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選47人案】上訴方：立會透過「控制銀包」監察政府 司法機關不應干預立會行使權力
【獨媒報導】2020年初選47人涉嫌串謀顛覆國家政權，其中31名被告認罪，不認罪16人當中有14人經審訊後被裁定罪成，李予信及劉偉聰2人罪脫。除了施德來及柯耀林，其餘12名經審訊後被裁定罪成的被告，連同認罪的黃子悅，合共13人提出上訴。案件今（14日）在西九龍法院（暫代高等法院）聆訊，彭卓棋確認撤回上訴並離席。餘下12人繼續上訴。上訴一方先就法律爭議陳詞，他們指稱《基本法》下，行政、立法和司法之間的監察和權力制衡是非常重要，當中提及特首辭職的機制，對於監察特首權力是重要的；數百年以來立法機關透過控制政府的「錢包」，來達至監察和制衡行政機關權力，因此迫使特首辭職的機制在《基本法》下屬正當程序。上訴方又指，立法會議員有權自由地投票，他們為了爭取政治訴求而投票並不能構成濫權；再者，「五大訴求」當中亦包括《基本法》所承諾的普選。
由高院首席法官潘兆初、上訴庭法官彭偉昌及彭寶琴審理。
經審訊後被裁定罪成並提出上訴的12名被告包括：何啟明、陳志全、鄒家成、吳政亨、何桂藍、彭卓棋、鄭達鴻、余慧明、黃碧雲、林卓廷、楊雪盈和梁國雄。認罪囚4年5個月的黃子悅，則提出刑期上訴。其中彭卓棋在早上開庭後確認撤回上訴，並且先行離席。
上訴方：《基本法》規定重選立法會後仍否決財案 特首需辭職 因行政與立法互相監察制衡
上訴人一方先就法律議題陳詞，他們提出四項法律爭議，包括被告的行為是否構成不法行為、被告有否顛覆國家政權的意圖、被告的真誠信念，以及「非法手段」只限於犯罪行為。
代表黃碧雲的大律師沈士文指，《基本法》第73條定下立法會的職權，第104條則規定立法會議員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擁護《基本法》及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沈指，一名議員投票否決政府議案是否構成濫權或違背職權，是關於《基本法》第73及104條的詮釋問題，與《國安法》的詮釋無關。
沈指，《基本法》規定，若財案遭否決的話，行政長官便要解散立法會及舉行重選；若然新的立法會再度否決財案，行政長官就必須辭職，這種「法定後果（prescribed consequences）」與《國安法》第22條「顛覆國家政權」罪中所指的「干擾、阻礙或破壞其依法履行職能」後果（subversive consequences）並不相同。沈指，這種觸發特首辭職的機制，在回歸之前寫進《基本法》，原意是預料到在一個民主的政制下，行政與立法機關之間有互相監察和制衡。
上訴方：立法會透過「控制銀包」來監察政府
沈續指，《基本法》下的特首辭職機制乃基於法治制度而設立，意味當立法會想爭取某些訴求時，他們可以基於與議案無關的考慮而投票否決，而不會構成「顛覆國家政權」。沈又指，控方在原審時未有提供任何外國例子，顯示在其他國家否決財政預算案會構成顛覆政權。
沈指，《基本法》下所有條文均是平等，沒有任何階級之分，意味行政、立法和司法的權力均是對等，沒有任何一方的權力在另一方之上。沈指，控方指稱議員應該基於財案的優劣，投票通過財案，又指稱「五大訴求」與財案無關，沈則反駁控方說法並不符《基本法》的精神。
沈又指，在《基本法》下，行政、立法和司法之間的監察和權力制衡是非常重要。沈指，上述提及特首辭職的機制對於監察特首權力是重要的，因特首和行政機關須向立法會負責；而且財案與其他重要議案區分開來，乃基於一種維持了數百年的遠古概念，即透過控制政府的「錢包」，來達至監察和制衡行政機關權力。
上訴方：應交由公眾決定否決財案與否 司法機關不應干預立法會行使權力
沈指，「收緊錢包」乃最後的手段，雖然可能導致非常嚴重的後果，但是其中一個可能性是特首願意商討及修改財案，否則特首要解散立法會，引發立法會重選；其後，新就任的立法會需再次就財案表決，如果再次否決的話，特首便要辭職。
沈認為，有關議題應留待公眾決定，司法機關不應干預立法會行使其權力，「政治問題應留待政治解決」，因此政治問題應留待立法會內處理。沈又指，有關議題應留待公眾決定，而非由法庭去決定。他舉例指，若然數以百萬計市民上街要求特首下台，那麼立法會議員會對財案投反下對票，反問：「這不是一個政治議題嗎？不是應該交由公眾決定嗎？」
上訴方：迫使特首辭職的機制在《基本法》下屬正當程序
沈指，議員在議會上的言行應免受刑事檢控，為了讓他們能夠無懼地在議會上發言。若果議員因為說了一些與議案無關的東西，而遭受檢控的話，這無異於他們因為否決議案而被檢控。
沈提到「墨落無悔」聲明，簽署人公開地表明一旦當選，投票時會將「五大訴求」納入考慮，因他們希望公眾知情以及投票給他們。然而根據《基本法》第73條，議員有權自由地投票，而無責任解釋投票背後的理由。
對於控方指稱被告嘗試迫使特首按照《基本法》而辭職，構成了顛覆國家政權；沈則回應指被告實際上是迫使政府按照《基本法》行事，而且迫使特首辭職的機制在《基本法》下屬正當程序，政府的職能並未有嚴重地遭受干預。沈批評控方由始至終都錯誤地解讀《基本法》。
沈總結指，立法會議員有權自由地投票，他們為了政治訴求而投票並不能構成濫權。再者，「五大訴求」當中亦包括《基本法》所承諾的普選，因此議員基於爭取「五大訴求」而投票，並不構成濫用權力。沈又指，通過財政預算案只是立法會眾多職能之一，理應整體地解讀《基本法》。沈又指，法庭不應該干預立法會行使權力的方法。
上訴方：引致《基本法》下的「法定後果」並不足以構成顛覆意圖
至於第二項法律議題，即被告有否顛覆國家政權的意圖，沈士文指其當事人黃碧雲在初選論壇期間，被另一名較激進的參選人問到會否決財案，當時黃回答她會根據《基本法》而行使權力，從中可見黃並沒有顛覆國家政權的特定意圖，也無意不論如何都會破壞香港政府。沈指，議員有意引致《基本法》下的「法定後果」並不足以構成顛覆的意圖，因此原審法庭在裁決中指稱黃碧雲有意圖顛覆政權，是犯了錯誤。
黃碧雲（左）
沈其後補充，若果說引致《基本法》下的「法定後果」時，一旦滲雜了不合法手段，那麼整個意圖便變成了顛覆國家的意圖，便是錯誤的。沈總結指，就本案而言，觸發《基本法》下的「法定後果」，並不會自動構成顛覆國家政權的意圖。
上訴方：「顛覆國家政權」控罪僅針對武力或血腥推翻政權
大律師關文渭接著就「非法手段」是否僅限於犯罪行為陳詞。他指，《國安法》第22條涉及「顛覆國家政權」罪行條文中，含有「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字眼；然而，第20條涉及「分裂國家」罪行的條文，卻只有「不論是否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脅」字眼，而不包含「其他非法手段」。
關力陳，兩種罪行的條文寫法有如此分別，是因為國家領土完整是不可退讓的，因此「分裂國家」罪行的條文中，只包含「不論是否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脅」字眼，意味不論以武力或和平手段均是法律所不容。至於「顛覆國家政權」，則由於國家政權更替的情況於歷史上經常發生，有時涉及血腥武力，有時卻是和平進行，而《國安法》所防範的只是血腥地推翻國家政權，所以和平合法的手段並不會構成「顛覆國家政權」。關堅稱「其他非法手段」只限於犯罪行為，而不包括合法的行為。
首席法官潘兆初指，《基本法》第12條乃有關於香港特區的制度，指明香港特區是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若然真的如關文渭所說，「顛覆國家政權」控罪只針對武力手段的話，而不針對挑戰的《基本法》第12條行為，是否「顛覆國家政權」的立法原意？關文渭則回應，《基本法》第12條強調香港特區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若然有任何行為觸犯此條文，那便會落入「分裂國家」的控罪。
上訴方：「其他非法手段」意指「犯罪行為」 符合一般市民理解
代表余慧明的資深大律師彭耀鴻透露，余慧明申請法援被拒，早前已上訴，可是當她得悉其他被告都有相同結果的時候，便決定撤回法援上訴。換言之，現時他繼續代表余而不收費。
資深大律師 彭耀鴻
原審裁決理由書指，若然有關「顛覆國家政權」罪行的條文中，「或者其他非法手段」僅限於違法的行為，那麼人大草擬《國安法》時大可以直接使用「犯罪手段」字眼。裁決又指，辯方的解讀不但使「顛覆國家政權」罪行的條文過份地複雜，又或者導致控方需要證明「罪行中的罪行」，而且會嚴重地削弱有關條文的效用，不能達至防範和遏制危害國安罪行的立法目的。原審法庭遂裁定「其他非法手段」不限於「犯罪行為」，而是「武力或威脅使用武力」以外的手段。
彭耀鴻則強調，他們對於條文的解讀並不會導致條文累贅，又稱需要對比不同的法律條文，例如「非法管有」、「非法提供國家情報秘密」等，某字眼的意思乃視乎上文下理，當上文下理有異的時候，字眼意思便會不同，這能夠解釋「其他非法手段」的意思是「犯罪行為」，一般市民亦會以這樣的方式解讀。
彭強調，《國安法》不只是寫給律師的法律，而是寫給香港市民，意味普羅大眾理應明白有關條文，如果一般市民不能夠理解，又或者條文的意思超出市民所能理解，市民又怎樣可以約束自己的行為？按照日常生活的理解，條文中「非法手段」字眼必然意指「犯罪行為」。
上訴方：真誠地相信憲法下有權否決財案 可構成辯護理由
代表何啟明和陳志全的大律師馬維騉指，若財案被立法會否決，造成政府職能被中止或干預，只是因為特首按照《基本法》第50至52條，履行憲法下權力所造成的「自然結果（natural consequence）」，並不構成立法會議員顛覆國家政權，被告也就沒有顛覆國家政權的意圖。不論有關的後果多麼嚴重，相關條文對於行政與立法之間監察制衡是有需要，以及有助解決立法會的死局。
馬又指，當被告真誠地相信他們在憲法下完全有權否決財案，並且相信不會觸犯法律，便可構成辯護理由；即使有關信念是錯誤的信念，法庭也不能裁定他們有罪。
馬又指，控方指稱不論政府議案優劣，被告都會「無差別地」投票否決，然而控方沒有足夠證據顯示被告不會審視財案，尤其是陳志全有多年擔任議員的經驗。
何桂藍：當政府未考慮民意時才會否決財案 強調非濫用職權
代表何桂藍的大律師 Trevor Beel 補充指，被告一方從沒使用「無差別」字眼，這只是控方會使用的字眼。他解釋，被告有民意授權去否決財案，是因為他們曾告訴公眾他們當選後會做什麼，這使他們當選立法會議員後能夠與政府談判，一旦政府未有考慮他們背後的民意，他們才會否決財案，Beel 強調這是行使議員職能，而非濫用權力。
Beel 指，原審法庭指被告意圖濫用職權、違反《基本法》第37條，只是一個「方便的裁斷」，然而這個「方便的裁斷」並沒有證據支持。
案件明日續審。
案件編號：CACC 253, 263, 268/2024
上訴案第一日
劉偉聰脫罪 律政司上訴要求發還案件予原審法庭繼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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