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3 “反右” 创伤记忆和群体共建｜徐賁
野獸按：今天把波士頓書評上的徐賁專欄都轉發了一下。
徐賁 | “反右” 创伤记忆和群体共建
DEC 30, 2023
在1949年以后发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和事件中,反右和文革可有说是留下最深、最持久社会创伤的两次灾难。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在《文化创伤和集体身份认同》一书中,把“创伤”定义为人们所经历的“可怕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的难以磨灭的痕迹。” 对于那些受害者和同情受害者的人们来说,“可怕的事件”就是灾难。可怕事件的历史痕迹构成了对人有持续伤害作用和后果的记忆。[注1]
对历史灾难存在着两种认知模式，一种是“客观发生”，另一种是“文化构建”。[注2] “客观发生”模式认为，灾难对个人所造成的伤害是一种客观发生的事情,它本身具有清晰可辨的反道德性质,这个本质的意义不允许作任何的道德粉饰。“构建模式”认为，历史事件是一种本身没有本质意义的过去发生,灾难的“邪恶”是一种由阐释者共同体所构建的意义。不同的阐释者群体出于不同的动机和需要可能对同一历史事件作出不同的阐释，构建出不同的事件意义。
本文将从社会、文化构建的角度，参照现有的文革记忆，讨论反右发生五十年后对这一事件的创伤记忆特征。这一讨论将涉及创伤记忆构建的三个主要方面：创伤记忆的叙述者和受众关系，主导创伤记忆叙述的因素,以及创伤叙述的多种话语。反右的“灾难”和“创伤”意识是一种社会性的文化构建的结果。在这一构建的过程中,社会可以通过反思政治灾难得到自我教育。籍由构建历史创伤,社会不仅会在认知上辨认出人间苦难的存在和根源,还会为此担负起应负的道德责任。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因此可能更多地分担他人的苦难,更积极地参与重新界定群体的团结关系,使社会变得更加正义,也更加正派。
一. “客观发生”和“文化构建”:历史事件的两种认知模式
在中国,对反右和文革持批判和谴责态度的认知中,“客观发生”观一直保持着相当大的影响力。以这一认知方式来看,反右客观上是一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残害运动,彻底摧残了中国社会中的独立思想和言论元气,这种残害和摧残具有客观的、不容粉饰的反道德意义。这种看法还可以更进一步,把反右这个客观发生的“恶事”认知为性质独一无二的“特殊”恶事。反右不是中国历史上屡有发生的残害读书人事件(“焚书坑儒”或“文字狱”)的再演,而是自成一类的“思想整肃”。反右之所以特别邪恶，乃是因为它结合了现代专制国家的政治欺骗(“阴谋”) 和制度暴力(流放、劳改、戴帽等等的惩罚)，以恐怖和残害的手段公然剥夺本国人民的宪法权利（自由言论）。
无论我们多么同情那些在1957年被诱骗进“鸣放”圈套乃至蒙受灾难,甚至家破人亡的人们,我们必须看到,反右并不具有一种所有的“好人”都能一眼看明白的“邪恶”本质。无论“邪恶”还是“灾难”都是一种经过价值和道德构建所产生的“意义”,一种被社会中广大公众所接受或拒绝的“共识”。
仅就对“右派分子”的一般社会看法而言，从1957年的“坏人”到今天的“受冤者”，这里面已经包含了公众对反右共识的改变。1957年以后,右派分子被戴上帽子,许多被送去流放式的劳改,社会上大部分人认为他们“罪有应得”,对他们的遭遇并不予以同情。文革中, “右派分子”在社会的冷漠旁观下,再一次遭受迫害。直到文革后,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社会上对右派才有了更多的同情。反右从“伟大胜利”变成了几百万件“冤假错案”,这种转变本身就是对反右运动对错、正邪判断的重新构建。寻找历史事件的真相,建立有关共识, 是一个意义构建和再构建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自我认识，自我教育的过程。
“客观发生”和“社会文化构建”虽然是对历史灾难的不同认知模式,但并不相互排斥,也不是非此即彼的。“构建”需要以实际发生过的“事实”为基本材料。在历史事件当事人和旁观者都还活着的时候,脱离普通人经验事实的构建无法令人信服。如果没有人因为反右而被迫害,一生坎坷，乃至家破人亡,那么谁也无法令人信服地把反右构建为一场“灾难”。
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动机和利益,可以选择不同的事实来构建符合他们需要的历史事件意义。即使是历史事件中的受害者,他们也可能把客观发生的伤害构建成完全不同的意义。例如,反右或文革中发生在个人身上的灾难(死亡、牢狱之灾、劳改之苦)可以被当事人构建为“迫害”、“摧残”和“冤屈”(林昭之所以抗拒“改造”的原因)。但也可能当事人构建为“罪有应得”或者“改造新生”。就像二战中犹太人有的精心制作和销售标志犹太人屈辱身份的“黄星”臂章一样,右派受害者接受加害者加给他们的罪名,平反时感激涕零,这本身就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受害形式。
构建正面的反右回忆,最具公众影响力的当然不是那些拥抱污名的右派可怜虫,而是享有公共权威的人物,如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他们的言论有明确的公共目的和公共作用。与50年前相比,今天专家学者的影响已经大大上升,因为他们常被视为拥有中立客观的立场。然而,即便如此,他们对于群体回忆的形成,所起的仍然是构建而非客观揭示的作用。当然,他们自己并不总是愿意放弃“客观发生”的神话,著名政治学学者王绍光最近在《南风窗》上为反右所作的辩护式回顾就是一个例子。
王绍光提出,谴责反右起于“阴谋”或预先有计划的“引蛇出洞”,都只是以毛泽东自己说的“阳谋”为根据,不足采信。反右的“客观真实”起因是,“毛泽东跟别的领导人不一样，他老想改革自己一手创立的制度，1949年之后他有三次大的社会实践，第一次是‘百花齐放’，第二次是‘大跃进’，第三次是‘文革’。‘百花齐放’是他的一个试验，他已经意识到中国新建立的，尽管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里面还是有一些矛盾的地方。虽然干部大量是工农苦出身的，以前跟民众结合得也比较密切，但是这时候有脱离群众的危险性，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他要大鸣大放，要百花齐放。”王绍光认为，反右确有必要，因为右派确实乘“鸣放”之机向党发起了进攻,“百花齐放的时候，说让工农干部去休息、去学习、开除党籍，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是一堆人这么说。我20年前曾花了很长时间查看1949-1966年的各类报刊，看到57年‘百花齐放’时出现的言论感到很震撼，假如把我放到工农干部的位置上，我也会有强烈的反应，我想会的。” [注3]
王绍光为自己的看法提出的客观证据是，若不是右派真的威胁到了新政权的存在,“打击知识分子（其实）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它建立现代国家要用这些人啊。中国当时没有多少知识分子。在1956年，整个中国只有42000位大学教师、31000位工程师以及63600位技术员。在六亿五千万的总人口里，按照中国标准只有三百八十四万人可以被定义为知识分子。” [注4] 按照王绍光的这个逻辑,莫非我们应该从屠杀犹太人不符合纳粹的“人力经济”利益而推导出它的不可能发生?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s List）中就有这样一个场景，犹太女工们在工棚里议论纳粹用毒气屠杀犹太人的传闻，她们以为犹太人是“对他们有用的人”，不相信纳粹会无端浪费能干活的人力。然而，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证明，它所针对的是全体犹太人，并不是没有劳动力价值的老弱病残。
为了证明反右的“不得已反击”确实是历史客观事实，王绍光不仅强调自己“很长时间”的资料研究(阅读“1949-1966年的各类报刊”), 而且还强调普通劳动人民1957年对右派“愤怒”的客观证据,“当这些知识分子—学生、公务员、作家、编剧、教授、以及诗人—群起抗议时，其他人却缩在一旁观看。对大多数的北京市民来说，这些批评党的人并不是争取学术自由的英雄。相反，大部分人认为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书呆子，要求民主只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为了夺取党的领导权，这对他们来说极为重要。郊区农民认为，如果这些知识分子掌了权，他们就会失去土地；工人也担心失去他们刚刚争取到的一天八小时工作制和提升的工资。” 王绍光例举了李敦白的岳母，“（这个普通劳动妇女）干脆把知识分子的言论称之为‘都是放屁’”。[注5]
王绍光在提供“真实发生”证据时，所不幸忽略的是,“真实”报刊材料和市民反应后面其实已经有统治意识形态的构建在起作用。当时中国报刊的任务不就是把右派言论报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吗？这样的材料不证明右派反党，还能证明什么呢？能用纳粹时代的报刊和“人民义愤”来证明犹太人就是该消灭的劣等民族吗？1957 年群众憎恨右派，这只能证明，构建历史事件意义不一定只是在事后才发生。就在反右事件正在发生时,它的意义已经在被构建,并因此对它的后续构建产生影响。但是,原先的意义构建也完全可能在许多年以后被改变,被其它的意义构建所质疑甚至取代。否则也就不会有右派的平反。1957年右派分子对“官僚主义”和专权腐败的批评,在今天的意义构建环境中还有多少人会说是“放屁”呢?
在王绍光对反右的“事实发生”论中,我们恰恰可以触摸到历史事件构建的一些基本问题,例如,什么是构建可以运用的事实资源?是那些本来就已经受到权力严格控制的“各类报刊”吗?是那些本来就经过持续而系统意识形态教育的“劳动人民”吗?在意义构建中谁有发言权?受什么样的社会、政治制度条件影响?等等。
在对待右派的问题上，谴责和辩护的区别其实就是“灾难”和“非灾难”记忆的区别。这两种记忆都是构建而成的。在对历史经验事实的运用上,构建反右的“灾难”记忆，一般着眼于具体个人所受到的肉体或精神伤害和折磨,“死亡”是这种伤害和折磨的极限标志。以任何政治理由,仅仅由于一个人的言论就剥夺他的生命,这样做是“邪恶”的。即使没有达到这一极限的其它形式折磨和残害也具有同样的邪恶意义。这是一种以人道价值为基本尺度的意义构建，并可以进一步政治化为公民对民主、权利、法制的要求。
与“灾难”说的人道意义构建不同的是,对反右“非灾难”记忆的构建往往走的是一条“去人化”的路子。它总是从“大局”或“总体”方向着眼。这种大方向可能是“历史”,也可能是“阶级利益冲突”。在这些“不可抗拒”的力量作用下,个人的遭遇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也是没有意义的。这种从大处着眼的去人化构建即使不直言反右的“积极”意义,也会有意无意地取消它的“灾难”意义。右派向党进攻,后果咎由自取,这样的说法是一种权力理性的意义构建。在这个构建中完全看不到苦难个人的面孔,只有“国家”、“阶级”、“集团”和勇于制度创新的最高领袖。
把反右和文革这样的历史事件或发生看成是“灾难”或“创伤”,乃是基于它们对具体个人和人群造成的伤害,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可以如何去理解这种创伤记忆的构建特征和因素呢?亚历山大对“文化创伤的社会化过程”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我把他的分析模式简化为这样三个方面:一,灾难诉说的叙述和接受关系,二,对创伤性灾难的认知因素,三,叙述灾难的话语样式。在分别讨论这三个方面的时候,我会把反右记忆和文革记忆作一些比较,目的不在于面面俱到,而在于揭示灾难记忆构建的复杂因素,并期待有更深入系统的讨论。
二. 创伤记忆的叙述者和受众关系
对人造成具体伤害的事件,并不必然对受影响的集体成员是创伤性的,更不要说是对整个社会是如此了,“事件是一回事,对事件的再现又是另一回事。”只有当事件被“再现”或“叙述”为一种创伤时,只有当它被构建为一种“灾难”时,它才会获得这样的意义。在构建历史灾难时,要有人不仅说出那个事情,而且说出那是“坏事”,是“灾难”,“集体不会做(这样)的决定,能动者(agents)才会这么做。”这些把事情说出来的人们就是韦伯(Max Weber)所说的“承载群体”,他们往往是直接受害者,受害后的幸存者和同情并认同他们灾难的人们。[注6]
在灾难的叙述中,承载群体起着能动的作用,他们不只是讲述事情的经过,陈述事情的成因,而且还对事情做出对错判断。这种对错判断中必然包含基本的道德原则和不容违背的道德戒律。这和单纯理解式的“成因分析”是不同的。由于缺乏起码的对错判断,后一种分析很难避免从“解释”自动转变为“辩护”。
在反右灾难叙述中,起能动作用的“承载者”,即直接受害者和同情者,并不是超然的道德主义者,“承载群体兼有理想和物质利益；他们位居于社会结构里的特殊地点：而且他们拥有在公共领域里诉说其宣称（或许可以称为‘制造意义’）的特殊论述天赋。承载群体可能是精英，但是他们也可能是遭贬抑和边缘化的阶级。” [注7]
语言(论说、陈述和说故事)和公共言说是灾难叙述的关键。因此,具有这种能力者自然就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相对自由的公共言论环境也特别重要。尽管反右运动的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但并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自然成为反右灾难叙述的公共承载者。公共承载者不仅要有语言能力,而且还要有运用这种能力,辩明是非公道的强烈冲动,那就是“义愤”。苦难可以激起受害者的义愤,也可以将它侵蚀贻净。
在构建反右灾难回忆的过程中,起作用的承载者可以是直接受害者,但也可以并不是直接受害者。在灾难记忆构建中,能动者不需要一定有直接经验。随着直接当事人和受害者的年老逝去,能动者必然会越来越多倚重后代的关心者。在今天的反右灾难记忆构建中,已经有了后代记忆者的加入。一些极为感人的反右灾难叙述都是产生在他们的笔下，如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告知夹边沟》,邢同义的《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 赵旭的《风雪夹边沟》，刘海军的《束星北档案》,尤凤伟的《中国一九五七》,等等。
具有公共性质的创伤诉说是一种言说行为(speech act),它包含三个因素:言说者、接受者(受众)和言说情境,“言说者的目标是以有说服力的方式，将创伤宣称投射到受众,也就是公众。这么做的时候，承载群体利用了历史情境的特殊性、手边能用的象征资源，以及制度性结构提供的限制和机会。” [注8]与文革灾难记忆构建相比,反右灾难记忆的构建有明显可见的局限。首先是言说者,也就是承载群体比较小,背景和经历也比较特殊。由于反右的言说者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这也就增加了他们争取广大公众同情和移情认同的困难。反右灾难构建的另一个困难就是言说情境,即“言说行为发生的历史、文化和制度环境。” [注9]文革在结束以后曾有过一段否定文革的政治宽松时期,为文革灾难记忆构建提供了很有帮助的情境条件。但从反右到文革结束的20年间,反右记忆却没有及时得到过宽松的构建情境。反右创伤记忆的构建不是“后反右”现象,而是“后文革”现象。一直到今天,许多“右派分子”对彻底否定反右仍心有余悸。虽然55万的右派除了98个全部平反,但反右仍被官方定调为正确和有必要的运动。
三. 主导创伤记忆叙述的因素
有四种关键因素主导着创伤性灾难的能动者叙述,它们分别是苦难的性质、谁是受害者、直接受害者和一般公众的关系,以及伤害的责任归属。第一,苦难的性质。“苦难”和“创伤”一样,它的意义总是处在正反构建的争夺之中,正反构建会对是否存在创伤形成截然不同的论断。例如,奴隶制对非裔美国人而言是个创伤吗？或者是像某些修正派史家所宣称的，奴隶制只是一种强制性且具有高额利润的经济生产方式？如果是后者，那么奴隶制不会造成创伤痛苦。如果是前者，它就牵涉了残暴且创伤性的身体支配。又例如,1938年的中国南京，死于日本军人手上的人数不足一百，还是有超过三十万的受害者呢？这些死难是日军单方面的“屠杀”，还是中日两军交战的“猛烈对抗”呢？” [注10]对于反右记忆来说,“苦难的性质”也具有类似的暧昧性。反右对知识分子而言是个创伤吗?或者像王绍光所说的是一种老的和新的“精英集团”的夺权斗争?如果是后者,那么反右就与对冤屈者造成的伤害无关。如果是前者,那么它就涉及了政治迫害和身心摧残的暴力伤害。
第二,谁是受害者?反右和文革记忆对这个问题有不同性质的回答。文革灾难记忆一般把整个中国社会都看成是受害程度不等的受害集体,官方和民间至少在“一场浩劫”的表述上还能保持一致。但是反右的情况就不同了。对反右受害者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说法。一般的看法是,反右的受害者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与广大“劳动人民”无甚关联(除了有家属遭牵连的)。而且,平反冤假错案以后,55万右派平了反,只剩下几十个“真右派”。被平反者是平反以前的受害者呢(以前错受惩罚,现已平反),抑或平反后仍然还是受害者呢(吃过的苦头再也无法改变)?那么,剩下的几十个“真右派”呢?他们是不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因此不能算是受害者呢?还有的看法是,间接受害者包括了整个中国社会,正是由于反右对不同意见、对公民言论权利的残酷压制,扫除了党内、外民主派,整个社会禁若寒蝉。随即而至的大跃进中只听到一片叫好之声,无可避免地引致为“三年自然灾害”的灾难。反右消灭了1949年前与共产党合作和加入共产党的“民主力量”,从此为毛泽东的个人专制铺平了道路,反右实际上就是文革的序曲。
第三,受害者与一般公众的关系。苦难的性质需要有公众的认可。例如,林昭从一打成右派,就确认了自己的苦难性质,但她周遭的人群却认定她是“反党分子”。过了将近半个世纪,林昭和其他右派分子的遭遇才引起人们的公开同情。从来没有经历过反右的青年人中,许多对林昭充满了真挚的钦佩。受难者与一般公众之间也因此形成了一种认同关系。正如亚历山大所说,“典型的情况是，在创伤过程的开端，大部分受众不太能够察觉自己和受害群体之间的关系。唯有受害者的再现角度是从广大集体认同共享的价值出发，受众才能够在象征上加入原初创伤的经验。” [注11]反右灾难和文革灾难的一个更重要的区别在于,一直到今天,广大公众还是对反右受害者比对文革受害者容易采取“与我无关”的旁观者态度。这种差别其实就是一般公众与受害者认同的差别。
第四,责任归属。要构建能够为一般公众接受并认同的灾难创伤记忆,必须确认谁是“加害人”。正如亚历山大所说,“谁实际上伤害了受害者？谁导致创伤？这个议题总是涉及了象征和社会的构建。”〔注12〕确认加害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例如,一直到今天,纳粹灾难的归属仍然是一个思想界和道德舆论争议的问题。是“德国人”还是纳粹政权造成了大屠杀？罪行要局限于特殊的盖世太保武力，或是整个纳粹军队也深涉其中？罪行要扩及一般军人、一般平民，信奉天主教和新教的德国人？只有老一辈的德国人要负责，或者后来的世代也要负责?反右灾难记忆和文革灾难记忆也都面临着类似性质的问题。现有的回答(当然还远远不是深入、充分的回答)已经显示这两场灾难记忆方式的差异。官方对文革的罪魁祸首毕竟还有一个说法(“四人帮”及其爪牙),但对反右则完全没有。是谁造成了反右运动中几十万的“冤假错”案?谁该为此负责任?是各个单位的“领导”,是“运动积极分子”,还是另有其人?是“失误”,还是侵犯公民权和人权?是办事人的“个人水平不够,”还是整个统治制度本身就被设计成为一部暴力和恐怖的机器? 对反右起因现在有两种不同解释,一是毛泽东早就计划的“阳谋”;二是“先无此意,后不得不为之”。[注13]这两种说法一个包含着对最高层加害人的确认(准确不准确是另一回事),而另一个则是完全否定这种确认的必要。后一种说法是官方对反右的说法,它与现有的文革记忆毕竟还有某种最高层加害人确认形成了特别明显的差别。
四. 灾难叙述的不同话语
灾难记忆是用语言来构建的,它的根本形式就是叙述,在不同的社会知识和交际领域中,叙述有不同的话语形式特征,形成了不同的叙述样式。它们相互联系,有时甚至相互交叉重迭。重要的叙述话语种类包括历史、文学和艺术、大众文化和传媒、政治和法律,甚至与人文话语甚为遥远的科学。现有的关于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灾难记忆构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多元叙述话语共存和互动的实例。从二战刚结束到今天,大屠杀灾难记忆的构建,从一件只与“他们”犹太人命运有关的事情,变成了一件与公众大家(“我们”)的道德生存都有关的事情。大屠杀的构建提升了公众社会的普遍道德共识,对谴责类似邪恶的起到重要的象征作用。它的灾难性已经被普遍确认。无论是左、中、右的政治人物、公共人物或学界人物,都再不能公开否认这是一场灾难,而不受到公众的侧目或谴责。在中国,公众在反右和文革历史记忆上还没有形成像大屠杀记忆这样的共识,而在程度上,反右则又更比文革次之。因此才会出现公然为反右辩护这样的事情。
不承认反右为一场灾难,或者甚至为之辩护,这种叙述经常出现在国家官僚话语领域中,也会时不时出现在主流媒体和各种国家官僚化了的“学术专业”的领域(如“政治学”、“历史学”、“公共行政学”等等)。这些领域话语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在乎活生生的个人。这原本就是专制型国家政治的特点,只要“路线正确”,“符合历史规律”,一切活人付出的代价都算不了什么。当然,这种话语的使用者自己不能是受害人。许多国家官僚话语的推行者,甚至连反右运动的推动者和干将,都因为后来在文革中的个人遭遇和苦难,改变了原先的想法,向受害人表示道歉和忏悔,如周扬。
在国家官僚话语的“正史”之外,有一种另类的历史话语领域,可以称作为“真实内情”的历史。另类反右史有的是由57年曾被打成右派的人士所撰写,如朱正的《反右派斗争始末》,有的则是出自非直接经历者之手，如丁抒的《阳谋:反右运动始末》。他们都是反右灾难的承载人。他们的历史言说有一个重要动机,那就是还历史真实和完整的原来面目。在尽量揭示历史原始材料这一点上,另类历史对正统历史在重要历史细节上的语焉不详和闪烁其辞形成了挑战,因此给读者一种真实和值得信任的感觉。例如,对朱正的《反右派斗争始末》有这样的回应,“1957年的“反右”运动，我是亲历者。对于那场运动的专横无理，对于运动中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于运动挤压下人性的扭曲，我是领教颇深的。不过，也有些情况我一直不甚了解。比如最高当局如何从诚意可掬地恳请各界“帮助整风”、“消除顾虑大胆鸣放”，骤然变脸，转为声色俱厉地“反击右派”，把上百万人的政治生命甚至自然生命置于死地，其中的过程一直不甚了了。又比如，当时各界头面人物究竟说了些什么，也只从报上看到显然经过加工处理的片言只语，从未看到完整的发言稿。对于北京高校学生们的言论，尤其是北大学生热烈讨论国家时政（他们自称为“五一九”运动）的种种见解，也未闻其详，因为当时的报刊对此全无报道。这几年看了一些材料，特别是读了朱正先生所著《反右派斗争始末》，才有了较多的了解。不过，只要历史档案没有解密，人们对于许多内情总还是难以真正清楚的。” [注14]真实内情历史的受众比较有限,他们是对反右运动和官方反右史实本身有疑惑的思考者。
还有另外一种与“真实内情”历史不尽相同的另类历史,包括各种各样“回忆录”、“回忆纪念”和“口述史”。这是一种“个人叙述”的边缘话语领域。这种个人叙述的形式是由特定社会文化中的偶然因素形成的。例如在美国的犹太人大屠杀灾难记忆中,就有像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的《女孩日记》（The Diary of a Young Girl, 1952）和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的《夜》(Night， 1958)这样的“幸存者叙述”(尽管弗兰克小姐最后并没有逃过纳粹的魔掌,不能算是幸存者)。和“幸存者文学”一样,中国文革以后的“个人回忆叙述”是一种杂合性的话语形式,它既有一些历史的真实记载,又不必受制于正规历史学的严谨方法要求。它的许多细节之所以被视为“真实可信”,全在于它是一种个人的写作,不像国家官僚话语的“正史”那样被严格定调。它不需要为政治正确而牺牲真实回忆。这种回忆的真实可信几乎完全出于“无须说谎”的推导。
个人回忆的不少作品可以归入灾难“见证叙述”的类别，文革记忆中也有很多这样的见证叙述(如巫宁坤的《一滴泪》和郑念的《上海的生与死》)。个人见证叙述中有历史,有故事,能取信于读者,又能打动他们的感情,是最能帮助构建反右和文革灾难的叙述形式之一。[注15]尽管不同的回忆中,“历史”和“故事”的成分搭配不同。许多这样的回忆录涉及的是高层民主党派人士或高层知识分子,如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和韦君宜的《思痛录--露沙的路》(其中有专门回忆反右的一章,题目是《从反丁、陈运动到反右风涛》)。有的则是反右时并不出名者的自述,如高尔泰的《寻找家园》。这些作品往往以文字优美、思想真诚打动读者,比单纯的真实内情历史更能打动人心、引发创伤记忆。
最能引发普通受众反右创伤记忆并帮助构建这种记忆的也许是文学和大众传媒(电视、电影),可惜有影响的作品不多。当然,一有影响,就又会遭禁。它的特点是写普通的右派或他们的家属,而不是民主派或知识分子头面人物。文学和大众文化传媒虽然有所区别,但就灾难记忆构建而言,它们所起的共同作用都是“讲故事”。不同的讲故事形式会有受众人群大小的区别,受众越大的说故事形式对于公众性的灾难记忆构建作用越大。大众传媒的作用因此特别重要。小说、电影、电视,无论什么形式的故事,都必然展现具体的人物,日常活动和心理感受,故事把“灾难”在活生生的个人身上体现为人的灾难。故事的情感和审美感染力帮助受众认同受害者并思考他们的受害原因。受众在故事中看到的不只是“右派分子”,而且是普通中国人。
在文学和电影中,这样讲述的故事,它的灾难性是普通受众都能认同的,因此有可能引起的政治联想,触犯现有的意识形态禁忌。田壮壮的电影《蓝风筝》就是一个例子。故事的主角并不是右派分子林少龙,也不是走资派老吴,而是陈树娟这个普通妇女。故事讲述的是树娟的三次婚事。树娟初嫁林少龙,57年林少龙因为在开会时上厕所,人不在时被落实在了单位的右派指标之内,后来被送去劳改,干活时被倒下的大树压着,“死了”。树娟二嫁的是李国栋。李国栋是林少龙生前的好友,无意中出卖了林少龙。李国栋在“大跃进”后的“自然灾害”年月中营养不良,得了肝病,“也死了”。树娟三嫁的是出入有专车的大干部老吴。好景不长,老吴在文革时成了走资派,被斗了又斗,“又死了”。影片中表现反右创伤的手法是象征的,林少龙在他工作的图书馆里,在一条写着“大鸣大放帮党整风”的红色条幅下走过,这时候红色横幅落下来,蒙住了他的头。故事叙述的感染力不在于它追究了反右运动究竟是源自“阳谋”还是“不得已反击”,而在于它展示了,一旦反右运动来了,它给许多无辜者的生活带来的是怎样的灾难后果。这就像卡夫卡小说《变形记》中的主角一觉醒来,变成了甲虫,故事并不探究他为什么变成了甲虫,而在于叙述变成了甲虫的人会有一种怎样的非人遭遇。
受众对苦难故事的认同往往是一种艺术感染和人性感染的结合。人在感动和情感投入中会作出朴素的对错、正邪判断。这种价值判断的共识是社会自我道德教育的根本条件之一,也是创伤记忆的社会意义所在。尽管目前的公众语言仍在使用“反右”和“文革”这些沿用官方语言的词汇,但它们已经不再是中立的或褒义的词汇,而是不能不载负沉重的道德包袱。由于反右和文革的道德缺失,企图洗清“反右”和“文革”的灾难恶名,便成为一种类似于1970年代德国“希特勒热”那样的历史翻案行为。
“说故事”是人性化的领域,越是人性化,就越少有反右不是灾难的说法。反右灾难的故事叙述常常会和文革灾难故事联为一体,像文革结束初期的电影《牧马人》、《芙容镇》和九十年代的《蓝风筝》都是这样的讲述方式。这样的故事讲述往往把反右叙述为文革的前史和预演,让高潮落在文革灾难上,在两个分别事件之间延续成一个漫长的制度性人性灾难。关于反右灾难本身的故事出现得较迟,最有特色的就是从本世纪初到目前已经自成一类的“夹边沟故事”。
五. 夹边沟:反右创伤记忆的“极端处境”
反右创伤记忆形成了一种与纳粹“犹太人大屠杀”和前苏联“古拉格”创伤叙述相类似的中国式“极端处境”叙述，那就是“夹边沟”故事。这是反右创伤回忆独立于文革回忆的部分。迄今为止，在文革创伤回忆中还找不到在震撼力和密集叙述上可以与“夹边沟”故事相比的“极端处境”叙述。文革叙述中最常见，最有象征意义的“极端处境”是文革初期的红卫兵暴行，“夹边沟”故事再现的是一种与红卫兵暴行不同的极端处境。红卫兵暴行是自发、阵发和非理性的，但“夹边沟”再现的是一种由国家权力直接组织和执行的，有制度理性的，漫长而有序的折磨：饥饿、劳累、寒冷、绝望，直至死亡。
前苏联“古拉格”创伤叙述者基本上都是古拉格集中营的幸存者，如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金斯伯格(Evgenia Ginzburg),沙拉莫夫(Varlam Shalamov)和马青柯(Anatoly Marchenko)。他们的文学再现使得苏联的集中营成为共产极权的公认象征。有了古拉格，苏联的斯大林主义统治便有了可以辨认的特征。 同样，有了夹边沟，中国的毛泽东式统治便有了可以辨认的特征。和“古拉格”创伤叙述者不同的是，“夹边沟”创伤叙述者中有的并不是夹边沟的幸存者，而是同情者。“夹边沟”创伤叙述因此也成为一种“后记忆”叙述。[注16]
夹边沟农场成立于1954年3月，它的行政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原本就是一个关押犯人的劳改农场。这个位于甘肃酒泉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沿的昔日劳改农场，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关押了甘肃省近三千名右派。除了风大沙多，夹边沟有限的农田多为盐碱荒滩，这个小型农场自开办时起就只能接收四五百名劳改人员，因为它只能养活这么多人。甘肃省将近三千名右派源源不断地押送至此。夹边沟农场贫瘠而严重盐碱化的土地的收获物，根本无法使这么多的右派劳教分子果腹。夹边沟成为右派分子在改造和惩罚中挣扎求生的炼狱。
“夹边沟”创伤叙述者有的是夹边沟的幸存者。和凤鸣在《经历——我的1957年》叙述了她和丈夫王景超的劳改遭遇，他们夫妇俩反右前同为《甘肃日报》编辑，王景超被打成极右分子，和凤鸣则是一般右派。1957年4月，夫妇俩同一辆火车被押送劳改，和凤鸣去的是十工农场。王景超则到了夹边沟。三年后，王景超在夹边沟饿死，和凤鸣侥幸躲过一劫。“夹边沟”创伤叙述者有的并不是夹边沟的幸存者,其中的代表性作家有杨显惠、邢同义和赵旭。
饥饿和人命不如蝼蚁，这是夹边沟故事最震撼读者心灵的主题。饥饿同样也是不少大屠杀文学和古拉格文学的一个共同主题，如威塞尔的《夜》和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饥饿还是一个连接1960年全国大饥荒的主题。在夹边沟农场，1960年春天，有一半人已经虚弱得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死亡开始了。每天有一两个、两三个从卫生所的病房里被抬出去。在死神面前，人们开始了求生本能的挣扎。在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后，他们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尽可能地减少热量散失，等待下一顿糊糊汤。如果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蜥蜴，抓来烧了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到了寒冬腊月，野菜无迹可寻，他们只能煮干树叶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胀肚，树叶吃了便秘，无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阳地上，撅着屁股相互配合掏粪蛋。
1960年4月兰州中医院的右派高吉义被场部派往酒泉拉洋芋，装完货的最后一天，饿极了的右派们知道这个机会千载难逢，便煮熟了一麻袋洋芋，9个人一口气将160斤洋芋统通吃光，“都吃得洋芋顶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墙坐也坐不住了，一弯腰嗓子眼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还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还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返回途中，一名吴姓右派在颠簸下，活活胀死。高吉义也上吐下泻，和他住在一起的来自甘肃省建工局的右派工程师牛天德整个晚上都在照顾着他。第二天，高吉义醒来，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将他的呕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来，在其中仔细地挑拣洋芋疙瘩吃！夹边沟故事外的故事同样感人肺腑。大众传媒的报道也帮助扩大了夹边沟故事的影响。罗四鸰在《文学报》上对夹边沟和夹边沟文学的长篇综述报道,就是一个例子。[注17] 报道让人们更体会到，在阅读夹边沟故事时，无动于衷和麻木不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反右”及其造成的人间苦难，文学描写的真挚同情与政治学分析的冷漠隔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公众影响极大。2000年7月，杨显惠的小说《上海女人》在《上海文学》杂志发表，此后，每月1篇，连续12篇“夹边沟纪事”系列小说，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震动。一位死难者的儿子，偶然读到了以自己的父亲为原型的小说，他哭倒在地，把报刊供在桌上，长跪着，一页一页地读，一次一次地哭。他对朋友说，父亲去世时他还小，只知道父亲死在夹边沟，但不知父亲死得这样惨。
在甘肃的临洮县，从夹边沟死里逃生的82岁高龄的裴天宇老人说，他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才读完四篇小说。他说：每一次拿起来读不上十分钟，就泪流满面……读不下去！许多当年的幸存下来的右派主动打电话找杨显惠，讲述自己的真实经历。夹边沟幸存者高吉义在看到当地报社转载的“夹边沟纪事”系列小说后，通过报社联系上杨显惠，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尽管杨显惠已经非常熟悉了夹边沟的故事，但高吉义的讲述让他感动落泪。半个月后，《饱食一顿》和《逃亡》问世，这两篇小说的主人公原型就是高吉义。
2004年1月，《当代》刊登了杨显惠的《告别夹边沟》，“编后”中写道：每个编辑阅读之后，不是叫好，而是沉默。那种震撼已经难以用言语表达。……无论怎么称赞，不管多高的评价，都不会过分，都难以表达我们对作者的敬意，因为作者之痛，不是个人之痛，不是家族之痛，不是人群之痛，而是整个中华民族之痛。不仅切肤，而且彻骨，而且剜心。邢同义的《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选择了完全纪实的手法。为了保证材料的真实可信，书中记述的每个人物和每件事，他都尽可能地找到当事人或其亲朋好友，详细询问，反复核实。2002年8月，在甘肃安西县，邢同义见到了马述麒的遗孀李春兰，这或许是目前唯一能找到的右派分子的亲属。他向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讲述了马述麒在夹边沟所经历的一切，老人一边擦眼泪，一边表示感谢，因为她终于知道了自己丈夫的经历。邢同义在天水举行的《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的签名售书会上，有三个人一直默默站在一边，直到快结束的时候，他们才找到邢同义，原来他们是夹边沟的一位死难者的亲属，他们掏出一张50年代的工作证和一些旧照片，让他辨认，是否认识当年死在夹边沟的亲人。
2006年5月，由中国小说学会主办的中国小说学会第二届学会把短篇小说奖颁发给了杨显惠的《上海女人》。小说故事讲的是一个善良柔弱的普通女性，除了对丈夫的一腔忠贞，完全不明白反右这场横祸是怎么来的。她千里迢迢来到夹边沟，想不到丈夫早已饿死，死后抛尸荒野。她把带来的食物分给其他难友，争抢场面令人震悚。女人默默地到坟地捡起丈夫的遗骨，用一条难友给的毯子包起来，背着白骨，离开了夹边沟。小说奖的评语是这样说的，“在包括《上海女人》的《夹边沟纪事》系列小说中，杨显惠以含蓄节制的风格，通过一些幸存者对三四十年前历史事件的重述，表现了人在面对饥饿与死亡时的惨烈、坚韧乃至从容，使作品获得了巨大的历史穿透力和精神冲击力。” [注18]小说奖本身就是一种对反右的无声的道德评判。
“夹边沟故事”讲述的是一种人生灾难的极端处境。政治权力以把罪人改造成新人的名义，把人变成只受动物本能驱使的非人。极端处境展现的是每一个普通人都能懂得和设身处地体会的生存绝境和求生欲望。当死亡慢慢地逼近这些政治犯的时候，政治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剩下的只是生命的极度脆弱和轻贱。惩罚和死亡已经不需要理由，只是偶然的，荒谬的事实，但却仍然一刻也不放松地奴役着这些贱如蝼蚁的中国人。与这些令人刻骨铭心的身心折磨联系在一起的就是“灾难”最根本的含义, 灾难的邪恶和灾难的非正义。以人的生命为反右灾难付出的苦难代价是不允许用空洞政治概念来漂白和淡化的。
灾难叙述是在具体而特定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环境中发生的。社会和政治现实会对创伤构建过程维持明显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但是，在国家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全球环境。在全球化的今天,对灾难创伤记忆的构建有了远比先前宽广的历史比照和世界联想空间。历史比照和世界联想使我们对灾难和创伤构建的基本方面看的更加清楚,也使我们可以用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尺度去衡量像反右这样的灾难事件。在灾难记忆构建中,对灾难的公共叙述起着关键的作用。对整体社会有道德教育作用的灾难记忆,不可能,也不应当在重要的公共领域中被消除和缺席。
历史比照能够提醒我们，人们对灾难邪恶的认识是一步步加深，一步步获得普遍道德意义的。国际道德普遍化的过程是从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的纽伦堡审判开始的。对纳粹首恶的审判扩展成为这样一种普遍的道德准则,那就是,某些十分罪恶的行为是,也必须被确定为“对人类犯罪。” [注19]公开审判本身就应该以公众的正邪共识为基础,“(纽伦堡)法庭惩罚罪犯的权威直接来自战争的胜利,间接来自一个虽无形但真实的理由,那就是世界良心的觉醒。” [注20]纽伦堡审判在世界各国广泛报道,“对人类犯罪”、“世界良心”和“人类良知”这类说法也因此成为具有普遍人类意义的道德概念。纽伦堡审判后的第二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第95号决议,强调联合国将遵循由纽伦堡审判所确立的国际法原则。两年以后,联合国发布了“人权普遍宣言”,宣言在前言中提到了对纳粹暴行的记忆,称这一暴行为“人类良知所不能容忍。”1950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在解释“宣言”的原则时明确指出,违反人权要防范的是国家对公民的侵害。[注21]在世界范围内，现有的国际共识帮助人们把“灾难”和“创伤”从道德思考转化为法律和政治思考，同时也包括对袖手旁观者和落井下石者“同谋犯”作用的思考。
这样一些思考道歉对整个社会都有洗涤作用,因为被国家之罪玷污的不仅是那些干脏活的行为者,而且还有那些在国家之罪发生时,袖手旁观的无行为者。道德的公共生活要求我们在非正义行为发生时,即使看上去与我无关,也要有所行动。吉森(Bernhard Giesen)说,“尽管没有积极参与罪行,却并没有防止那些以群体的名义犯下的罪行,” [注22] 指的就是这样一种集体政治罪过。集体政治罪过的关键不在于“定罪”,而在于“忏悔”。承认集体政治罪过的忏悔,需要借助某种公开承担的仪式,成为一种公开宣誓,而不只是一种私人性质的良心负担。
构建反右创伤的意义在于，它可以让中国社会在回顾历史的时候，有一个自我洗涤的机会。它也可以帮助更多的公众建立道德责任感。构建文化创伤，对于社会来说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它教育公众如何辨认出人类苦难的存在和根源，如何担负起一些重责大任,如何重新界定他们正义公正的群体关系。回顾过去是为了重新开始,正如大屠杀幸存者,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威塞尔所说,“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告诉人类一个秘密,这个秘密不是如何开始,而是如何重新开始。”〔注23〕反右的灾难发生在50年前,今天构建反右创伤记忆,不是为了沉溺在往日的痛苦回忆中,而是为了重新开始。回顾反右和文革,都是要借由让广泛的公众得以参与他人的痛苦,扩大社会认同和同情的范围,开创一个能实现新的社会团结的未来。
注释:
1. Jeffery C. Alexander, “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Trauma.” In Jeffery C. Alexander et al., 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 1. 在引用亚历山大时，我援引的基本是王志弘的译文。见王志弘译：《迈向文化创伤理论》www.cc.shu.edu.tw/~gioc/download/jeffrey_Chinese.doc
2. 对历史灾难的两种认知模式，其他论者有相似的表述，例如，敏兹(Alan Mintz)在对美国社会如何记忆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的研究中,归结出两种不同认知大屠杀的模式,一种是“特殊模式”,另一种是“构建模式”。特殊模式所认知的大屠杀是“独一无二的”,“纳粹要杀害所有的犹太人,将这些受害者投入屈辱的深渊,造成的大屠杀悲剧与其它灾难既不可比,也不类似。”大屠杀本身具有一种“内在的”“黑暗真实性”,对这种真实的伤害可以有不同的表现,但决不能不承认。构建模式所认知的大屠杀则是一种本身没有本质意义的历史发生,大屠杀的“邪恶”是一种有“阐释(者)共同体所构建的意义。不同的阐释(者)群体出于不同的动机和需要可能作出不同的阐释。”敏兹所说的“特殊模式”其实也是一种对灾难的“客观发生”认知。Alan Mintz, Popular Culture and the Shaping of Holocaust Memory in Americ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 pp. 36-42.
又例如，J. C. 亚历山大把两种认知模式的区别称作为“常民创伤理论”和“文化建构理论的”区别。根据常民理论，“创伤是自然发生的事件，损害了个人或集体行动者的幸福感受。换句话说，损害的力量 —‘创伤’— 被认定来自事件本身。对于这种损害事件的反应—‘蒙受创伤’— 在感觉和想法上，被认为是立即而不假思索的响应。根据常民观点，创伤经验发生于造成创伤的事件与人性互动之际。人类需要安全、秩序、爱和连结。如果有事情剧烈破坏了这些需求，那么根据常民理论，人们无疑就会因此蒙受创伤.” 亚历山大本人持“文化建构理论”的立场，他主张，“事件本身不会创造集体创伤。事件并非本然具有创伤性质。创伤是社会中介的属性。这种属性可能会随着事件展开，而同步造成；它也可能在事件发生之前造成，成为一种预示，或是在事件完结之后，成为事后的重构。” Jeffery C. Alexander, “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Trauma,” pp. 2-3, 8.
3. 王绍光：《历史的逻辑与知识分子命运的变迁 — 王绍光博士专访》( http://www.tecn.cn ) 2007-01-24
4. 王绍光：《历史的逻辑与知识分子命运的变迁 — 王绍光博士专访》
5. 王绍光：《历史的逻辑与知识分子命运的变迁 — 王绍光博士专访》。王绍光引述的是李敦白的回忆录:《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丁薇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39-141页。
6. Jeffery C. Alexander, “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Trauma,” p. 11.
7. Jeffery C. Alexander, “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Trauma,” p. 11.
8. Jeffery C. Alexander, “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Trauma,” p. 12.
9. Jeffery C. Alexander, “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Trauma,” p. 12.
10. 这两个例子都是Jeffery C. Alexander在他讨论“痛苦的性质”时所举的。Jeffery C. Alexander, “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Trauma,” p. 13.
11. Jeffery C. Alexander, “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Trauma,” p. 14.
12. Jeffery C. Alexander, “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Trauma,” p. 15.
13. 对反右起因的两种不同解释可以用李慎之和朱正的分歧为例子。朱正在他的《反右派斗争是流产的文化大革命》一文中对此有所论述。http://details.blogbus.com/logs/2006/07/29。
14. 张允若: 《读林希翎在北大的演说词》 传播学论坛，http://www.chuanboxue.net/list.asp?unid=1869 2007-2-26。
15. 关于反右的个人回忆叙述，例见，杜高的《我不再是我—一个右派分子的精神死亡档案》、张元勋的《北大一九五七》，都由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韦君宜的《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虽九死其犹未悔》：叶笃义著，同上。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记忆：往事未付红尘》：章立凡主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反右派始末》：叶永烈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枝蔓丛丛的回忆》：季羡林主编，牛汉、邓九平执行主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没有情节的故事》，同上。《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同上。《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牛汉、邓九平主编，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荆棘路：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同上。《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同上。《亲历一九五七》：徐铸成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戴煌著，学林出版社，2000, 等等。
16. “后记忆”是Karein Goertz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指的是一种“间接见证者”(secondhand witnesses)的叙述方式。间接见证者以后记忆来表达与特定历史过去的关系。后记忆是一种继承而来的,并非亲身经历的过去。但这个过去却成为间接见证者是谁的一个有机部分。“后记忆”与“记忆”的不同在于它没有直接见证者那种亲身的经历。“后记忆”与客观“历史”的不同在于它具有极深沉的个人感情投入。后记忆揉合了记忆和历史。法国小说家Henry Raczymov和德国女小说家Esther Dischereit的大屠杀题材小说《无声的叫唤》(Un cri sans vois, 1985)和《裘米的桌子》(Joemi’s Tisch， 1988)都是大屠杀后记忆的代表作。Karein Goertz, “Transgeneration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Holocaust: from the memory to ‘post-memory.’” World Literature Today 72：1（Winter 1998）：33-39, p. 33.
17. 我在本节中对夹边沟和夹边沟文学的介绍，主要就是转引这篇报道。 罗四鸰:《翻开一页尘封四十年的历史》(《文学报》专稿)，wenxue.news365.com.cn/tgzg/200504/t20050428_486143.htm, 2005-04-28.
18. 《走近中国小说学会》半岛网-半岛都市报，http://www.bandao.cn/news_html, 2006-05-26.
19. R. F. Drinan, “Review of Ann Tusa and John Tusa, The Nuremberg Trial.”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3 : 2 (1987): 333-334, p. 334.
20. Quoted by Jeffrey C. Alexander, “O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Moral Universals: The Holocaust from War Crime to Trauma Drama.” In Jeffery C. Alexander, et al., 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p. 250.
21. R. F. Drinan, “Review of Ann Tusa and John Tusa, The Nuremberg Trial,” p. 334.
22. Bernhard Giesen, “The Trauma Perpetrators: The `Holocaust’ as the Traumatic Reference of German National Identity.” In Jeffery C. Alexander, et al., 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p. 130.
23. Elie Wiesel, “Why I Write?” In E. Wiesel, From the Kingdom of Memory. New York: Summit Books, 1990, p. 21.
秦晖｜“低人权优势”与全球民主危机：《拯救‘德先生’》自序
MAY 02, 2025
编者按：在新世纪以来的全球化冲击下，全球民主成果已经面临四大全面危机：经济社会危机危机、政治机制危机、国际关系危机、思想认识危机。目前第三波民主遇到的危机，最终原因在哪里？是归罪于“某个坏人”，还是“选民糊涂”，或是如今网络自媒体导致？在学者秦晖看来，这些说法远远不到位——说到底目前第三波民主遇到的危机，最终与“全球化中的低人权优势”有关，也即“经济一体化条件下低人权实体的竞争优势”，而其基本逻辑在于：基本人性决定了自由劳动存在着“盈利最大化”和“闲暇最大化”两种趋向。而近几十年来在西方，自由贸易论者和关税万能论者都完全错估了形势，积弊至今造成民主的危机。
二十多年来，秦晖一直对第三波民主面临危机进行研究与探索，其成果便是2024年结集在区块链出版的上下两册《拯救民主》。然而，形势发展之快令人惊叹。就在区块链发布后的这一百天中，“德先生”面临的危机进一步发展，甚至连美国也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为此，秦晖再次做了修改和调整，并补充材料，出版纸质书《拯救德先生》。本文即为纸质书《拯救德先生》所作新序。作者授权刊发。
4月29日
一个多世纪以前，陈独秀先生感于“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为弱病的中国请来了两位救命大夫:“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
而事实上，中国人认识“赛先生”比较晚，对“德先生”却是仰慕已久了。早在国门初开的19世纪中叶，初见西洋的国人最为艳羡的，并不是西方的“船坚炮利”或“奇技淫巧”，而是他们的“推举之法，天下为公”，“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所用必皆贤能，臣民一有不惬，即不得安其位。”早在陈独秀宣传“德先生”之几十年前，这些中国人已经知道这叫“民主”（不是“为民做主”）。而且早在那时，凡是见过、乃至仅仅听闻过这种政治的人们中，民主是个好东西已经几乎被公认。无论战场上互杀的“粤匪”还是清臣，官场上敌对的新党还是老派，哪怕朝堂上只说官话，私下却都“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即便外交上国人理当争国权、反侵略，内政上却都觉得人家才是爱民崇德的“仁义之邦”，比咱们“天下为家”的帝制好多了。
这种叹羡其来有自。其实与世上凡有活力的一切文明一样，中国的“传统”中从来就有“实然”与“应然”的对立。实然的传统固然是两千年秦制家天下“尊君卑臣之术”，而应然的传统、即那种“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传统，却是“民贵君轻”、“天听自我民听”、“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孰不知乡举里选为公”。以应然改变实然，是世上许多民族包括中华民族的悠久愿望，也是一种植根于基本人性、因而具有普世性、内生性的“进步”动力。正如中国人并不是飞机发明者，却久有“飞天”之梦，正是这种应然的向往使他们学会了开飞机乃至造飞机一样，中国人并非近代民主制度的发明者，但也久有“公天下”取代“家天下”的理想。正是这种应然的向往使他们盼望“德先生”降临神州，并且由艳羡而仿效，早在陈独秀恭请“德先生”之前，国人已经推翻帝制，而建立了“民国”——字面上讲就是民主或民权之国。
但是事与愿违，不仅“民国”没有带来民主，而且似乎也治不了统治者的专横霸道和国家的积贫积弱。尽管实际上，这正如本书正文所说，当时“第二波民主化”的失败本是个世界性现象，不仅中国为然，也并非中国文化“劣根性”和外部危机（所谓救亡压倒启蒙）所能解释。然而就中国而言，确实在辛亥以后，中国历经五四“启蒙”（“德先生”之说那时成为关键词），国民革命（其理论“三民主义”曾高扬“民权”诉求），共产革命（它打着“新民主主义”的旗号夺取了政权）乃至“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号称“大民主”，一方面却宣称“民主派就是走资派”并要对之实行“全面专政”的奇葩运动），但却离民主越来越远：
民元以后的中国，从“军绅”政治、“党国”政治到“全面专政”的极权政治，宪政成分从日益稀薄到完全消失，两千年“秦制”从“儒表法里”变成“马表法里”而更趋极端，到文革中更发展为横扫上下左右的“浩劫”。经济也千疮百孔，和平时期饿死几千万人，到改革前广大农民仍然饥寒交迫解决不了“温饱”，以至于改革之初的国人不仅视西方如仙境（连王震那样的保守派都曾夸英国几乎就是其理想中的“共产主义”），视东亚“小龙”为翘楚，对东欧、拉美都是自惭形秽——那时报上不仅有“墨西哥奇迹”、“巴西奇迹”等说法，南斯拉夫、匈牙利乃至东德等也皆成了我们“取经”之地，甚至连过去常被拉来给我们“垫底”的印度，也不时成了羡慕对象。
于是以“德先生”来救中国的呼声再成大潮。1970年代后期，世界逐渐形成从“地中海之春”到“苏东剧变”的第三波民主化，中国的经济转轨也始终伴随着民主诉求的涌动。尤其因为文革时期“从‘走资派’到‘造反派’，官民皆遭涂炭；任‘反革命’或‘老革命’，左右孰逃粪土”（秦晖：《塔园赋》），在改革初期声讨“封建法西斯专政”一时几成上下共识。1980年前后，这种声讨从“林彪、四人帮一伙”逐渐聚焦到了毛泽东，如果不是邓小平以“四项基本原则”猛踩刹车，“非毛化”在“四千人大会”上几乎已形成中共党内的主流。而刘少奇之子刘源参加高校竞选时对“封建法西斯专政”的血泪控诉，更显示了清算“专政”与呼吁民主的同一性。
尽管中共恋权者的倒退后来导致了1989年对民主诉求的惊世镇压，但1992年邓小平“南巡”重启经济改革，又导致了民主诉求的再起。而且与1989年前的民主诉求基本使用“体制内”话语（如“社会主义民主”）或“五四话语”（如“反封建”）来表达不同，1992年以后的民主诉求更多地向西方话语“接轨”，“自由主义”、“宪政”、“人权”“转轨”、“转型”、等等都成为热词，并与当时突破性的经济转轨相关联，诉求更加丰富，讨论与“争鸣”也更热烈。网络舆论的出现更促进了这一切。在中共掌握防火墙技术和网管、网警的控制严密化以前，网上舆论几乎全被“自由派”（不是美国语境下的自由派，而是指一切不满极权体制的人）主导，言论尺度横向比同一时期传统媒体、纵向比1989年以前都要大得多。那时的中国虽然还远谈不上言论自由，但直到2013年《南方周末》“宪政梦”被压制事件为止，在将近20年时间内，中国的言论空间之大，是1949年以来空前的，也是迄今绝后的。
这个时期也正是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的波峰：苏联东欧的“剧变”使西方赢得了“冷战”——不是争霸的胜负，而是自由民主体制（无论是左派的福利国家还是右派的自由市场，这个“共同底线”当时还是坚如磐石的）对各种专制体制的胜利。继南欧亲美的右翼军人专制和东欧的苏式极权垮台后，米洛舍维奇、皮诺切特、苏哈托、萨达姆、卡扎菲和阿富汗塔利班等“后冷战”初期的极端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和军人独裁政权也一个个垮台。非洲最大也是最后的一个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南非实现了民主化，一大批本土独裁政权也开始转向民主。在亚洲，除台湾、韩国、菲律宾和印尼的威权体制都成功地转型为民主制外，越南扶植的柬埔寨政权也一度废除一党专政，改行多党竞争的君主立宪，红色高棉恐怖势力完全瓦解，其头头被审判。甚至连尼泊尔的“毛派”也放弃了“人民战争”，与自由派联手推动了这个古老专制王国向民主共和制的转型，并且已经经历了几轮政党轮替的考验。缅甸军政权的还政于民进程也取得了突破。而欧洲老牌民主列强和新兴转型民主国家在普世民主价值基础上的一体化进程，则一度向“欧洲合众国”迈进，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成功克服了由传统地缘政治危机叠加转型阵痛造成的巴尔干乱局。笔者那时在前南斯拉夫各国旅行，亲眼看到了原来你死我活的各方在“大家都会加入欧洲大家庭”愿景之下的化干戈为玉帛。
所有这一切使自由民主的支持者信心满满，典型的表现就是弗朗西斯.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即认为民主与专制的较量胜负已分。与这种极度的乐观相比，相对悲观的是亨廷顿的所谓“文明冲突”论，这种观点同样认为自由民主与专制极权的制度之争或所谓的“冷战”已经结束，以后存在的只是基督教为一方、穆斯林或儒教为另一方的“文化”竞争了。
也就是在这样一种盲目自信下，2001年中国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支持下加入了世贸组织，大规模参与全球化游戏。当时这被几乎所有人（无论乐见与否）视为针对中国旧体制的一场“和平演变”：中国先接受了市场经济，也就是经济上的“资本主义”，接下来就会引起政治改革，出现政治上的“资本主义”即民主化。大家应该记得，那时中国国内流行一个词组，叫做“与国际接轨”。而那时中国领导人在面对敦促改革的外国人时常常说：你们的体制也经历过一两百年演进，应该给我们更多时间。我们不能像东欧那么“激进”，但我们会“渐进”地与你们“接轨”。20年后当局鼓吹的“制度自信”，那时是没有人提的。
人们都记得在入世前后，中国国内曾有很大的争论，大体上是主张变革的自由派欢呼入世，认为这将“倒逼”中国加快改革以融入西方的体制。而维护一党专政的顽固派则号召抵制入世，认为入世将断送中国的旧体制，因为旧体制没法在全球一体化市场中与西方竞争。但无论是欢呼者还是抵制者，他们对立的只是价值判断，事实判断则如出一辙：他们都认为中国入世会使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褒义说法）或资本主义体制（贬义说法）获胜，而使中国那种一党专政体制（贬义说法）或“社会主义”体制（褒义说法）难以为继。他们在“这是好事还是坏事”的问题上截然对立，但他们显然都认为会发生这样的事。
然而星移斗转，20多年后几乎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现在想来，民主世界的渐进危机有一个标志点，那就是2008年前后。这一年以美国的“次贷”为破口，西方出现冷战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开启了此后欧债危机等一系列麻烦的来临。而欧盟在此前一年的欧宪公投失败后，其凝聚力开始从高点下降，移民问题、欧尔班现象和英国退欧接踵而来。相反，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当局在这年举办奥运会后对西方日益强硬，对“08宪章”的镇压力度空前，直至创下把诺贝尔奖得主活活关死狱中的纪录，而国际社会对此的反应也空前软弱。俄罗斯更是在奥运期间大举入侵格鲁吉亚，西方完全不作为，使普京顺利推倒帝国复辟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开启了民主倒退/对外扩张互相促进、越走越远的进程，从克里米亚、顿巴斯直到全面进攻乌克兰。
到了目前，在新世纪以来的全球化冲击下，全球民主成果已经面临四大全面危机：
1，经济社会危机：“全球化中低人权优势”的挑战，导致“昂纳克寓言”和劣币驱逐良币的可能。20多年全球化的结果出人意料！全球性制度碰撞的“新冷战”其实早就存在，只是它比旧冷战更“冷”，也更“战”。而由于西方的“自由贸易”派和“关税壁垒”派，都长期无视这种挑战，西方事实上已经在这种“新冷战”中失败。
2，政治机制危机：“阶级”取代“身份”的近代进程发生逆变，“身份政治”的泛滥使宪政民主机制频频失灵。19世纪以来的民主政治实际上是在阶级政治的背景下取得了最大的成功，但像北爱尔兰那样的身份政治场景，连最古老最成熟的英国宪政都难以处理。成功缓和阶级矛盾，本是近代民主政治的一大成就，可是“阶级票仓”的消失，却导致阶级政治转向身份政治，而身份相对于阶级的凝固性，使少数难以认可多数决定、政党轮替难以实现。身份认同相对于阶级利益的不可计量性，也使这种政治难以“讨价还价”，这是民主制度在内部面临的一大挑战。
同时，现行民主机制在应对非常事态时的短板，也在2020-2022年的三年新冠大疫中凸显。中国体制的欺上瞒下导致疫情的失控爆发于前，以不顾一切、空前严酷的封控清零政策造成悲惨的人权灾难于后，尤其在后期变本加厉的非理性封城又突然放开，导致了大量不应有的死亡。但是前期武汉封城的“惨胜”仍是“低人权优势”的又一例证。而民主诸国在并无欺上瞒下、明知大疫在前的情况下，却无法阻止其蔓延，也是无可回避的硬伤。笔者在疫情期间发表的《大疫后的全球化》一书中就当时中美双方关于疫情起因的“阴谋论”评论说：我们固然不相信“阴谋论”所说为实，但在逻辑上却无法回避此问：假如不幸真的发生了“生物战”，在这次阻击疫情中表现如此无力的民主体制能生存吗？我们又凭什么排除未来发生这种人祸的可能呢？
3，国际关系危机：民主和平论的另一面就是绥靖主义，核时代的绥靖主义登峰造极。同时不付代价的“理想主义”又导致民主国家舆论、以及舆论影响下的政府对转向民主的国家过分苛求。“最高纲领主义”与绥靖主义的震荡导致冷战后国际秩序崩溃，“新冷战”有可能导致更危险的“新热战”。
4，思想认识危机：在全球化时代，“左右”双向的问题误置日益发展，民主国家左派从本国的语境出发，在全球大反“新自由主义”，而右派也从本国语境出发，在全球大反“社会主义”，结果是都对那种既无自由也无福利的“低人权”挑战视而不见，甚至出现“左派歌颂低自由，右派欣赏负福利”的怪现象。另一方面，“文化多元”与制度进步的混淆，导致在一些人那里，“文化多元”旗号下专制、神权因素对民主制度的侵蚀被忽视，而相反地在另一些人那里，这些乱象又为以对抗“文明冲突”为理由的文化排斥乃至身份排斥提供了依据。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只见“国与国”的博弈，不见“制与制”的博弈，更成了大问题。
近年来，对民主的危机已有许多议论。但不少说法我以为是远远没有说到位的。
其一就是完全怪罪于某个“坏人”。尤其是在民主国家的“党争”传统中这是一种常见现象。但是我认为，正如把当年苏联的解体都归之于戈尔巴乔夫“背叛”的浅薄之论那样，今天的民主国家危机如果只归咎于某个“反向的戈尔巴乔夫”，同样是没有解释力的。没有以勃列日涅夫为代表的“停滞时代”长期的危机积累，怎么会出现“戈尔巴乔夫现象”？
如果说极权国家的宫廷政治会有更多的“测不准”，民主国家的选举政治就更不能这样说。事实上，关于美国“选举舞弊”的指责，已经由指责者经选举（而且是在被他指责为舞弊者执政条件下的选举）再上台而得到了澄清。如果说宫廷内指定的戈尔巴乔夫尚且不能对苏联的解体负全责，解释解体原因必须上溯到勃列日涅夫乃至更远，那么美国民主的危机就更不能仅归咎于一个美国人民选出的“坏人”——即便这个人确实应该谴责，对于“反向的戈尔巴乔夫”的产生，“反向的勃列日涅夫”们能不反省自我吗？
有人认为选出“坏人”说明选民糊涂，而选民糊涂，又被归咎于互联网自媒体的“快餐”信息泛滥导致了受众的弱智化。确实，“网络时代的民主”给民主机制的运作带来了许多新问题。但机制的问题不等于选民“弱智化”。我们只要回顾中国，当十多年前互联网兴起、而严苛的网络管制尚未出现时，那时中国的网络舆论是个什么场景？是“网络启蒙”，还是“网络弱智化”？经过那个时代的国人都不难判断。显然，正是由于那时的“网络启蒙”促进了“宪政梦”令专制者害怕，才导致了后来越来越严苛的网络管制与封锁。而正是这种网络管制与封锁（绝不是什么网络的开放与自由）导致了严重的受众弱智化。
今天美国的民主无论面临多少危机，至少他的网络舆论还是开放的，中国式网管根本无从谈起。这时如果说网络传播会导致受众的弱智化，那就不能说是受众的问题、网络的问题，而恰恰是自命清高的美国精英们忽视网络、不接地气的问题。当年正是因为中国传统媒体的管制使自由派舆论转向网络，才造成了生机勃勃的“网络启蒙”。今天美国的精英们对此难道没有感觉吗？
在笔者看来，目前第三波民主遇到的危机，说到底与“全球化中的低人权优势”有关。在历史哲学层面，笔者从来不认为未来（主要是因果链条较长的未来）是可以预测的，更不认为自己可以充当“算命先生”。但令人遗憾的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笔者一直“不幸而言中”。正因为如此，我才萌生了在不可修改的区块链上留言、为历史作证的想法。
正如不少人提到的，在当年无论左派、右派都认为那种“全球化”会导致西方获胜的普遍误判下，笔者是极少的清醒者之一。但是这并不是因为笔者有多么高明。恰恰相反，笔者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其实是来自于当年那些误判者的“反向启示”。
早在1990年代的经济转型中，笔者就曾屡次听到一些“主流”学者谈到我们的“优势”：
一位在公开场合经常表现得十分关心农民的学者当时与我关系很好，他曾私下给我看过一份他上递的“条陈”，其中说中国现在既没有资源优势，也没有技术优势，唯有一种“近似于奴工制”（我至今记得这个刺眼的词儿）的优势我们决不能放弃，所以我们决不能引进西方的劳工、农民权利那一套。
一位朋友曾介绍上海纺织行业“产权改革”的经验，说是根据科斯“减少交易成本”的学说，西方企业所有权经营权“两权分离”的理论已经过时，现在的方向是“经理要当老板”，但是在西方体制下经理要集中股权很困难，而我们的体制就有优势，可以一道文件下来就把产权直接交给管理人。所以我们的改革前景可观。
但是，这样的改革进行了多年，为什么国有资本还越搞越大？这时一位“左派”朋友又说了：当年国家向一户户小农采购粮食，“交易成本”很大，后来动用权力把他们全赶进“公社”，国家想拿走多少粮食就拿走多少，“交易成本”就消除了。原来如此！动用强权不准讨价还价，既可以任意化公为私，也可以任意化私为公，科斯讲的“减少交易成本”难道是这个意思？当然不是。但你不得不承认，对科斯原意的这种歪曲确实体现了一个事实：这种西方没有的“优势”我们这里无所不在，还确实管用！然而这是一种什么“优势”呢？
在世纪之交，我就开始系统地讨论这种“优势”。2002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上发表长文指出：“这时中国相对于中东欧的优势，就集中表现为‘斯托雷平式改革’可以以铁腕来减少民主制下的讨价还价，降低所谓‘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了。”
这里我讲的中国“优势”还只是针对同样转向市场经济的中东欧国家而言，意在打破那种只在“激进”还是“渐进”上做文章的“转轨经济学”套话。但在此同时，我也注意到对发达国家而言，中国进入全球化市场后也具有某种强大的“优势”。在与前欧盟贸易代表保罗.陈的一次谈话后，我愈发感觉这个问题的严重和他们对此认识的迟钝。就这个话题我与一些西方思想家交谈过，其中2006年1月28日，我与埃德加.莫兰的对话当时就由于硕女士整理成文，但多年后才得以发表：
“在贸易全球化的状态下，……拥有‘低人权优势’的国家从全球吸纳资本，向全球输出廉价商品，使得福利国家不得不降低福利标准，自由国家不得不重树贸易壁垒，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就在这一年的8月26日，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次讨论会上更详细地谈论了这个观点：
中国的“优势”既不在于其市场更“自由”，也不在于其国家更“福利”，而就在于其更专制。笔者反对专制的态度众所周知，但从来不以“专制妨碍经济增长”为理由。事实上，专制“刺激”经济增长，在非市场条件下有斯大林和纳粹德国的例子，在市场条件下也有近代早期中东欧“二度农奴化”使商品性农业大发展的例子，而美国经济史家福格尔的研究也表明，内战前美国南方奴隶制经济的“效率”不亚于、很可能还“优于”北方自由经济。但是专制仍然应当反对，这不仅由于其不人道，也由于这种“效率”的畸形。别的国家不说，中国今天靠“低人权优势”在全球吸纳资本、输出商品而形成惊人的高额“双顺差”，不仅让别国头疼，中国一般人民又能得益多少？……所以，改变这种状况，不仅是别人希望的，也是我们中国公民希望的。但是逼中国升值人民币改变不了它。只有帮助中国改善人权，尤其是维护工农的权益，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在市场经济全球化之际如果没有人权的全球化，“全球化”确实可能带来弊病乃至灾难。而消除了“低人权优势”后，中国不可能维持如今的原始积累方式，靠低人权吸引投资输出廉价商品来扩大“双顺差”的“竞争力”将大打折扣。对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体制的冲击也将减少。那么中国经济还能如此高速地增长吗？或许不能了。但是这种畸形的高增长真那么值得维持下去吗？到了不可持续、难以为继时内外危机爆发不更危险吗？印度与民主转轨国家的成就都表明，没有了“低人权优势”，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仍然会保持一定程度的低要素成本优势（只是不会被人为压低得那么离谱）。加上体制改善与中国人勤奋而富于创造性的特点，中国经济度过转型期危机而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是完全可以预期的。当然可能没有现在“快速”，但增长效益的内部与外部分配都会比如今合理，内外关系会比现在和谐，而给中国与世界人民带来的福利增进更会远胜于如今。
我当然不会只在国外讲这个话题。这篇演讲在“多维网”发出后很快传回国内（当时还没有森严的网墙）被多处转载。2007年4月21日，在北京卧佛寺召开的中国体改研究会“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上，我更系统地谈了“全球化中的低人权优势”。我当时提出的问题是：
“我们的政治改革基本没搞，经济改革搞了一半，尽管这样，我们这几年经济增长率居全世界最高，而且持续很长时间，现在看起来还是有一定的持续空间。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假定我们的市场化还搞得不够，那么到底哪些国家是搞够了呢？比如说东欧或者说印度，他们搞得怎么样呢？世界上那么多的市场经济国家，为什么经济增长的速度没（中国）那么快呢？很多人就说，这是因为中国的基数低，但非洲的那些国家基数比我们更低呀。有人说我们是靠劳动力廉价的优势。也许改革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劳动力的确在全世界是最廉价的，但是现在如果我们仅仅看工资的话，已经不是最低的，至少印度的工资就比我们低，但是印度的‘竞争力’并不比我们强。当然，印度的竞争力主要还是在制造业以外，他们的软件业很强。但为什么与工资最相关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反倒不如我们？”
显然，早在2007年我一开始谈这个问题时，就已经把此后十多年对我的观点造成混淆和反驳的那些东西澄清了：我当然承认市场化改革的作用，用“中国做对了”这种改革来反驳我根本是找错了对象。同样对于“市场怀疑论”和“市场否定论”者而言也是如此：因为市场化程度不如我们和超过我们的很多国家都没有出现“奇迹”。而经济基数低、廉价劳动力也不能解释“中国奇迹”——这里重要的是一开始我就讲了，低人权并不等于低工资，尽管两者有联系。低人权一般都会把工资压低到“市场均衡水平”以下，但不能反过来说工资低就等于人权低。比如说印度的工资可能比中国更低，但是印度有发达的工会和农会（所以投资人会谨慎），不能驱逐“低端人口”（没有所谓的“农民工”），没法强制征地拆迁（所以有大片的贫民窟），而中国在这些方面对印度的“优势”，不比低工资要重要的多吗？
以后我又在国内外不同场合讲过这类问题。尤其是2009年我在参加法兰克福书展研究会期间，与前东德总理莫德罗对话谈到的“昂纳克寓言”，后来经常被人提起。
我当时讲了一个东德独裁者昂纳克“统一西德”的故事：昂纳克在坚持独裁的前提下与西德搞“市场一体化”，依靠“低人权优势”把西德的资本、产能都吸引过来，而产出海量廉价商品覆盖西德的市场使西德经济空心化，结果是东德崛起、西德内乱。我当时说：西德如果不能对东德实行“人权一体化”，那么面对这种危机就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条就是自己树立“柏林墙”把自己孤立起来（就像16年后的川普所为）。再一条是为应对竞争，自己降低人权向东德看齐，从而在制度上被东德“统一”。最后也是最可怕的一条，就是西德人不接受“制度东德化”而导致内乱，这样东德甚至可能趁乱以武力统一西德。
当时听到的德国人都觉得这只是一个“反事实的笑话”（因为事实是西德与东德先实现了“人权一体化”，然后才有的经济一体化），但是我说：在昂纳克时代的德国，这确实只是一个“寓言”，但在今后的世界上呢？
……我多么希望今天这也只是一个寓言啊！
必须指出：所谓“低人权优势”，我已经定义为“经济一体化条件下低人权实体的竞争优势”，它第一当然绝不是说低人权本身就有优势。比如传统非洲的奴隶制经济与中世纪欧洲的农奴制经济当然没有什么优势。改革前中国人权比改革时期更低，如今的朝鲜人权比中国更低，但这两个实体都不搞市场经济，更没有加入全球市场，不会与美国或跨时空地与“今日中国”构成竞争，自然也谈不上优势。
还要注意：经济一体化下人权高低的竞争，当然是就同时态的横向比较而言，因为“现在”与“过去”并不能构成竞争。有人说，过去西方原始积累时期乃至工业化早期也存在奴隶制、血汗工厂等等，因此所有的资本主义都是靠“低人权优势”起家，这也是牛头不对马嘴。与今天相比，西方工业化早期的低人权当然应该批判，但是横向比较，他们那时的人权并不比当时世界其他地方更低（正如今天中国的人权或许不低于毛时代，但横向比较当然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例如近代美国受歧视的华工，乃至美国南方的黑奴，他们的人权受践踏也是与同一时期的白人相比较而言，那时“我大清”的草民乃至本来就存在奴隶制的非洲并不比美国的华工与黑奴有更高的人权。这也就是为什么华工顶着“排华”的压力也要留在美国、黑奴会逃往北方寻求自由、却不愿回到非洲去认同“利比里亚”。因此同情他们的受压迫、赞扬他们的维权抗争完全正确，但是说当时的工业化西方是因为与“我大清”和非洲相比拥有“低人权优势”，经济才发展更快，那当然也是胡说八道。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讲的“低人权优势”古今中外就只有当代中国一例。比如当年全美经济一体化下，美国南方的奴隶制经济与北方的自由经济是有竞争关系的。二战后全球市场经济中的南非种族隔离经济与非洲其他经济也是有竞争关系的，它们与今天中国在全球化市场竞争中的状态就很可以一比。实际上，类似的事例还有许多，但今天的中国无疑最为典型。
更重要的是：这里所谓的“低人权”，并不是仅指劳动者权利而不谈所有者（财产）权利，更不是只在劳资关系上定义，似乎这种体制下“资本家”就会有“高人权”（这是今天西方学者或“西方化”的中国学者常犯的错误，其实早在120多年前，沙俄专制下的左派和自由派就都曾深刻地揭露过这种“祖巴托夫主义”的荒谬：工人希望沙皇剥夺资本家，资本家希望沙皇镇压劳工，结果是沙皇操控两者膨胀皇权，而把两者都踩在了脚下）。今天在工业制造、基建与房地产这造就“中国奇迹”的三大领域中，低人权优势的两个最大内容就是强制征地拆迁和规定“外来打工者”低人一等的农民工制度，两者都是官府权力无边的结果，并不是资本家能够决定的，更不是通常“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的。我下面提到的“高技术条件下的低人权优势”更是如此。
而且，如果说歧视农民工、排斥低端人口是对劳动者侵权的话，强制征地拆迁侵犯的就是所有者权利。更不用说今天的中国，利维坦之下对劳工的榨取和割富人的“韭菜”毫无矛盾，就如笔者前述的那种“优势”，即在“减少交易成本”名义下“可以任意化公为私，也可以任意化私为公”毫无矛盾一样。
当然，低人权并不必然有“优势”。“经济一体化条件下低人权实体的竞争优势”的基本逻辑在于：基本人性决定了自由劳动（这里的“劳动”是皮凯蒂意义上的，即包括生产劳动和竞争性经营劳动）存在着“盈利最大化”和“闲暇最大化”两种趋向。马克斯.韦伯把前一种认定为“新教伦理”，笔者并不认同，但他描绘的两种“伦理”之分确实存在，而他以宗教区分二者并加以褒贬则是不成立的。事实上，自由状态下有所追求的正常人不会轻易“躺平”，但也不会为“盈利最大化”而不惜累死。奴役劳动则不同，奴役者为“盈利最大化”而役使他人，是大概率现象。因此假设在相同技术水平下，自由劳动一定比奴役劳动更有“效率”，是不成立的。正如福格尔所说，自由之可贵具有本体性，自由本身无价，它不必也不可能以“效率”来证明其价值。
但是如果在经济孤立的条件下，奴役劳动对自由劳动而言，确实很难有什么“效率”，也不可能形成优势。这倒不是说人们一旦自由了就一定会更加拼命地干活——自由人追求“闲暇最大化”，至少在韦伯看来是不信“新教”者（这种宗教偏见我不认同）的普遍“伦理”。但是，奴役劳动通常对经济增长会有两个致命限制：其一是奴役会抑制创新，而创新才是自由经济最根本的优势所在。其二是奴役会抑制消费，导致抑制经济增长的“消费屏障”。因此在隔绝状态下，奴役经济不可能比自由经济有“竞争优势”。
然而，假如自由经济体与奴役经济体实行“经济一体化”——这种“经济一体化”只能是市场一体化，因为命令经济实体是不可能对非命令经济实体下命令、搞调拨、“征购”或统购统销的，除非征服这些实体并强加以自己的命令体制。但是，市场经济实体却可以与命令经济实体做买卖，而不需要改变对方的体制。
而在这种一体化条件下，前述奴役劳动对经济增长的两个致命限制就会被打破：其一，自由经济的创新在一体化条件下会很快向奴役经济体转移，从而弥补后者在创新上的短板。其二，自由经济的旺盛消费会给奴役经济带来巨量“外需”，使后者的“消费屏障”不复存在。
这样，市场一体化中的自由经济与奴役经济就会互相竞争乃至相互排挤——劣币驱逐良币，或者良币驱逐劣币。自由经济对奴役经济的“演变”能力大家都知道，自由本身就有感召力，更不用说自由促进的创新能够带来更高的效率了。当年美苏冷战的结果就是证明。更早时候，美国南北战争前南方奴隶逃亡北方寻求自由的报道很多，但从未听说有北方自由人逃到南方甘愿为奴的。
然而“劣币驱逐良币”可能吗？很多人不愿正视：那当然也可能。比如福格尔就认为当时条件下美国南方奴隶劳动不仅在农业中、而且在制造业中也更有“效率”，如果真是如此，北方自由工人当然也不会投身南方去做奴隶，但北方自由富人会不会跑到南方去做奴隶主、而让北方工人失业呢？废奴运动除了正义驱动，是不是也有北方自由劳动担心被奴隶劳动排挤的利益驱动？尤其是在上述两个致命限制被打破的情况下，如果良币不能努力驱逐劣币（例如东德实际的历史那样），劣币就有可能驱逐良币——这就是我所讲的“寓言”。
这其实就是名符其实的“冷战”：表面上是国家间的博弈，实质上却是制度间的博弈。其实，当年“自由贸易论”者所谓“经济贸易会带来政治变革”之说，说穿了也是一种“冷战思维”，但他们却从来不自知，更不考虑对方的体制在这种经济一体化中会不会“变革”自己。犹有甚者，他们甚至主动堵塞变革对方之路，而敞开对方“演变”自己之门。当时标榜“自由贸易”的美国，对中国入世最重要的“讨价”居然是不要给农民高补贴以免“扭曲价格”，为此整整与中国扯皮了16年之久！我的天，他们真把中国当成了日本、欧洲式的“农民保护神”？他们难道不知道苏联中国这类国家恰恰是以剥夺农民（乃至曾经饿死几千万农民）来压低价格的？我当时就说，按美国人的这种“要价”，最符合入世标准的难道不是红色高棉吗？而法国则以“保护文化多元”为理由主动切断思想文化产品自由贸易的谈判，把自由国家最令极权统治者害怕的思想输出优势拱手相让，这究竟是在保护“多元”还是保护专制？
相反地今天美国得势的“关税万能”论者倒是并不想变革对方，只想闭关自守。但他们想“守”住的却只是强国地位，而缺乏“守”住民主的意志，甚至有些人还眼红对方的权力无边。因而就算他们能够成功（这很可疑），也极有可能从我在“昂纳克寓言”中讲的第一条路退到第二条：即“重新强大”的国家可能变成一个“低人权国家”，而在制度上被对方同化。
其实，与当年“自由世界”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旧冷战”相比，今天的“新冷战”不仅更“冷”，而且更“战”。当年两个阵营互相隔绝，苏俄与中国的人权就是低到了饿死几千万人的地步，也不会影响西方的高人权。斯大林、毛泽东设想的“世界革命”只能靠暴力输出。他们只想防堵对方的“和平演变”，从来没有妄想“和平演变”对方。但是在今天“全球化市场”中，如果发达国家不能影响极权国家，使其低人权“农民工”向发达国家的高人权工人看齐，那么中国的农民工就将影响发达民主国家，迫使其高人权工人向“农民工”看齐。
这难道还不是更典型的冷战，即“新冷战”吗？
近几十年来在西方，自由贸易论者和关税万能论者都完全错估了形势，积弊至今造成民主的危机。而民主的危机，反过来就是专制的生机。在1930年代初，刚刚击败党内左右反对派挑战的斯大林尚无后来那种个人崇拜营造的威势，经济上工业化尚无起色，更出现了饿死上千万人的大饥荒，其统治本是危机四伏。但西方恰在此时出现“大萧条”和法西斯的崛起，这不仅冲淡了苏联的困境，而且西方危机中大量“过剩”的先进产能转移到苏联，遂使其起死回生，乃至强势崛起。如今历史似乎又在重演。中国的体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号称“中国模式”的中共政治-经济体制本也是危机重重，但由于西方的乱象，它在全球化中不仅没垮，反倒起死回生，乃至“弯道超车”，不仅经济竞争中几乎所向披靡，政治上也越来越咄咄逼人。相反，民主列强却显得乱象丛生。不仅在一个又一个经济领域中失去优势，而且在国际政治上越来越软弱，不仅对自己已经谈不上拥有优势的对手已经无所措手足，就是对自己仍然保持着明显优势的对手（典型的如俄罗斯）也处处姑息，步步退让。在百余年后，当年陈独秀用来拯救中国的“德先生”如今似乎成了病人，形成强烈的反讽。而在几十年后，1930年代后期那种“第二波民主化”退潮、老民主国家深陷危机、极左和极右的极权国家两头进逼的“至暗时刻”似乎又在临近。
有鉴于此，笔者于2024年末与高新技术界的朋友合作，作为一种新型知识产品发行方式，尝试在区块链网上发布了我在“全球化”的这些年里对第三波民主面临危机的一系列研究与探索，并结集为上下两册《拯救民主》。当时已经宣布，这种新型出版方式作为尝试，具有去中心、非垄断、永久保存不被删除和修改的特点，适合于为这个时代作证。但是它并不会取代广大受众熟悉的传统出版方式，也不会对我与传统出版界朋友的合作构成版权障碍。在区块链版的发布会上，我已经宣布会在稍后出版纸质书和普通电子书。
但是形势发展之快仍然令人惊叹。就在区块链发布后的这一百天中，“德先生”面临的危机进一步发展，甚至连美国这个被视为两百年民主“灯塔”的国家也已经走在了十字路口，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有帮助整理文稿的朋友说：如果说去年为止，民主世界的景象还像一个“反向的勃列日涅夫时代”（几十年无所作为导致的民主体制危机积累的“停滞时代”），那么最近的几个月就可能出现某种“反向的（不是扭转极权而是颠覆民主的）戈尔巴乔夫”式“剧变”。当人们还在讨论世界是否进入了“新冷战”时，民主世界可能已经在新冷战中失败——至少是遭到重挫。当然，就像上一次冷战的结局一样，它不会是“历史的终结”。但是它的危险性仍然不可小觑：如果说上次极权体制失败的冷战结局，使人们感到了一种“民主和平”的前景，以至于似乎可以刀枪入库、放马南山，那么，民主体制失败的“新冷战”结局就确确实实意味着“新热战”的危险正在临近，就像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间第二波民主化失败的后果那样！
有鉴于形势的发展，我在现在出版的纸书中对区块链版的文本（不可修改的历史文本）做了少量修改和内容调整，并补充了一些区块链版未收入的材料。还有就是写了这篇新序。另外，由于近来中文与英文书界中已有若干作品以“拯救民主”为题，本书也改名“拯救德先生”。在区块链版和常规增补版（纸质书和电子书）的形成过程中，很多朋友都给予了无私的帮助。由于某些原因，这里就不一一具名感谢，我不久会在回忆文章中表达我对他们的铭记。
当然，本书并不是我这些年思考的全部，接下来我还将就世界史中的“低人权优势”、就世界史上“阶级政治”与“身份政治”的兴衰、就民族国家与国际政治的未来、就现代民主政治运作机制的缺陷和可能的改善，整理出一系列的想法。我也期待学界同仁的讨论和商榷。事实上，以我的年龄，很难指望会看到“第四波民主化”的到来，我所做的可能仅仅是“为历史留证”。但是我仍然相信历史的不确定性和冥冥之中的永恒正义，祂使人们的努力永远会有意义。其实这些年来，我最不愿看到的就是变成一个预言家，我一直希望自己的“不幸而言中”能够被“证伪”，从而使人类能够摆脱一个“至暗时刻”。但愿反驳我的人们能够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