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報導】2020年初選47人涉嫌串謀顛覆國家政權，其中31名被告認罪，不認罪16人當中有14人經審訊後被裁定罪成，李予信及劉偉聰2人罪脫。11人不服定罪及刑期上訴，認罪的黃子悅提刑期上訴。案件今（17日）在西九龍法院（暫代高院上訴庭）繼續上訴聆訊。上訴方就刑罰上訴方面陳詞，梁國雄、林卓廷和黃碧雲均投訴原審法官錯誤地歸類他們為「積極參與者」，導致量刑起點過重；另外，梁國雄和林卓廷稱過去長期服務社會，卻未能獲得扣減；何啟明和陳志全更力陳他們服務社會的時間較長，理應比其他服務時間較短的被告獲得更多扣減。

黃子悅和鄒家成均另涉暴動案而判監，二人均投訴兩案刑罰完全分期執行，導致總刑期具壓毀性（crushing）。其中鄒家成指，原審法官下令本案刑期與7.1立法會暴動案的5年1個月15天完全分期執行，以致兩案的總刑期達到12年10個月15天，接近13年，這樣的刑罰對於剛從大學畢業、未有任何社會經驗的鄒而言，是具有壓毀性（crushing）。

案件由高院首席法官潘兆初、上訴庭法官彭偉昌及彭寶琴審理。

經審訊後被裁定罪成並提出上訴的11名被告包括：鄒家成（判囚7年9個月）、吳政亨（判囚7年3個月）、何桂藍（判囚7年）、林卓廷（判囚6年9個月）、余慧明（判囚6年9個月）、梁國雄（判囚6年9個月）、何啟明（判囚6年7個月）、黃碧雲（判囚6年半）、楊雪盈（判囚6年半）、鄭達鴻（判囚6年半）及陳志全（判囚6年半）。認罪囚4年5個月的黃子悅，則提出刑期上訴。

律政司代表包括：副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劉德偉、助理刑事檢控專員羅天瑋、高級檢控官吳加悅、徐倩姿和莊文欣等。

鄭達鴻：黨友譚文豪路線更激進 惟原審法官一律以7年作量刑起點

資深大律師潘熙代表鄭達鴻指，原審法官未有恰當地區分各名被告的罪責、案中角色和參與程度，相比起鄭達鴻，同屬公民黨的譚文豪在黨內的角色較重要，為時任立法會議員，甚至採取更加激進的路線，可是原審法官卻一律採用7年作為量刑起點。


鄭達鴻（右）

潘又指，原審法官接納鄭達鴻犯案是因為被人誤導，予以扣減3個月，但強調這是一個有力的減刑因素，理應獲得較低的量刑起點，或者更多扣減。

潘又指，鄭不是純粹對法律無知，以致錯誤地相信涉案謀劃是合法，他甚至研究過《基本法》，但是仍然被誤導，法庭在這項因素上應該扣減多於3個月。

梁國雄：錯誤地被歸類為「積極參與者」、長期服務社會應獲扣減

潘熙接著代表梁國雄陳詞，同樣指原審以監禁7年作量刑起點是明顯過重及原則上犯錯。潘指，原審法官錯誤地將梁歸類為「積極參與者」；又指法庭已裁定社民連於2020年6月才開始轉變立場，若果法庭恰當地評估梁的參與程度、案中角色和罪責，相比起其他一開始便立場堅定的同案被告，梁國雄的罪責較輕微和低。

潘又指，原審法官聲稱梁在過往的案件中曾因為長期服務社會而獲得減刑，因此拒絕在本案因為相同理由而減刑，潘認為是原則上犯錯。潘強調，梁過往長期服務社會，構成其個人背景和特質，理應在每一宗案件獲得這方面的扣減。


梁國雄

楊雪盈：不會否決財案 相反熱衷爭取政府撥款

代表楊雪盈的大律師張耀良指，本案的謀劃性質是非暴力，並且嘗試就未來發生的事情達成協議，例如若果能夠達到「35+」的話，他們便會同意在議會裡做一些事情，這與其他類型的謀劃有所不同。張續指，初選的參與者橫跨不同政治光譜，各人有不同的想法、從政經驗、願景和期望；而且計劃受著事件發展的影響，例如在過程中香港社會變遷、選民的最終決定等等，因此他們不會知道接著會發生什麼事。由此可見，涉案謀劃從誕生直至最終結果，有一定程度的距離。


楊雪盈

張籲法庭考慮案件的嚴重程度，對國家安全和整體社會帶來的危害到底有多少迫切性，加上被告們在陽光之下行事、公開透明，有別於在「黑箱」裡作案。

張指，楊雪盈從沒有將否決財案與「五大訴求」捆綁在一起，也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她在口頭上或書面上表明會否決財案，可見她在整個計劃中扮演著邊緣的角色。張又指，趙家賢曾引述楊稱：「戴耀廷又有啲佢嘅諗法又帶出嚟㗎啦，咪由佢講吓先囉，但即係選到入立法會裡面嘅時候，係每個議員自主行使個權力㗎嘛！」，可見楊是涉案謀劃的局外人。

張又指，趙家賢曾供稱楊在區議會生涯中，熱衷於爭取政府撥款，並推動將政府撥款用於她倡議的文化及改善民生政策，所以她不會否決財政預算案，相反只會要求政府增加撥款。

陳志全及何啟明：長期服務社會 理應獲得更多扣減

代表何啟明和陳志全的大律師馬維騉指，原審法官一律對「積極參與者」的被告採用7年為量刑起點，但他認為「積極參與者」之中較低參與程度的被告，其量刑起點應該進一步下調。原審法官理應區分不同被告的參與程度。馬維騉進一步指，對於較低參與程度的被告，量刑起點應該定於5至6年。

馬又指，原審法官判刑時理應考慮《基本法》第50至53條的合憲性，從而考慮被告真誠、但錯誤地相信涉案謀劃是合法的，強調這因素能夠減低被告的道德罪責。馬又指，法官應該根據案中事實而決定對「錯誤信念」給予多少減刑比重。

馬另指，何啟明擔任區議員約6年，獲給予2個月扣減，可是有的被告在2020年才開始擔任區議員，直至案發時任期只過了6個月，卻同樣獲得2個月扣減。馬認為何啟明不只服務時間較長，更致力服務基層和有需要的市民，理應獲得更多扣減。


何啟明（右）

至於陳志全，馬指原審法官只給予3個月扣減，未能對陳長期服務的質量給予恰當比重。陳被視為最勤力的立法會議員，甚至獲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讚賞，指陳的言之有物及準備充足，亦有政府官員為陳撰寫求情信。馬強調，陳過往與政府和建制派攜手合作，勤力地履行議員職責，有良好往績，並服務了8年，理應值得比3個月更多的扣減。


林卓廷（左）、陳志全（右）

黃碧雲：不應被歸類為「積極參與者」 理應被判處3年或以下

代表黃碧雲和林卓廷的大律師沈士文指，原審法官對案中「積極參與者」採用3至10年為起點，因此大部份被告均採用7年為起點，惟法庭量刑時應該考慮各人的犯案角色，以及涉案計劃所預期的後果。當中尤以犯案角色為較重要因素，因預期後果是非常遙遠。

沈指，「35+」在某些初選參與者眼中只是一句口號、一個亮眼的願景，但是現實上要達至「35+」，除了要在地方選區取得大多數議席之外，還需要在功能組別的35席之中取得13席，然而在初選計劃中，功能組別中除了衛生服務界和「超區」有初選之外，便沒有任何其他界別有舉辦初選，正如第一控方證人區諾軒所稱，「35+」是不可能達成。因此，達成「35+」然後否決財案、癱瘓政府運作，是幾近不可能，惟原審法官未有予以充份考慮。

沈指，林卓廷和黃碧雲均來自民主黨、是傳統泛民，其中黃更擔任立法議員達8年，可是二人被指與民主黨立場捆綁，因而被定罪。沈強調，二人從沒做任何事去鼓吹否決財案，反指二人的角色被動，沒有出席過初選協調會議，對涉案謀劃不感興趣，幾乎是沉默的一員。

沈指，林和黃不應被歸類為「積極參與者」，理應被判處3年或以下，可是原審法官卻採用7年為量刑起點，與其他激進的參與者相同，是原則上犯錯。沈並補充，若然上訴庭不同意判處二人3年或以下，判處約4年也是公道。


黃碧雲（左）

林卓廷：服務社會至少8年 理應獲扣減

至於林卓廷，沈指判刑的時候，林只有一項刑事定罪紀錄，惟原審法官的量刑是基於林有4項定罪紀錄，是犯了錯誤。若果原審法官接受林只有一項定罪紀錄，便會進一步扣減刑期，因定罪紀錄關乎個人特質。

沈續指，林卓廷服務社會至少8年，有良好的往績和聲譽，可是原審法官卻未有就此給予3個月扣減，沈指林理應獲得這3個月扣減。

鄒家成：原審判兩案分期執行 致總刑期接近13年 具壓毀性

代表鄒家成的大律師關文渭指，本案判刑的時候，鄒有兩項刑事定罪紀錄，其中一項為「將未經授權的物品攜離監獄」罪，是相對輕微的控罪，原審被判囚3天，其後經上訴獲撤銷監禁刑罰，改判罰款。

關又指，原審法官基於鄒是「墨落無悔」聯署聲明的發起人之一，而判處較重刑期，是忘記了「墨落無悔」是在《國安法》實施之前發生，亦非控罪時段範圍之內。《國安法》生效之後，有關行為才變為有罪，然而原審法官未有重視《國安法》第五條的規定：「法律沒有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以致判處了一個有追溯力的刑罰。

關又指，原審法官將鄒歸類為「積極參與者」，以7年為量刑起點，其後再考慮鄒是「墨落無悔」發起人之一，將量刑起點上調至8年，構成「雙重計算（double counting）」。

至於刑罰整體性，關指原審法官下令本案刑期與7.1立法會暴動案的5年1個月15天完全分期執行，以致鄒兩案的總刑期達到12年10個月15天，接近13年，這樣的刑罰對於剛從大學畢業、未有任何社會經驗的鄒而言，是具有壓毀性（crushing），然而原審法官卻未有充份考慮。關指，兩案部份刑期同期執行，已足夠反映鄒在兩案之中的罪責。

余慧明：參與初選非為個人利益

資深大律師彭耀鴻代表余慧明指，余的判刑明顯地過重，原審法官將余與其他「積極參與者」均無差別地採用7年為量刑起點，而未有區別各位「積極參與者」的角色、參與程度和罪責的分別。彭強調，余未曾出席初選協議會議，亦從沒擔任更積極的角色。彭又引述案例指出，若然法庭未有裁定串謀計劃實際上成功執行，量刑應該大幅降低。


余慧明

彭並指，余參與初選並非為了個人利益，然而這一點未有反映在原審的判刑中。彭解釋，涉案謀劃並非為了推翻當時的特區政府，而是跟據《基本法》下的制度行事，余參與初選只是想為特區政府帶來改變，因她真誠地相信當時的特區政府對民意充耳不聞。再者，若果主流民意抱持相同想法，又若果政府依然我行我素、拒絕回應民意，余才會繼續參與涉案謀劃。彭強調，余並非為了個人利益，而是為了香港人的福祉；她的信念是對還是錯，或者是否實際上假扮爭取市民福祉，並不是法庭需要研究的範疇。

黃子悅：原審法官未下令本案與暴動案刑期同期執行 未能恰當地評估刑罰整體性

認罪的黃子悅只提出刑罰上訴，代表她的大律師郭子丰指，原審法官未能恰當地考慮刑罰整體性。在本案判刑之前，黃因為理大暴動案而被判監禁37個月，其時正在服刑，她其後因為本案被判監禁4年5個月（53個月），惟原審法官未有下令兩案刑期任何部份同期執行。

郭指，黃是一名積極的年輕女性，她積極地參與義工活動，深度地參與有關社會公義的工作，縱使在獄中仍然從不間斷地學習。若果原審法官恰當地評估刑罰整體性的話，便會知道兩案分期執行的話總刑期會是7年6個月，這等同於採用11年作量刑起點，是過份地壓毀性（unduly crushing）。郭冀上訴庭考慮暴動案和本案並非兩個完全獨立的事件，黃在兩案中的罪責有所重疊。

律政司：被告涉違背公職及公眾信任 長期服務社會的減刑因素應佔最小比重

助理刑事檢控專員羅天瑋回應指，本案牽涉的是一個前所未見的串謀計劃，有機會對香港造成毀滅性的危機，原審法官完全有正當理由採用較高的量刑，又指原審法官之所以對吳政亨和鄒家成採用8年為量刑起點，是因為二人在案中角色較重要。

對於林卓廷一方投訴未能獲得長期服務社會的扣減，羅天瑋則反駁指，原審法官量刑時已考慮了被告長期服務社會，又指被告的行為牽涉違背公職以及公眾的信任，即使法庭將長期服務社會這因素納入考慮，也只能佔最小的比重。羅重申原審法庭的判刑理由完全正確。

代表林卓廷的大律師沈士文最後回應，指他談及長期服務社會的減刑因素時，重點不在於法庭應給予多少比重，而是原審法官對不同被告有差別對待，黃碧雲與林卓廷均長期擔任立法會議員，黃獲得扣減3個月，但林卻未能同樣獲得同樣待遇。

首席法官潘兆初聽畢雙方陳詞後，稱基於本案的複雜性，牽涉定罪上訴、刑罰上訴及案件呈述上訴，將保留判決，並會在9個月內宣判。

案件編號：CACC 253, 263, 268/2024

上訴案第三日
鄒家成余慧明投訴作供期間遭原審法官多番介入

上訴案第二日
律政司：《基本法》賦權否決財案不代表可「為所欲為」

上訴案第一日
劉偉聰脫罪 律政司上訴要求發還案件予原審法庭繼續處理
上訴方：立會透過「控制銀包」監察政府 司法機關不應干預立會行使權力

版權: 
禁止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