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報導】47人涉組織及參與民主派初選，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其中31人認罪，16人不認罪受審，除李予信及劉偉聰之外，餘下14人皆被裁定罪成。45人今（19日）於高院（移師西九龍法院）判刑。3名國安法指定法官頒下書面判刑理由，當中回應辯方求情時提出的法律爭議，考慮到本案控罪是「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法官認為《國安法》第22條的刑罰分級制雖有參考價值，但是並不完全適用。辯方另提到涉案計劃註定失敗，惟法官則認為不應猜測，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所有參與者均用盡努力希望令涉案計劃成功，當時亦從未有人提及計劃不可能實現，而61萬名有份投票的市民亦不認為是如此。法官指初選的競選者是涉案計劃之中的重要人物，沒有他們，涉案計劃便不可能開始，他們支持及積極參與在這計劃之中，因此應被歸類為「積極參與者」。

戴耀廷等部份被告質疑刑罰分級制不適用 官裁不應硬性地套用

根據《國安法》第22條，一旦顛覆國家政權罪成，「首要分子或罪行重大」可判處10年以上至終身監禁；「積極參加」可判監3至10年；「其他參加」則判監3年以下、拘役或者管制。

法官在判刑理由中先處理法律爭議，在求情階段，部份被告質疑刑罰分級制不適用於本案，其中代表戴耀廷的資深大律師黃繼明、代表袁嘉蔚和馮達浚的資深大律師祁志等，爭議被告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是以串謀罪、而非《國安法》罪行定罪，故此刑期分級制不適用。控方則指，經1983年的修例，立法原意是容許法庭針對「企圖」、「串謀」和「煽惑」罪行的刑罰，與實質作出的罪行相等，因此本案的「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刑罰應跟從《國安法》第22條的刑罰分級制。

不過判詞指，《刑事罪行條例》第159C條指「串謀」罪行的最高刑罰，與實質罪行的最高刑罰相同，當中只提及「最高刑罰」。經考慮案例，以及本案控罪是「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法官認為《國安法》第22條的刑罰分級制雖有參考價值，但是並不完全適用（should not be strictly applicable）在本案，因第159C條的用字清晰不含糊，只提及「最高刑罰」。然而法官強調，無論如何，這並不會窒礙法庭考慮立法機關怎樣看罪行的嚴重性。

此外，控方曾經引用今年3月才立法的《維護國安條例》，當中第109(a)條指「如任何人被裁定串謀犯任何《香港國安法》所訂罪行(國安法罪行)，則《香港國安法》下關於該項國安法罪行的罰則的條文，亦適用於該項串謀犯罪的罰則」，要求法庭考慮串謀干犯國安罪行的刑罰分級制立法原意。

不過，法官指《維護國安條例》是一個在本港立法機構制訂的本地法，惟《香港國安法》屬於全國性法律、在北京全國人大代表大會立法，兩者的立法機構層次不同，邏輯上難以將本地法律用來確認全國性法律的立法原意。再者，《維護國安條例》立法時，已明確表明條文沒有追溯力，因此法官認為控方所引用的《維護國安條例》第109(a)條對本案幫助不大。

被告求情稱計劃註定失敗 官：所有參與者均用盡努力希望成功

辯方求情亦提到，「干預、阻撓、削弱特區政府功能」的後果，非常視乎涉案計劃是否能夠實現；他們力陳，即使初選勝出者沒有被「DQ」、立法會選舉沒有因疫情而延期，涉案計劃也註定失敗，因計劃參與者未能確保爭奪到足夠議席。


2020年7月31日，政府宣布押後2021年立法會選舉。

不過，法官認為，涉案計劃最終會否成功，並不由法庭自行作出猜測，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所有參與者均用盡努力希望令涉案計劃成功。從證據可見，兩名主要組織者均對於計劃感到樂觀，他們動用大量時間和金錢來舉行記者會、協調會議和選舉論壇，又委託民調機構、眾籌計劃等。一些獨立人士招募義工來協助計劃。各初選競選者組成選舉團隊、認真設計和構思選舉單張；他們亦收集選舉提名、提交選舉按金，以上種種行動均顯示所有初選參與者都希望能夠成功舉行到初選。

此外，對於萬一有人被取消資格，他們亦有詳細討論「Plan B」制度，顯示他們考慮及討論過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除了參與初選的人之外，沒有參與初選、但發起「三投三不投」的被告吳政亨，則投放大量金錢賣廣告。

官：61萬名投票市民亦不認為計劃絕對不能實現

法官認為，若非疫情緣故導致2021年的立法會選舉延期，涉案計劃並不是註定失敗。當初選投票日在7月11及12日舉行時，從沒有人提及過這計劃純綷「學術操作」（no more than an academic exercise），或者說計劃絕對不能實現，「61萬名普通市民亦不認為是如此。」

法官指，正如每宗涉及顛覆國家政權案件般，若要計劃成功，組織者和參與者均有一些困難需要克服，因此法官拒絕接納「計劃註定失敗」的說法，以及不會判處較輕刑罰。

官接受部份被告被戴耀廷誤導而相信初選不違法

部份被告聲稱，基於戴耀廷多次重申初選不違法，所以他們當時真誠誤信涉案謀劃為合法。法官表示，就部份被告而言，接受他們有上述說法；但是就戴耀廷和楊岳橋而言，法官不接受他們基於對法律無知而犯案，因二人是律師，加上二人堅決地執行涉案計劃。法官又指，涉案計劃在他們眼中是合法與否，並無關宏旨，他們的而且確曾向其他人推銷涉案計劃。

楊岳橋
楊岳橋

法官指，戴耀廷主張極端的「攬炒十步曲」，雖然他在求情信中聲稱從來無意以該十步曲作為其政治行動藍圖，但是該文章的確作出該主張。不論如何，戴在數個月以來持續發表文章，其進取思想有跡可尋。實質上，戴是提倡了一場革命。 法官另指，楊岳橋在公民黨記者會中使用強烈措辭，可見他亦非常進取。

官：需考慮《國安法》前言行 以考慮串謀嚴重性及各人角色

戴耀廷的代表大律師曾力陳，法庭量刑時不應考慮被告在《國安法》生效之前的言行，因當時並不違法。法官表示，接受被告當初協議所作的事並不違法，直至《國安法》生效之後才變成違法，可是他們繼續留在該協議之中，並繼續參與涉案計劃。雖然控罪時期從2020年7月1日才開始，但是法庭不會完全不考慮7月1日之前發生的事情，因為需要評估涉案串謀的嚴重性和廣泛性，以及各人在計劃中的角色。不過法官強調，被告不會因為《國安法》生效之前的言行而受罰。

戴耀廷
戴耀廷

初選的競選者應被歸類為「積極參與者」

部份被告求情時稱，本案涉及的《國安法》第22(3)條（嚴重干擾、阻撓、破壞中央政權機關或者香港特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嚴重性比第22(1)、(2)、(3)條為低，包括「推翻、破壞中國憲法所確立的中國根本制度」、「推翻中央或特區政權」和「攻擊、破壞香港特區政權機關履職場所及其設施」。惟法官不接納此說法，因罪行的嚴重性取決於很多因素，包括計劃規模、執行方式和手段、涉及人數、潛在損害和實際後果等。

就本案而言，法官指初選的競選者是涉案計劃之中的重要人物，沒有他們，涉案計劃便不可能開始，他們支持及積極參與在這計劃之中，因此應被歸類為「積極參與者」。若計劃持續執行直到結尾，所帶來的負面後果可以很深遠，比顛覆特區政權有過之而無不及。

案件編號：HCCC69、70/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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