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敬雯（思匯政策研究所營運經理）

第30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30）歷經馬拉松式的12小時討論後，於2025年11月22日在巴西亞馬遜雨林周邊城市貝倫落下帷幕，並於 196個締約方、逾5.6萬名代表見證下達成「貝倫方案」（Belém Package）。這份文件以「Global Mutirão」（全球集體行動）為核心精神，試圖在《巴黎協定》簽署十週年之際，重塑全球氣候治理的信心。

雖然大會未能就全面淘汰化石燃料和禁止砍伐森林落實具約束力的路線圖，令部分環保倡議者感到惋惜，但大會在氣候調適資金增至三倍、推動加快落實國家自主貢獻（NDCs）等方面仍取得進展。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執行秘書斯蒂爾（Simon Stiell）在閉幕辭中坦言，會議成果雖非完美，亦不夠迅速，但確實回應部分公眾焦慮。他更直言舊有的污染型經濟已走到盡頭，新型氣候經濟正在崛起。這番話對於正致力於綠色轉型的香港而言，既是警號，也是機遇。

淘汰化石燃料路線圖雖觸礁 低碳轉型大勢不可逆

巴西總統盧拉在COP30開幕時曾豪言要制定「擺脫依賴化石燃料的路線圖」，試圖把COP28減少使用化石燃料的共識轉化為具體執行細則，但不同國家仍有分歧，令最終文本未能納入相關內容。儘管有逾80國呼籲制定相關路線圖，但這些聲音尚未轉化為全球性的義務。

然而，COP30 於減少化石燃料排放方面並非毫無建樹，大會啟動兩項新倡議「全球實施加速器」（Global Implementation Accelerator）和「貝倫 1.5°C使命」（Belém mission to 1.5C），旨在加強並加快各國國家自主貢獻和國家適應計劃（NAPs）的實施，並把升溫幅度控制在攝氏1.5度以內。這些新機制雖然未直接點名化石燃料，但其措辭隱晦地連結COP28 的承諾——即以公正、有序且公平的方式轉型脫離化石燃料。與此同時，哥倫比亞宣布於來年籌辦全球首屆轉型脫離化石燃料路線圖會議，更顯示出這股浪潮不會因大會閉幕而止息。

香港政府應藉此契機，於2026年更新《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50》時更為進取。雖然我們已確立2035年淘汰燃煤發電的中期目標，但在多國積極減少化石燃料的大背景下，我們是否有空間進一步提速？特別是在能源安全和價格穩定的前提下，香港需要一份更具野心的能源發電減碳路線圖，並加大力度發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和區內能源合作。此外，香港應運用其資本市場優勢，在轉型金融領域佔據主導地位。政府應鼓勵金融業積極參與如公正能源轉型夥伴關係（JETP）等國際機制，不僅協助發展中國家轉型至低碳經濟模式，更為香港金融業開拓新興市場的綠色投資版圖。

氣候適應資金承諾依然不足 仍為綠色金融機遇藍海

COP30 獲稱為「真相大會」，而科學界揭露的真相是殘酷的——即便計入最新的減碳承諾，全球氣溫仍將上升攝氏2.3至2.8度，故人類須投入更多資源去「適應」一個天氣更為極端的世界。

在資金議題上，大會最終達成協議：發達國家承諾在2035年前將提供給發展中國家的適應資金增至現有水平的三倍；同時，全球目標在2035年時每年調動1.3兆美元用於氣候行動。雖然這與發展中國家期望的2030年時限有五年落差，且決議多用「呼籲」而非強制性字眼，但確立資金規模下限無疑為全球氣候融資市場注入強心針。

儘管地緣政治為資金交付蒙上陰影，但對於香港而言，這卻是鞏固亞洲綠色金融樞紐地位的黃金機會。政府應進一步擴大香港可持續金融分類目錄的涵蓋範圍，除了傳統項目，應盡快納入轉型金融、生物多樣性和循環經濟等類別，並嚴格落實「不造成重大損害」和「最低限度的社會保障」原則，以高標準吸引國際綠色投資。

再者，隨著全球對重視適應氣候變化，投資於氣候韌性基建將成為新的藍海。香港應研發相關的投資產品，把氣候危機轉化為產業升級的契機。此外，雖然大會未通過「全球氣候適應目標」（GGA）的具體指標，但香港應主動出擊，建立一套適合高密度沿海城市的氣候適應指標，以增強本港的城市韌性，更有機會成為輸出鄰近地區乃至亞洲的城市管理標準。

氣候變化與生物多樣性喪失相互關連 從亞馬遜雨林看北都發展

COP30 選址貝倫，本意即是喚醒全球對亞馬遜雨林的關注。主辦國巴西啟動的「熱帶森林永續基金」（TFFF）希望以金錢鼓勵各國保護森林，首批獲得約67億美元承諾；多國亦承諾投入18億美元以支持原住民保育生態系統。這些成果標誌「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NbS）已正式進入全球氣候治理的核心。

香港雖無熱帶雨林，但擁有豐富的生物多樣性。COP30重視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應成為香港推進城市建設的重要圭臬。政府在更新《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BSAP）時，應主動銜接《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把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納入城市規劃指引。北部都會區建設正是從初期規劃融入自然發展的良機，如引入更廣泛的海綿城市設施、修復沿海紅樹林以抵禦風暴潮，以及運用城市綠化緩解熱島效應等。

在商業層面，隨著 TFFF 的啟動，生物多樣性信用額度可能成為繼碳排放額交易後下一個重要機制。政府應考慮推出鼓勵措施，鼓勵商界投資於本地的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項目。同時，香港上市公司應更積極採納自然相關財務信息披露（TNFD）框架，以評估企業活動對自然的影響，並提早避免相關風險。

從貝倫集體行動到香港氣候新航道　

COP30 的最終文件承認，全球低碳轉型是「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這股力量不僅來自談判桌，更來自技術革新和市場轉向。正如大會主題「Global Mutirão」所強調的是社區成員為了共同目標而付出的集體行動精神，這與我們熟悉的守望相助精神不謀而合。對於香港來說，COP30 是一面鏡子，它照出全球減碳的艱難，也映照出綠色轉型的巨大機遇。

我們不能被動等待聯合國決議提供完美答案，政府應要在2026年檢討《氣候行動藍圖》時展現更大魄力，冀望成為區內氣候行動的典範，更應把氣候和生物多樣性教育融入人才培育體系；商界應把氣候與自然議題納入企業風險管理和策略規劃：而公眾應意識到，我們日常每一次消費選擇、每節省一度電，都是這場全球行動的一部分。

香港，這座以靈活應變著稱的城市，有能力也有責任，在這場全球轉型中與各地同舟共濟。因為在氣候危機面前，沒有人是一座孤島，唯有互助，方能遠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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