被报道的问题。”
中国的开放，也呼应了西方政府对中国充满乐观和热情的时代情绪。美国总统小布什出席奥运开幕式前，平衡地表达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指责和对中国开放市场的赞扬。“成长于自由交换商品的中国年轻人，终有一日会要求自由交换观念”，他说，“中国的变革终将到来……我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黄金时代”里的外媒记者，描绘了庞大中国的复杂、立体与鲜活。奥运前夕，《纽约时报》发表一篇关于“中国人权在进步”的报道，采访了不再因没有居住证而被警察驱逐的上海卖菜小贩、在博客发布警察殴打示威者视频的官媒记者、推动残疾人保障法律修改的公民行动团体、期望以个案推动法治进步的刑辩律师、谈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共青团智库研究员，呈现了体制松动的时刻以及活跃的民间抗争。
彼时亦是中国媒体的“黄金时代”，它们也借助西方媒体的对华解读，来更多元地衡量这片土地。《南都周刊》曾在2013年刊发二十六页的封面报道《外媒记者在中国》，以《纽约时报》、《纽约客》、《每日电讯》、《朝日新闻》驻华记者的四篇人物特写为主体，刻画了外媒记者在十八大前夕捕捉中南海政治风云变幻，进驻乌坎直击民主选举，利用新兴的微博把握“草根力量”。
翟琦说，在当时的背景下，林洸耀写稿的主旋律便是，“中国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多跟我讲一点吧！”
对于时政记者，在密不透风的中国政治里，挖掘到暗流涌动，便是“有意思”的工作成就。2007年，一位退休官员，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在改革派杂志《炎黄春秋》呼吁中国进行北欧式“民主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引发了中共党内的意识形态风暴。
林洸耀拿到了体制内要求对此“做斗争”的消息，也采访了支持政改的草根党员。他在题为《在中国，民主的呼声激起了秘密风暴》的报道里，引述了政府内部的会议记录：“这是我国目前在政治和思想方面面临的主要危险之一。反对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斗争，是一场严酷的理论斗争和尖锐的政治斗争。”而在稿件的最后一段，他写道：“许多普通党员对谢韬的想法表示支持……预计在未来敏感的几个月里，还会有进一步的改革呼声。”
林洸耀没有评判对政改的呼吁，读完他的报道，既不会产生“政改再也不能拖延了”的心急如焚，也不会担心这是“我国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最大危险之一”。他仅点出了充满了“中国特色”的悖论：如果最高层声势浩大地打压这篇文章，会在十七大前的“敏感节点”造成不稳定；但若领导人毫无反应，又意味着为政改背书。因此，宣传官员得到了“不公开批评，但可在内部会议讨论”的指示。
“有意思”并不代表避重就轻。林洸耀也写了不少中国政府眼里“敏感”的稿件，包括藏人自焚、新疆“七五事件”等等，但他不会在文中声援示威者，亦不会为权力辩护。“他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不是为了赞扬而赞扬，他写的就是news”，翟琦说。
顺着开放的时代潮流，林洸耀不断告诉世界中国有意思、新奇的事物，直到潮水改变了方向。
2012年钓鱼岛危机点燃了中国人仇日排华的情绪，随后是网络作家周小平横空出世，在写了《梦碎美利坚》、《美国对华文化冷战的九大绝招》后，被习近平接见并点名表扬。接下来的几年，狂热的民族主义逐渐占据社会主流，并在新冠疫情期间达到顶峰。“战狼”外交官赵立坚在记者会上讽刺西方国家抗击疫情不力时说：“在座的外国记者，你们能够在抗击疫情期间生活在中国，你们就偷着乐吧。”
中国官方的枪口也瞄准了西方媒体。从2013年起，习近平反复强调“国际舆论斗争”的重要性，在判定“西方主要媒体左右着世界舆论”后，要求宣传部门“下大气力”抢占国际舆论阵地。此后，《中国日报》开设了王牌节目“起底外媒工作室”，《环球时报》马甲号“补壹刀”扒梳五十多位在西方媒体中国籍或华裔记者，称他们“给西方反华势力递刀子，在同胞背后开枪”。
2020年，中美双方互相驱逐数十位记者，这既是美国政府对华鹰派的长期谋划，又象征着中国政府关上了面向世界的另一扇大门。CNN前北京分社社长齐迈可（Mike Chinoy）分析，这样的结果是，西方媒体的中国报道变得更加聚焦于中南海时政和中美冲突等宏观大格局，对普通人和人性的刻画则日益稀缺，报道总体逐渐愈发极端、粗糙和刻板。
中国官方和小粉红把外界的批评当作“反华势力搞乱中国的险恶用心”，而在另一个语境里，西方鹰派也把对中国的善意与友好等同于“亲共”。翟琦描述，少数西方驻华媒体现在的操作是，“派一个年轻记者来中国，先告诉我两百件中国不好的事情，跟我讲点这不好、那不好，咱们从头掰一掰。”
林洸耀无法在这股浪潮里独善其身。他依靠内部信源的独家报道越来越少，甚至稿件里引述政府内部信源的数量也在降低。他的编辑、同僚和下属，对中国报道的理解与他越发不同，令他越来越难以适应工作环境。
多位熟悉他的同事说，林洸耀在路透社的最后几年处于“半退休”的状态，想写点什么就写一点，但没有太多写重磅稿件的内外条件，也左右不了整个编辑室的议程。“他可以不离开，但在这儿干着就是难受，”翟琦说。
最终，在路透社工作二十七年后，林洸耀在2019年辞职，南下新加坡，加入《海峡时报》。
4 中国人
2024年5月21日，林洸耀因十二指肠感染在北京去世，享年65岁。
悼念如潮水般涌上外媒记者的推特时间线，称赞他的新闻事业和为人品质。
“是林洸耀把我领进路透北京分社，是他教会我新闻业和中国报道的丰厚知识”，储百亮（Chris Buckley，现《纽约时报》中国组首席记者）写道，“他最大的天赋是他的品质——慷慨、真诚、关心每一个人；每一年，他比我更在意我的生日；我希望他的家人能读到这些文字，知道他受这么多人爱戴。”
白宾（Ben Blanchard，现路透社台北分社社长）写道：“在（林洸耀）的指导下，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从如何与中国官员交谈，到共产党运作的复杂性……他总是对自己的知识慷慨大方，指出错误是也彬彬有礼。我们将深深怀念他。”
“我崇拜他，也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非常慷慨地分享建议和智慧”，约翰·鲁维奇（John Ruwitch，现NPR国际特派记者）说，“他奇特的幽默感让工作环境变得更好；他的批评总是温和的，而且总是正确的；他的友谊是真诚的。我们今天失去了一位巨人。”
但与社交网络上绵延的悼念相对应的，是媒体机构的冷淡。林洸耀服务二十七年的路透社，并未就其逝世做出任何正式回应，也未发布讣文。王丰在推特上公开呼吁：“林洸耀一生的成就，值得新闻界更高的认可，希望他供职的机构会通过颁发奖项或设立奖学金的方式，更好地表达对他的缅怀和尊敬”。
路透社仍然没有任何反应。
彼时，亚洲出版协会（SOPA）年度新闻奖将在一个月后举行，有中国籍委员提议给林洸耀颁发终身成就奖，同样反应寥寥。王丰抓住这个契机，联合几个中国籍记者，向SOPA写信，并在网上第二次公开号召各新闻协会以实际行动纪念林洸耀。最终，SOPA为林洸耀颁发了终身成就奖。
“很多人对路透社不满，对整个西方媒体驻华新闻行业不满”，王丰说，这些机构对林洸耀逝世反应冷淡，尤其路透社对此视而不见，他解释为“装傻”。
王丰认为，西方媒体驻华报道行业里的系统性种族歧视，可能是林洸耀去世后各机构反应冷淡的原因之一：“领导层都是白人，而中国人、华人、亚裔，在西方驻华新闻圈内的话语权和存在感一向不高。”
十几年前，外媒驻华报道记者绝大部分是白人男性，虽然近几年于欧美社会成长的亚裔的比例逐步上升，但掌握话语权的管理层仍几乎是白男。在中国和亚洲各地成长的记者，如果要突破种族和国籍的双重桎梏，需要面对更大的阻碍。
在北京，林洸耀是外国人，但也是黑眼睛、黄皮肤、会说中文、成长在亚洲的华人。王丰提到，就待遇不平等的问题，林洸耀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能量，曾在路透中文网连续三年发表三篇文章，同时向中国政府和西方媒体喊话，要求给予中国员工平等的地位和待遇，为中国籍记者的权益鼓与呼。“这些话我听了二十多年，但哪个外国人会公开在媒体平台说这样的话？”王丰说，“林洸耀是唯一一个。”
中国政府为限制本国记者在外媒的发展，规定中国公民在外媒驻华机构仅可从事助理类辅助工作，不具有记者身份，持外事部门颁发的“中秘证”工作。
西方媒体的外国员工担任核心、有话语权的“记者”（reporter）或“特派员”（correspondent）的职位，中国籍员工（常被称为“中秘”）只能长期处于边缘、低层级的“助理”（assistant）或“研究员”（researcher）的位置，并因为中国政府的规定，丧失了上升至外国员工同等地位的“合法性”。
中国员工“二等公民”的身份被制度化确定下来，也成为西方媒体限制中国员工职业发展的“正当”理由。当多家美国驻华媒体被中国驱逐后，许多中国籍员工一同转移至海外，不再受外交部条例管辖，但鲜有人因此升职为正式记者。
中国员工拿着远远低于外国记者的薪水，没有采访和写作的主导权，也不能发布单独署名的文章。他们的名字往往只在文章最后一句出现：“某某某对本文亦有贡献”（XYZ contributed research）——即使他们在构思选题、找受访者、采访、撰写和编辑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且从语言、人脉、对社会的理解等各方面，为外国记者提供不可或缺的帮助和指导。
按规定，中国员工无法署名，但林洸耀会尽量把他们的名字放在联合署名或“补充报道署名”（additional reporting）一栏，也会在当社长时提醒其他外国记者这样做。“你们是年轻记者的时候，我都给你们加（署名）了，现在你们也应当去帮助像你们过去一样的同事。”王丰回忆外国同事们转述林洸耀的劝告。
这些补充署名，虽然不够理想，但给予了中国员工应得的肯定，也为他们职业发展提供了帮助。王丰职业生涯初期，曾在路透社做过“新闻助理”，凭借厚厚一沓“补充报道”署名文章，申请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新闻学硕士。
林洸耀对中国员工的帮助更体现在日常工作中，去教他们如何与公司谈判，获得更高的涨薪和内部职称，这对很多专注写稿、但缺少商业思维和谈判经验，也不够有西方文化里的“强势”（aggressiveness）的中国员工有很大帮助。
“我们之间也吐槽外媒内部对本地雇员的（方式），”王丰说，“他在个人能力范围内，大力提携、支持本地年轻雇员，也有尽力righting the wrong的意图。”
生活中，林洸耀和”北京老外圈”保持一定距离。并非融入不了，而是他待在中国人的群体里更舒适。此处的中国人群体不是“红二代”，也不是外交官，而是翟琦、王丰这样的中国媒体人，以及一些老知识分子等。
林洸耀家的客厅常挤满了他的朋友们：媒体同行、受访者，写书法的、打太极拳的、跳舞的，各行各业都有。客人年龄从三十岁到七十多岁，十几个人聚在北京国贸附近的外交公寓里，或坐或站，一起喝茶、打牌、聊天。
实习生孙一磊是这里的常客，下班后去林老师家吃饭，一周两三次，有时还和林洸耀的太太三个人一起蒸馒头。大家聊聊最近的新闻和同行的报道，也闲话生活里的家常，比如健康和养生话题。林洸耀有时会说起他们家以前的故事，他的父亲在马尼拉开了间福建菜馆，讲到店里卖的闽菜、粤菜的味道，林洸耀总是很兴奋很开心。
林洸耀年长孙一磊三十多岁，便以传统中国长辈的方式给他介绍对象。“Ben对我说，晚上来我家吃个饭吧，当我打开门，还有另外一个女孩，就很尴尬。”孙一磊苦笑。这段惊喜的相亲没有后续，只是让孙一磊感叹：“很多中国人年纪大了，就会有给人介绍对象的冲动，他就是一个热心、关心我生活的长辈。”
而在妻子张馨心眼里，林洸耀则像个“天真快乐的孩子“。她在SOPA颁奖典礼上回忆，有一年生日，林洸耀开心又害羞地拉着她在大街上跳舞；当她在家里蓬头垢面时，林洸耀深情地望着她说，“你真美”。“Ben给了我这世上最美好的爱，让我成为最幸福和最悲伤的女人。”她说。
如果要说林洸耀和他身边的中国人究竟有什么不一样，或许是他对中国的感情。翟琦感受到，面对中国的弊病，林洸耀没有像许多中国记者那般“痛心疾首”、“恨铁不成钢”的强烈情绪，也没有那么强的代入感。林洸耀和中国有深刻的联结，甚至比很多中国人“更懂中国”，但仍可以抽离出来，做一个冷静的观察者。
这当然有林洸耀的性格原因：他对事物的观点比较淡，不是和人针锋相对，非得说服对方。但他的多重身份，也影响了他对中国的情感和评价。“他是一个带着中国思路的外国人”，孙一磊说，林洸耀会意识到中国的问题，但仍然肯定国家的进步，并认为西方社会对中国存在诸多误解。
2019年加入《海峡时报》后，林洸耀终于有机会写大量的评论文章，公开发表自己对中国政治的立场和观点。和西方媒体最不同的，是林洸耀多次站在中国的角度，为中国政府建言献策，期望更开放善治的管治。今年人大闭幕不再举办总理记者会后，他发表了人生的最后一篇文章，认为中国有朱镕基、温家宝、李克强三位总理直言并取得良好的效果的过去，应当更加自信地面对媒体和公众。
林洸耀还写了不少不同于主流外媒话语体系的文章。建国七十周年时，他写道：“令末日论者和诋毁者沮丧的是，坚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七十岁生日，避免了崩溃，并一次又一次地触底反弹。”在分析人权问题与国际政治角力的悖论时，他诘问：“将人权问题武器化，以对抗中国，究竟是美国真切行善，还是仅仅为了自我感觉良好？”在评论中美关系时，他罗列了习近平一系列激烈言论，认为中国并不畏惧愈发不稳定的国际关系，又在另一篇文章写道：“几十年来，中国一直仰视美国，但时代正在改变。”
林洸耀对中国政治的观点，不仅在西方话语体系里处于边缘，也不被许多中国人认可。他来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做过几次客座讲师，不少中国大陆背景的同学在课后反馈，林洸耀对习近平和中国政治走向的看法太乐观。
他对中国的感情，决定了他大半部分的人生。因为想一直待在中国做报道，林洸耀待在路透社“特派驻华记者”和“北京分社社长”的位置上二十多年，没有像其他外国记者那样，积累够经验就去下一站履新或进一步升职。
也因为他对中国的感情乐观并带着一丝游离，将他和许多背井离乡的中国人区分开，仍然将北京视作安心的居住地。鲍朴对比自己和林洸耀对北京的感情：“我一回北京就觉得很压抑，但他不会愤怒，所以可以舒舒服服在北京住着。”
南下新加坡后，林洸耀仍然对北京心心念念。去世前一个多月，他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研讨会上见到了王丰。散场后，两人走在清华园闲聊。林洸耀说，清华那么大，我腿脚不好，以后如果来教课了，走都走不动。王丰说，你就打个车，一路打到教室门口，上楼走到教室就行。
林洸耀终究没能实现打车到清华园教书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