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慕容雪村：我与我的审查员
刘力朋说：“我就是想证明，虽然我做过微博审查，但并不是个坏蛋。”我回答：“我可以为你证明。”
一、刘力朋
在这里，自由是橙色的。
整整4个月，刘力朋一直在玩忽职守，每过一小时，系统就会给他发来大量的信息，他一字不删，等信息积累到三千条或五千条，他就轻轻地敲一下鼠标，把所有信息全部放行，用审查员的话说，这叫“一键全通”，然后这些信息就会出现在新浪微博的页面上，被千万人阅读、转发和评论。
那是2013年的初夏，刘力朋还是新浪微博的一名审查员，微博是一个类似于twitter的社交媒体平台，和twitter不同的是，在这里公开发表的每一句话都会被审查，刘力朋的工作就是盯着这些待审查的言论，许多字句都被系统特别标注出来，橙色的是一般敏感词，需要仔细审核，比如自由、民主和“习近平”3个字，虽然这些词也常常出现在报纸和电视上，但这并不意味着平民可以随便使用，就在3个月前，有人举着民主和自由等标语走上街头，但用不了几小时，这些人就会被警察殴打或逮捕。在这个国家，没有人会对这种事感到惊讶。
红色的是高危词，不许发表，只能删除，比如法轮功、六四——这个数字指的是1989年的天安门屠杀，以及刘晓波和达赖喇嘛的名字，还有茉莉花，因为两年前的突尼斯革命，中国也出现了几场以“茉莉花”为名的小规模游行，这让中国政府十分紧张，所以这小小的白色花朵，菲律宾的国花，也成了超级敏感、不可提及的危险事物。
这是刘力朋担任审查员的第3个年头，他越来越讨厌这份工作，这讨厌的白色天花板，讨厌的灰色地毯，还有这讨厌的工厂车间般的办公大厅，以及那200多个讨厌的同事，他们都坐在自己的格子间中，聚精会神地敲击着鼠标和键盘，对用户的帖子进行分门别类的“处理”：删除、隐藏、限制转发，或者设置为“仅用户自己可见”,也就是所谓的“删、隐、止、私”（删是delete，私是shadow banning），这是中国网络审查员们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工作。有时候他们还会发现犯罪证据呢，就在几个月前一个无聊的午后，旁边格子间里的陈敏手舞足蹈地站起来，说他发现了王丹的微博账号。审查员们都知道王丹，这位1989年的学生领袖、政治犯和流亡者是这个国家的重要敌人，所以这项发现极为重要，他们立刻向北京的新浪总部报告，很可能还报告了公安局，到下个月，一位领导专程从北京赶来，对发现敌情的陈敏大加表扬，说他“敏锐”“觉悟高”，还给他发了400元奖金，当时所有的人都鼓掌赞叹，只有刘力鹏不以为然，他坐在人群中，盯着陈敏那张兴奋得发红的脸，心里想：这有意思吗？
在那4个月里，刘力朋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掐着陈敏的脖子把他揪起来，问他：这有意思吗？也不只是陈敏，还有这里的每一个一丝不苟的审查员，当他们坐在格子间中疯狂删帖，还觉得这事无比重要，刘力朋就想站到大厅中央怒吼一声：你们干吗这么来劲？不就一个月两千多块钱的工资吗，你们犯得着吗？这有意思吗？
没意思，没价值，没有成就感，而且相当疲劳，如果是白班，他们要工作11个小时，夜班还要长一些，13个小时。工作间隙，审查员们常常会躲到楼梯间抽烟闲聊，刘力朋不抽烟，跟他们也没什么好聊的，所以就百无聊赖地在电脑上玩游戏，他也常常使用VPN翻越中国的防火长城（GFW），在谷歌地球上浏览那些他从没去过的城市，想像那里的人和那里的生活。他也常常登录微博页面，不是作为审查员，而是普通用户，在那里，他叫“普通法西斯”，这名字当然是讽刺，但他自己也说不清是讽刺谁。
审查员们几乎都不上微博，刘力朋也不会跟人谈起这事，他的同事们一定想不到他居然在微博上说了那么多话，发表了那么多“不健康的”“不适宜的”，甚至是“非法的”和“反动的”内容，而且从来没有惹过麻烦。他知道所有的敏感词，也知道如何规避它们，那时一条微博最多只能发表140个字，他可以把这140个字玩得花样百出，讽刺共产党，嘲笑中国政府，从头到尾都是敏感词，却完全不会被审查员们注意，因为他们只盯着那些橙色和红色的词。大约在2013年的4月，中国政府开始整肃有影响力的微博用户，也就是俗称的“大V”，《解放军报》的一位记者为此振奋不已，发了一条慷慨激昂的微博，大意是说大V都是害虫，应该严厉打击。几分钟后，这条微博下面出现了一句评论，作者“普通法西斯”，他的评论非常粗鲁，意思是要跟那位记者的母亲发生激烈的性爱。这句话引来了更多的评论和转发，很多人都认为骂得解气，但他们肯定不会想到，这位作者就是微博的审查员，他们也不会知道，在那时，这种粗鲁肮脏的诅咒和谩骂反而是安全的、合法的，任何一位审查员都不会多看一眼。换句话说，这个国家并不希望你谈论自由和民主，他们更愿意看到你粗鲁地骂娘。
“普通法西斯”在微博上关注的人有300多个，大多都是敢于批评共产党的人，也就是“不安定因素”和危险分子。他们中有记者、教授、律师，还有一些影视明星，在那个时候，这些人都有勇气时不时地批评一下政府，虽然绝大多数批评都很委婉和含蓄，比如把政府比喻成有暴力倾向的丈夫，或者是自吹自擂的二流子。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那已经是共产中国言论自由的高峰时刻，堪称是一代人的黄金年华，但即使是这些含蓄的、指桑骂槐式的批评，也深为政府忌恨，普通法西斯的关注名单中，也常常有人无缘无故地“失踪”，被禁言、被注销账号，甚至被警察逮捕。刘力朋对这些人既欣赏又同情，所以就利用手中的权限，偷偷摸摸地搞点小动作，用他的话说，就是“做一点反审查的事”，帮一些被禁言的账号解封，把一些被删除或隐藏的帖子“打捞”回来。他有时也会自责，觉得做这些事违反了职业道德，但很快就想通了，“就像数学中的负负得正，这是一份不道德的工作，违反其道德反而是道德的。”
很多年后，Jenny Ho还记得刘力朋帮她解封账号的事，她是香港人，在微博上发表了几条关于香港游行的消息，然后就遭遇禁言，连续十几天不能发表任何内容，那时微博开始出现“转世党”，当旧的账号被封，而且无法解除，那就只能注册一个新的，这就是所谓的“转世”。就在Jenny准备转世的时候，刘力朋给她发了一封邮件，说他已经悄悄地帮她解封了。“我不知道他是谁，但他帮了大忙，”Jenny说，“我常常想，这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要冒着危险做这样的事？”
不过在刘力朋看来，这事并没有那么危险，“如果被发现了，可能会挨一顿批，或者扣我的绩效（工资），最严重的也不过就是开除，没什么大不了的，反正我早就不想干了。”
那时刘力朋刚满30岁，有一张略带稚气的脸和过早生出的白发，以及某种不切实际的乐观。那些“违反职业道德”的事其实远比他想的危险，更危险的是，他一直在偷偷地收集微博的审查材料，主要就是审查员的《交班档案》，其中有来自上级的审查指令，有新发生的敏感事件，新增加的敏感人物和敏感词句，以及如何更高效地使用“删、隐、止、私”4大利器，在那个时候，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样搜集这些东西，只是觉得它们很重要，“这就是一部活的中国当代史啊。”
和很多人想像的不同，这些审查档案既不规范也不严谨，有许多错字和病句，有一些语句十分粗鲁：“……发现了直接除！”“色情图片直接删除，不要私密，再发现一律重罚！”如果发生了重大的恶性事件，上级也会发布一些既像威胁也像关心的指令：“今天这个是大事，公安在盯着，大家自己小心。”还有一些则过分直率，就像粗暴的父母教训闯了祸的孩子，比如2013年5月6日的那条：“与政治色情无关的内容不要随便处理，别手欠，按程序走！”
看到这条指令时，刘力朋刚刚提交了辞职申请，心里大感轻松，终于可以离开这个破地方了，他想。
5天之后，就在他即将办完离职手续的时候，他又一次登录微博的后台管理页面，发现关注名单中的另一个大V，作家慕容雪村的微博账号被注销了。
二、Me
我就是慕容雪村。
在2013年的时候，我还是一位畅销作家，也是微博的认证（Verifiled）用户，名字后面有个小小的蓝色的V字，这也是大V一词的由来。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我发发表了1900多条微博，其中有很多批评和讽刺共产党的内容，这些内容大受欢迎，被成千上万的人转发和评论，也常常有人因此而称赞我的勇气，但事后想来，那些指桑骂槐式的比喻和嘲弄并不是真的勇敢，我所说的，都是可以说的，我所发表的，也都是允许发表的，我最多只是打了几个“擦边球”而已，和那个时代的许多“公知”一样，我们从来不曾指出房间里的大象，也没有说过要终结共产党的统治。当然，如果我真的这么说了，我的账号，甚至我这个人，也许早就已经不在了。
到2013年5月，我在微博已经拥有将近400万粉（followers）。这样的用户不归刘力朋管，微博为我们配置了专属的审查员，称之为“微博小秘书”，我的那个叫佳佳，每当我发表了什么不适宜的内容，她就会给我打电话：“老慕，你刚发的那条不行，我给你删掉了哈。”有时候她也会直接告诉我，哪些人、哪些事不可以提，让我尽量绕着走，“咱们没必要跟他们正面冲突，你说对吧？”
她说的是“咱们”，而不是“你”。说这些话的时候，她总是语声温柔，带一点商量的口吻，就像是姐妹或亲密的朋友。我从没见过佳佳，但我得说，我挺喜欢她的工作方式，没错，她是一名审查员，但是你看，她的审查那么温柔，那么体贴，也不乏人性的温度，在这个国家，这样的审查多么稀缺和珍贵啊。
我一直不知道我的账号为什么被注销，没人告诉我答案，佳佳也没有。那时习近平刚刚上台，还没有显露出他的真正意图，很多人对他寄予厚望，认为他将带领中国走向民主之路。但没过多久，一份名为“七不讲”的内部文件让这些人伤透了心，这份文件肯定是出自习近平本人的意思，它要求高校教师不得在课堂上教授7个方面的内容，包括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共产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和司法独立。
文件泄露的那天，我的日程相当繁忙，先是在一家图书馆做了一场演讲，然后赶赴一场聚会，就在乘车的间隙，我在微博上发表了一条简短的评论，认为这所谓的“七不讲”，其实就是一句话：不准讲文明。
习近平政府一定不喜欢这样的评论，或许就是这句话让我彻底告别了中国的公共生活。
我至今都记得那场聚会，在北京中心区的一家豪华餐厅，我们十几个人，有教授、律师、记者和人权活动家，我们开了几瓶酒，吃了一些很贵的菜，也谈到了中国的未来，当时很多人都满怀信心，认为共产党的统治不可能持续太久，中国即将迎来美好的明天，“天就快亮了，”一位教授这样告诉我，“我们一定等得到。”
10年之后，座中有一半以上都成了囚犯，还有一些像我一样流亡海外，而留在北京的那几位也沉寂许久，不再发出任何声音。而当年的那场盛会，还有那些乐观的言论，也显得无比虚幻和遥远，就像一个稍纵即逝的梦。
就在从聚会回家的途中，我收到了一位朋友的私信，他的微博账号于一天前被禁言，在那个时候，我们觉得禁言也是很重要的事，所以我在微博上发表了一则措辞严厉的质问，要求下令禁言的国信办回答我的问题：“谁赋予的权力让你们可以随意剥夺公民的言论自由？”
国信办是中国最重要的审查机构，全称是国家网络信息办公室，在那个时候，人称“网络沙皇”的鲁炜刚刚上任，开始实施一系列严厉的言论整肃，在接下来的日子，将会有无数的账号被注销，还有很多人因为其网络言论而身陷囹圄。可以想象，他们一定很不喜欢我的质问，更不想回答我的问题，直接把我干掉显然是更好的选择。
不过这些只是猜测。在这个国家，封杀一个人并不需要有充足的理由，只要违反了那个虚无缥缈、谁都无法说清的“相关规定”，有权力的政府机构就可以发出命令，让一个人彻底从公共生活中消失。我的报应来得更快，就在我发出那则质问后20分钟，我的账号就被注销了。
许多人为我感到不平，他们为我点亮虚拟的蜡烛，为我开起了“追悼会”，还有几位朋友宣布停用微博以示抗议，更多的人开始引用我“生前”说过的话，在十几个小时中，这样的言论大量涌现，我的名字也成了最热门的搜索词。
我的微博小秘书，那位温柔的审查员佳佳也给我打来电话，她说了很多次“抱歉”，但也认为我应该更小心一些，“没必要跟他们正面冲突，你说对吧？”
这次她没有说“咱们”，或许是因为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她也不肯告诉我是哪个机构下的命令，只说是 “上级部门”，事实上，这样的“上级部门”有无数个，国信办、宣传部、公安局，或者是某个人和他秘书，只要他们觉得有必要，就可以下令删除某条微博，或者注销某个账号，而且这样的命令从来都不会被质疑、被违背。
我希望佳佳能够多告诉我一些细节，她这样回答：“抱歉啊老慕，我真的不能说，你也知道，我们都签了保密协议，你要体谅我，我也有我的生活，对吧？”
这是我和佳佳的最后一次通话，在那之后，我又注册过许多新的账号，也发表过很多微博，但每一个账号都被注销了，我想佳佳一定也看到了，但她从没说过一个字。在未来的日子，我时常会想起这位素未谋面的审查员，想起她温柔、体贴又不乏人性温度的审查，就像囚犯怀念一位温柔的狱卒。我不知道佳佳一生中都经历过什么，也不知道她是怎样成为一名审查员的，但无论如何，我希望她能够幸福。她还年轻，应该可以等得到天亮。
第二天日落时分，我的朋友俞大有给我打来电话，说他收到了一封陌生人的邮件，内容与我有关。我重新坐回电脑前，打开了那封邮件，正文只有一句话：请转交慕容雪村。附件中有两张照片，是微博后台管理页面的截图，上面有我的账号的详细信息：注册时间、Ip地址、我的手机号码，每一次被禁言或删除的原因，以及我一直苦苦追问佳佳的那个问题：是哪个机构、什么人下令注销了我的账号。
三、刘力朋
那是刘力朋在新浪微博的最后一天，该移交的都已经移交了，该收拾的也已经收拾好了，只要再熬过几小时，他就可以永远离开这个“恶臭的地方”。
他不认识慕容雪村，也不曾读过他的书，作为审查员，他看过他的一些微博，但并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感觉他就是，公知年代的许多公知之一，或许是比较大的一个。”他看到了那场声势浩大的悼念活动，也专门去看了慕容雪村这个账号的后台管理记录，开始并没有想太多，但渐渐地，一个念头浮上心头，他觉得自己可以做点什么。
刘力朋很少跟人谈起自己的工作，而从那时到现在，审查员一直处半地下状态，用刘力朋自己的话说，“那是一份见不得光的工作”，“一个脏活儿”。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连很亲近的人都不知道他具体是做什么的，“你打电脑啊，会修电脑不？”一位亲戚甚至会这样问他。
刘力朋会修电脑，也懂一些黑客技术，知道怎样隐藏自己的网络足迹。他曾经想把“慕容雪村”这个账号“打捞”回来，不过很快就放弃了，因为这道封杀令来自很高的级别，不可能像对别的账号那样，悄悄解封，却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和温柔的审查员佳佳一样，刘力朋也签过保密协议，不过他决心违反它。趁其他人不注意，他偷偷下载了这两张网页截图，把它拷贝到自己的U盘中，他知道这两张图片的价值，他不能直接发给慕容雪村，必须要找一个“中转站”。
他在慕容雪村的关注列表中找到了俞大有，这是一个不太成功的生意人，言行毫无出格之处，估计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刘力朋花了一点时间浏览他和慕容雪村的交流记录，确定两人有现实中的联系。就是他了，刘力朋对自己说。
离开的时候到了，刘力朋提着他不多的一点家当走出那栋灰扑扑的高楼，沿着古老的京杭大运河走了几百米，心里一直琢磨着要不要做这件事。如果被发现了，至少是个拘留，他想，判刑也不是没有可能，会判多久？两年，3年？最多也就是3年，不可能再多了。
他走进一家网吧，找了个隐蔽的座位，注册了一个新的邮箱，用户名就叫nameless，无名者，他喜欢这个名字。也想到了那句著名的电影台词：“来，让我们为这个无名无姓的年代干一杯！”
他把那两张图片发给俞大有，还加了一句留言：请转交慕容雪村。发完后在电脑前呆坐了一会儿，想起了过去3年的审查员生涯，也想到了自己的家人和Alice，再过些日子，他和Alice就要结婚了，她是一个心地单纯的姑娘，对政治完全无感，大概也不会理解自己做这事的意义，算了，还是别跟她说了，免得她担心。
过了大约40分钟，俞大有回信了，也是只有一句话：那位朋友问你，这东西可不可以公开？
刘力朋早就想过这事，一旦“那位朋友”把这两张图片公开发表，新浪微博肯定会追查是谁泄露出去的，说不定还会报警。他犹豫了一会儿，想有多少人能够看到这些后台机密，至少也得有三、四百人吧，他想，他们不见得就会怀疑自己。
“可以公开，”他这样写道，“反正他们也不太可能找到我。”
他退出邮箱，删除了浏览历史，做完后又检查了一遍，确定没留下什么马迹蛛丝，这才放心地站起来，网吧里有许多玩游戏的年轻人，他们盯着电脑屏幕，嘴里胡乱地喊叫着，谁都没有注意他。刘力朋低下头，悄无声息地走出网吧，外面天快黑了，他掸了掸衣袖，就像拂去了一些长期沾染的脏东西，然后快步走进黄昏散步的人流之中。
四、Me
无名者发来的两张截图中有很多名字：孙业诚、贾凡、雷小蕾……他们都是微博的审查员，有些还是审查员的领导，还有钱锋，就是他动手注销了我的账号。还有老沉，他是新浪的总编辑，也曾是我的朋友，但因为这起事件，我们的友谊就此终结，在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也不曾互致问候，在他眼中，我肯定已经成了一个“敏感分子”，就像必须远离的病毒。我能够理解他，也很抱歉给他添了那么多麻烦。
最重要的角色是彭波，也就是截图中的那位“彭部长”，在那个时候，他刚刚晋升到副部级，成了中国无法无天的特权阶层中的一员，他常常在各种会议上发表讲话，号称要“实现网络空间的全面清朗”，意思是要消除一切对共产党不利的声音，也就是因为这个，他下令对我全网封杀。这位彭部长有一个闪亮的秃头和一张扁阔的嘴，看起来威严而不乏智慧，我用了一点时间才查明他的身份，然后写了一篇语调铿锵的文章，说他是“黑暗中的弄权者”，“你不可能永远地栖身黑暗，黑暗也不可能永远地庇护于你，总有一日你会暴露在阳光下，到那时，我会让全世界都知道你的名字。”
过了两个月，在一个心潮难平的午后，我用新注册的账号发了一条语带威胁的微博，隔空告诉彭波：如果我的账号再被注销，我将动用我全部的资源来调查你的贪腐事迹，然后将之公之于众，“这个账号消失之日，也就是你入狱之时。勿谓言之不预也。”
这些话并非全然的无的放矢。在升为副部级高官之前，彭波曾是记者、编辑和出版人，我们有许多共同的熟人和朋友，虽然他常常声称“我不是什么官，我就是一个火线上的小兵。”而且常常谈到“清廉”和“正直”，但他的生活并不像他自诩得那样清白，了解中国的人也会明白，像彭波这样手握大权的高官也几乎不可能清白。
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彭波对我的那条微博也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敬畏，大约一个月后，我新注册的微博账号又一次被注销，那时已经是午夜时分，我刚刚回到住处，就接到了新浪总编辑——也就是图中的那位老沉，我曾经的朋友——打来的电话，他听上去十分紧张，说这次封杀是另一个部门下的命令，与彭波没有半点关系，还提醒我“不要被别人利用了。”
“彭波记者出身，跟你我一样，我们原本都是一路人，”老沉说，“而且他上次下令封杀你也是身不由己，他也是奉命行事，你就不要搞他了吧？”接着他建议我和彭波见面谈一谈，“就现在，就我们三个，我们找个地方喝一杯，把这事说开，好不好？”
在大约两小时内，类似的电话我一共接了6通，除了老沉，还有我们共同的朋友，内容都是“别搞他了，结下私仇对你也没什么好处”。我听而不闻，在电脑上起草了一则启事，准备悬赏20万元征集彭波的贪腐证据，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俞大有打来电话，他说：“你这么一搞，彭波肯定危险了，但如果你搞不倒他，那位给你通风报信的哥们儿麻烦就大了，他好心好意地帮了你，你可不能连累人家啊。”
五、me and my censor
关于这一切，刘力朋一无所知。他没有读过我的文章，也不知道我和彭波之间的那场秘密战争，在2013年夏天，他和Alice结了婚，婚礼举办于天津的一家高档酒店，当时贺客如云，有亲戚、有同学和朋友，刘力朋喝了不少酒，听了许多喜庆的话，但时不时地，也会想起他不久前的审查员生涯，依然有种想呕吐的感觉。
婚礼之后,一位亲戚介绍他去一家国营企业工作了一段时间，那份工作“不算开心，但也不算不开心，就是平平吧。”也就是在那段时间，Alice怀上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或许是为了更好的收入，刘力朋跳槽去了乐视网，这是一家类似Netflix的流媒体网站，他在那里做质量控制主管，这工作与审查没什么关系，但他和审查员们一起工作，每天都能看到很多审查指令，来自中宣部的、网信办的，还有广电总局的，有一些指令匪夷所思，比如综艺节目的主持人说一句“笑死我了”，在字幕中，这个“死”字就必须加上双引号，不然就属违规，似乎观众的智力不足以理解这句简单之极的话似的。
“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刘力朋笑着说，“我开始大量地收集这些资料。”他自己架设了6个设在境外的VPN服务器，开始整页整页地拷贝这些审查指令，然后将它们全部上传到墙外的云盘中，在大约4年的时间里，他收集了超过一百万字的审查资料，而且越来越相信，这些资料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他暗暗发誓，总有一日他会把这些公之于众，“让大家知道这个邪恶的系统是怎么运作的，就像，”他结结巴巴地说，“就像揭开一个黑暗的骗局。”
他知道这事有多么危险，所以一直瞒着Alice，如果让她知道了，她一定会吓得魂不附体，他这样想。随着审查档案一天天增加，他的心情也一天比一天紧张，他很清楚，自己的行为早就够得上坐牢了，三年起步，五年六年不在话下，十年八年也不无可能，而他的儿子刚会走路，还有一个刚刚出生的小女儿，如果他被警察带走，那么这个家就算毁了。
他一直都很沉默，这沉重的负担让他越发沉默，他很少结交新朋友，跟任何人都不吐露心迹，走在街上，他大多数时间都是低着头，很怕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在这座1500万人口的城市，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正在做着那么危险的事。
那时我已经从中国的公共生活中彻底消失，我的书不能出版，文章无处发表，在离刘力朋大约150公里的小公寓中，我离群索居，常常为钱发愁，也常常会想起那位无名者，他或她是个怎样的人？为什么要冒着危险向我通风报信？有一瞬间，我甚至想到了佳佳，我专属的那温柔的审查员，会不会是她冒着风险向我通风报信？但无论如何，我和俞大有都同意，这是个了不起的人。“如果有一天，这个谜解开了，”俞大有说，“我一定要请这位无名者吃顿饭。”我也是这么想的，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一定要走到他或她面前，郑重地说一声“谢谢你，谢谢你在那个无名无姓的年代所做的一切。”
在那个无名无姓的年代，彭波一如既往地官运亨通，他常常出现在电视和报纸上，主持会议，发表讲话，号召人们要“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还要“提高社会公众的举报意识，自觉清理网上有害信息”，他的权力也越来越大，除了网络舆论，还负责“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也就是对中国的信仰群体进行打击和镇压，其中一定有无数泪水和鲜血，我的那些因为信仰而被殴打、被逮捕的朋友，或许就是因为他的一纸命令而身陷苦难之中。在2018年的时候，彭波还成了中国最著名的大学——北京大学——的一名新闻学教授，在课堂上，他时不时地就会告诉他的学生：“我不是什么官，我就是一个火线上的小兵。”
当人们回首往事，常常感慨于时光之迅猛无情，我已经很难想起我是怎样熬过那艰难的岁月，刘力朋也有相同的感受，“就像做梦一样，”他说，“不经意间，几年就过去了。”
2019年末，Covid-19开始在人群中蔓延，先是武汉，然后是整个世界，短短几个月间，就有数百万人被夺去了生命。在中国，习近平开始推行他的野蛮而残酷的病毒清零政策，把整个国家变成了一座巨大的监狱，千万人口的大城市动辄被彻底封锁，未经放可，任何人都不得外出，即使是为了水和食物，即使是亟待就医的重症病人和即将分娩的孕妇。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刘力朋决定离开中国，他无法忍受这囚徒般的生活，更担心自己收集的那些审查档案。那时中国政府开始用各种二维码来控制中国人的生活，包括行程码、场所码、健康码……这些东西就像无形的镣铐，无论走去哪里都需要扫码向政府报告自己的位置和行动轨迹，只要稍有差失，就可能被搜查，甚至被逮捕。“如果他们查看我的手机，那一切都完了，”刘力朋说，“所以我必须尽快离开。”
那时航班极少，天津机场已经关闭，他和Alice带着两个孩子取道北京，几乎是在最后一刻登上了前往洛杉机的飞机。直到飞机起飞之时，他的心情才安定下来，“就像一个困在火场中的人，终于终于终于逃了出来。”
差不多与此同时，我买了一张火车票，悄悄地潜入依然被封锁的武汉，在那里调查采访了一个月，然后躲在中国西南部的大山中，用几个月的时间写完了Deadly Quiet City,在这本书即将出版的时候，我拖着一个行李箱，看上去就像短期出差的样子，心惊胆颤地离开了中国，直到过海关的那一刻，我都不确定我们的政府是否会允许我这样一个“敏感分子”离开，但登上飞机之后，我清楚地意识到，也许有生之年我再也不会回来了。
就像一年多之前，刘力朋和Alice离开中国时的心情。
那时彭波已经被停职调查，这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已经终结，根据官方报道，这位“火线上的小兵”一共收受贿赂5464万元，不过了解中国的人都明白，受贿绝不是他唯一的罪行，甚至可能不是最重要的，像他这样的高官本来都拥有贪污受贿的豁免权，受惩罚很可能只是因为“站错了队”，或政治上不够忠诚——虽然他无数次学习、宣传、贯彻、落实习近平精神，但习近平依然觉得他不够忠诚。有意思的是他受贿的金额，因为其中有“64”，如果权力还在他的手中，他很可能会亲自，或命令手下删除这个数字。
刘力朋很享受美国的生活，到达洛杉机的第一天，他们全家去吃了一顿IN N OUT，这是他最喜欢的食物，在此后的四年中，每到了这一天，他们都会再次光顾那家店，买几个汉堡、一堆薯条和几杯汽水，然后全家人同时举杯，庆贺他们终于过上了自由的生活。
“虽然已经在这里住了几年，但我还是会惊叹于南加州的蓝天，我在中国活了那么久，从来就没见过这么蓝的天。”刘力朋说。
他在推特上给我发了一封私信，语气过分的客气：“慕容先生您好，冒昧打搅请见谅……”接着他问我记不记得曾经收过一封邮件，是经由俞大有转发的，里面有两张微博后台的截图……像是有某种心灵感应似的，我几乎瞬间就看到了他的留言，心潮一阵激荡，我说是的，有这事，我一直不知道是谁发的邮件，非常感谢你。
我们通了一个长长的电话，就像失散多年的老友，各自讲述别后所发生的一切，刘力朋说：“我就是想证明，虽然我做过微博审查，但并不是个坏蛋。”
我回答：“我可以为你证明。”
在那之后，许多媒体都报道了刘力朋的事迹，人们称赞他就像电影《他人的生活》中的那位好心的秘密探员，或者是一个信息世界的“脱北者”，他也如愿以偿地成了“中国数字时代网站”的一名编辑，在那里，他把自己收集的审查档案分类、编辑，然后逐一上传，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查阅，去见识这个他曾供职的黑暗系统到底有多么黑暗。“我本来是个审查员，现在却做着反审查的工作，”刘力朋这样对我说，“想起来，哎呀，就像一场梦一样。”
那时我的书已经在澳洲、美国和英国等多个国家出版，刘力朋也多次向我表示祝贺，我们约好，未来一定要聚会一次，他来澳洲，或者我去加州，聚会时我们一定要喝上一杯，为了我们的自由，也为了那个无名无姓的年代中他所做的一切。
而在我们的祖国，在那些防卫森严的监狱中，还有无数我们的朋友，那些学者、律师、记者、牧师，正在艰难地熬着岁月，而彭波也在其中。2021年12月23日，他最后一次出现在新闻报道中，那是他的受审现场，他穿一件藏青色的中山装，戴着大黑框眼镜，神情木讷地站在被告席上，根据官方报道，他犯有许多罪行，包括“理想信念坍塌”“对党不忠诚”“搞迷信活动”和“违规出入私人会所”，还有他收受贿赂的那个不祥的数字，最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彭波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他肯定知道，上诉也不会有任何改变，对他曾效力的这个政权来说，法律并不重要，领导的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一个人命运，就像8年前，在他还是领导的时候，他的一句话就可以改变我的命运。
国家电视台用了大约两分钟的时间来报道这次审判，其中有许多彭波的面部特写，在两位高大魁梧的警察的衬托下，这位64岁的前高官、前教授和“火线上的小兵”显得格外瘦弱，也格外苍老，满头的头发都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