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自传：

这里还有东西活着吗？





马克·西蒙斯/文

王立秋/译



译自Mark Siemons, “Agambens Autobiographie: Gibt’s hier irgendwo etwas Lebendiges?”, Frankfurter Allgemeine, 12.12.2024。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请勿做其他用途。




哲学家怀特海曾说过，哲学要说的，不是它明确的陈述，而是这些陈述以及普遍意义上的语言之下的预设——那些本身不能被证明的基本假设。“一切真正的哲学话语都应该努力建立自明性”，怀特海在《思维方式》中如此写到，他还补充说，“当然这个目标是不可能达成的。”


在《我看见，我聆听，我思索……》中，阿甘本并没有提到怀特海，但书中的文学小品处理的，恰是这一矛盾。我们能不能设想向自己和他人“传达”自己思想“想当然的”预设这件事情？我们能不能表达前语言的假设即说话者“默会地”相信为真的那些东西？《我看见，我聆听，我思索……》在阿甘本的作品中占据一个特别的位置。虽然他通常会从对其他作者——最好是福柯或本雅明——的细致分析开始，然后通过大胆的跳跃，提出自己的各种交织在一起的概念，但在这里，他专注于以尽可能的简洁，和尽可能的、诱人的简单来描述个人的“明见时刻”(Evidenzmomente)：乍看只是一堆对其个人智识自传的“速写”，实则是在围绕“语言可传达的极限以及对这个极限的超越”这个大主题展开复杂的哲学思考。


比如说，它读起来像这样：“在慈悲之主寺，就在寺门口，我看到一只轻盈、犹豫、神圣的小羊。它在质询地看了我几秒后，很快又跑了起来。”（第5页）这两句话有着书中其他记录也具备的所有特征：首先，它会提到一个具体的地方或人；其次，它有一个具体的对象，然后，这个对象会变成一个一般的隐喻；最后，它会在结尾处突然转折，出现点睛之笔。因此，在这里，阿甘本是在告诉大家，当他在印度一个圣地遇见一只小羊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所有明见体验(Evidenzerfahrung)都是转瞬即逝的。


和被说到的东西同样重要的，是没被说到的东西。阿甘本几乎没有为这些形形色色的洞见提供任何生活经历或智识上的语境，当然，读者也读不到任何关于那些东西的论述。这种聚焦于“选择性的感悟”的写作方式让人想起日本的俳句。或者更确切地说，让人想起谜语的意象，想起中日佛教禅宗的公案，后者的主题，也是“对现实的体验只可能被有限地传达”。



“像（孩子出的）谜或童谣一样”


阿甘本自道，他的文本追求的是让“秘密如此清晰地展现自身以至于它变得像孩子出的谜或童谣一样简单而猜不透”（第74页）。一如既往地，他喜欢从基督教神学或远东神秘主义那里借用像“奥秘”那样的术语，但他会赋予这些术语不同的意义。这里他想说的，是一切真实事物——比如说他在沉思地狱湾的色彩或1966年勒托尔星空时体验到的那些东西，在勒托尔，就像他在后面写到的那样，他“刚好在西方哲学永远地消失之前，抓住了它最后的衣摆”（第21页）——之间的关联(Zusammenhang)。


莎拉·沙依本伯格(Sarah Scheibenberger)——她用朴实无华的语调翻译了这本书——在后记[1]中指出，读者不必知晓书中可能提到的作者的生平和理论，也能与这些散文诗产生共鸣。不过，如果你不知道阿甘本曾参加过海德格尔1966年在勒托尔主持的私人研讨课，你对上面提到的关于西方哲学衣摆的记录的理解就会出现问题。为什么阿甘本不提这个重要细节呢？这里的背景，可能就是他之前发展的理论，即“作者在文本中只作为一个姿势”，确切来说，只作为“在一切表达行动中依然没有得到表达的东西在场(gegenwärtig)”。



他“不想回到方舟上”


从根本上说，与认识论相比，阿甘本很可能更关心一种“存在的虚构”，他也把自己等同于这种流动的、临时性的虚构。在最后一则记录中，他为此生命蓝图(Lebensentwurfs)的奇特的“居间状态”(Zwischenzustand)提供了一个令人记忆深刻的意象：“和鸽子一样，我们被放出方舟，去看看大地上还有没有活物，哪怕只叼回一根橄榄枝也好——但我们什么也没找到。然而，我们也不想回到方舟上。”所以，他冒险走出语言和哲学常规的安全方舟，去寻找“活的东西”，虽然他失望了，但他也不想回归常规。


在过去几十年里，这一古怪又有点冒险的立场——从这个立场出发，他不断地让概念和自己再次“动”起来，并因此而大胆地做出严厉的政治判断——为这位意大利哲学家赢得了远超出其学科的声望和景仰，直到他对新冠政策置喙。看起来，他把他的概念的适用范围拉得太大，以至于把它给“拉坏了”——他竟然拿极权主义政权的“紧急状态”来和新冠政策相提并论。哲学家多纳泰拉·狄·切萨雷(Donatella Di Cesare)等人已经开始琢磨他们是不是应该重新思考和阿甘本那些突然看起来不切实际的范畴的关系了。



像听卡拉斯


这部2022年于意大利出版的著作来的正是时候，它有助于我们不只从抽象的高度，也从其生平和动机的角度来理解这位哲学家的思想构造(Denkgebäude)。这本小书摇摆在对纷繁得吓人的理论的参引，和对个人体验的非常简单、直接的讲述之间。如此，它居于理论和“生活经历的嵌入”(biographgischer Einbettung)之间——在一则记录中，“听着卡拉斯”，阿甘本明白了这个风格上的理想，即“在最高的音区长时间地保持半声”（第45页）。这些思想意象最大的长处就在于它们高度的随意(kunstvollen Beiläufigkeit)，这样的随意使我们可以对它们进行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解读。


书中浮现的意象，是这样一种生活，它能够深刻地感知幸福，也即纯粹的感觉。阿甘本写道，“当一切再现失败，在接触点上只有喜乐和荣光”（第71页）。但看起来，人不一定被包括在这种幸福之中。阿甘本在大地上找不到“任何活物”（第61页），他的故乡威尼斯似乎比在那里生活的“木乃伊”（第20页）更有活力。在抱怨“人们污蔑、指控彼此，并因此受到没完没了的、毫不留情的审判和谴责”（第8页）的时候，他可能是在指新冠时期的体验，但也许，他关于快乐的哲学，也建立在一种更为普遍的悲观主义的基础之上。


[1]《我看见，我聆听，我思索……》的德文版还收录了译者莎拉·沙依本伯格一篇题为“aus der erfahrung der sprache”（来自对语言的体验）的文章。本文标注的页码均为中文版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