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教育战略转向？人文、社科退潮，高校正在“弃文从工”｜Whatsnew
新一轮服务国家战略的高校院系调整，会带来什么长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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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政府空前放大教育“服务国家战略”的属性，推动顶尖高校大力扩招理工科生之时，传统的文科名校正经历“被时代抛下”的危机感。
“文科招生的比例，会从原来的百分之三四十降到百分之二十。”3月6日，复旦大学校长金力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的一句话掀起风浪。
大减文科，另一面是大搞工科。复旦打出“一步到位”的口号，一改传统“成熟一家做实一家”的审慎做法，一次性开设六个新工科创新学院，专攻集成电路、计算与智能、生物医学工程、智能机器人与先进制造、智能材料与未来能源、电子信息与未来空间领域。
以“自由而无用”的校训闻名、身为中国高校文科重镇的复旦不惜以“大手术”式改革舍长就短，折射大陆高校学科布局改革的整体导向。复旦大学2023年-2024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显示，复旦大学全日制本科生中，攻读人文社科的学生占比超过四成，而工科仅占15%。按照未来本科招生数文、理、医、新工科、交叉学科各占20%的改革规划，复旦文科招生将迎“腰斩”，全校齐装满员地推进新工科建设。
“我们一直有这样的焦虑，”复旦党委书记裘新在学校春季工作会议上说，“没看准历史大方向，会被时代的列车远远抛在后面，连声招呼也不打；或者虽然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但没及时赶上时代的列车，同样会被历史的车轮碾过。”
3月18日，面对争议，金力再度接受采访，称文科是复旦的不可动摇的“老根”。但文科大调整格局不变：传统文科专业缩招，而新增的“新文科”项目均聚焦文科和理工医学科交叉，双学士学位规模占今年招生数的12.4%。
大陆顶尖高校迫切求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危机感何来？
预算总经费是压在高校头上的大山。2024年，复旦预算总经费182亿，增长不到2%；而上海交大预算经费达281亿，增长超6%。一个让复旦焦灼的数据是，过去五年间，同是被坊间戏称为“魔都双子星”的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经费差距从不到30亿人民币，扩大到了近100亿元。
不断扩大的经费差背后，是中国高校新一轮资源竞争：谁抓住“新工科”，谁就能获更多扶持。
和传统工科相比，“新工科”聚焦AI、智能制造、机器人、云计算等新兴产业，其既是教育命题，也充满政治色彩：2018年中国教育部首提新工科之际，正值中美贸易战打响、美国推进对华技术封锁之时，新工科正是为突破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而来。
文科经费少、工科经费多是常识。但在当前“分蛋糕”规则下，中国工科院校的经费大幅膨胀，给文理优势大学带去超常压力。不独复旦，其他顶尖高校例如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近年同样控制文科招生规模，同时大举进入“新工科”领域，意图重塑竞争优势。
以南京大学为例：2022至2024年，南大新增新工科专业及方向累计扩招1730人；2025年继续扩招，新增本科招生名额不低于100人，其新建的苏州校区更是全方位围绕“新工科”发展。一剂猛药下，南大预算经费从2023年的97亿一举增长到2024年的121亿人民币，终于突破百亿大关。
“轻文重理工”不仅是高校行为，也成了地方共识。据澎湃新闻梳理：今年，中国至少10个省份明确要发展理工农医类等国家急需学科专业。如山西省省长提出理工农医类专业占比要达55%，内蒙古教育厅则定下2025年“理工农医类本科专业和学生占比过半”的发展目标。
另据中国首家高等教育管理数据与咨询公司麦可思《中国-世界高等教育趋势报告(2025)》的数据，中国近十年新增“智慧”“智能”专业1799个，超八成在近五年内新增；而设计学、工商管理和公共管理是专业裁撤重灾区，分别撤销了305个、266个、247个。
人民的大学，还是国家的大学？
在大陆知乎、微博及媒体门户网站的评论区，不少人以“就业率拉垮”为文科减招叫好。也有批评者指，千禧年后高校扩招催生了大量文科“水专业”和“水学生”，尤其是不少中职、高职院校升格后，为加速扩招新设法学、经管等热门文科专业。到2022年，文科毕业生规模比十年前增长了42%，占毕业生总数的44%。
与英美不同，中国高校主要依赖财政拨款，发展呈“内循环”逻辑：学科目录决定招生，有了专业点就建院系、招师资、扩招学生，各学院都想“做大做强”，发展几乎不受市场等外循环的约束，也不断加剧与社会脱节。“大学究竟是老师的大学，还是人民的大学？”复旦校长金力在《南方周末》采访中的发问，正点中这一症结。
不过，不迁就教师就能打破高校“内循环”，转而真正响应社会需求吗？“教育具有双重属性，一重属性是服务国家战略，另一重属性是百姓民生需求。很显然，官方现在更加重视教育的前一重属性。”前媒体人元淦恭评论强调，此轮高校院系调整，根本还是响应国家需求，并非纯粹的市场化逻辑。
曾被视为高等教育基石的思想自由、学术独立，正被新的价值诉求所取代。官方在“教育强国”规划中频频要求“跳出教育看教育”，教育政治、战略、民生三大属性，“从国家利益的大政治上办教育”“通过培养创新人才破解卡脖子技术难题”排序在先，“提升人民幸福感获得感”位列在后。
“推进高校改革，充分发挥高等教育龙头作用，更好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是大学当前最紧要的任务。”金力在中国两会期间表态，称将回应政府工作报告对深入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提出明确要求，并感“责任重大”。
元淦恭还注意到，2003到2023年，中国国务院分管教育的副总理或国务委员多半兼管卫生等民生事务；但从2023年起，改由分管宏观经济与科技的副总理统管教育，“足见教育和经济、科技的更强绑定”。
回到文科本身：有用还是无用？
风波之下，中国人文社科学界对“文科减招”的反馈，更为分化复杂。
“重理工轻人文的思潮是短视的。”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胡伟撰文称，马斯克富豪干政和特朗普当选，都暗示人文精神的缺失；新科技革命大潮下，全球更易陷入工具理性过盛、价值理性不足的困境。
他认为，中国社会科学的问题并不在文科本身，而在于体制机制不完善：缺乏合格学者、大量追求论文数量的考核方式，导致学术垃圾泛滥。“这不是文科本身的问题，更不是文科没有用，而是管理制度存在弊端。”
不同于胡伟捍卫文科“无用之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则撰文力称文科“有用”。他强调，把制造业等同于高科技是一个巨大误区，发展制造业不完全等同于发展高科技和理工科，从企业品牌营销、商业模式、技术应用场景到隐私安全，文科都能为技术与产业的发展提供支撑和增值。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发展，而后两者正需要大量文科人才。
陆铭还担忧，如果高校忽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可能不利于培养理工科学生的综合素质。而政策制定者若普遍缺乏本科阶段人文社科教育，可能难以坚守对民生优先发展方针的支持和共识，重蹈过去政府治理中“重基建、轻科教文卫”的覆辙。
澳门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周忆粟近日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则呼吁，文科缩招更应聚焦中底部普通高校：因文科专业办学成本低、准入门槛低，这类高校依靠大办文科吸纳了大量生源。相反，顶尖学校仍有必要保留适当规模的文科专业，“精英型文科人才在AI时代仍具不可替代性”。
不过，对一名青年学者而言，在中国高校“非升即走”和量化评价泛滥之时，“沉潜十年”的要求更像一种苛求。讲真话的代价陡增，求生计的焦虑迫近，结果却是往往落脚“马院”：从2012年到2021年，中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从100余家发展到1440余家，成为文科式微之下唯一逆势增长的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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