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2年之后，中国当局对此前活跃的公民社会力量进行清算，中国公民社会运动逐渐陷入消沉。然而，此前不在大众和主流媒体视野的左翼行动者并没有停止活动，他们在2017年底，以全新面貌出现在抗争的聚光灯下，与此同时，反性骚扰运动#MeToo迅速席卷中国各界。这两波力量与仍在寻找出路的自由主义者相结合，出现了一个守望相助的“反国家主义联盟”。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瞬息万变的形势、体制内外国家主义力量的打击和进步阵营内部的不协调因素，这个联盟的存在是短暂的，并且很快出现了撕裂和割席。这篇文章的重点不在于分析此前的公民社会运动，而在于阐述“反国家主义联盟”出现的契机、理论基础和实践受挫的原因。


慈继伟先生在他2014年出版的《改革时代的道德中国》一书认为，当时的中国存在一个“自由民主社会的雏形”（proto-liberal democratic society），这是因为：


1）中国已经抛弃了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选择了一些更加“世俗”的目标，比如“现代化”“安定繁荣”“国富民强”；

2）“个体”作为日常生活中的“能动者（agent）而出现，他们能够为自己选择目标，能够运用自己的工具理性去追求这些目标，能够形成自己的“身份”，并在其中找到意义；

3）一种全新的“平等”观念，以“资产阶级主体”（bourgeois subject）为模板，把人看作一个个平等的个体能动者，这种“质的平等”与“量的不平等”共存；

4）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转变，从“全能领导”（comprehensive leadership）到工具理性化的“管理”（administration）；

5）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越来越依赖民众的同意（popular consent），这种“同意”有别于毛时代那种被宣传和动员所生产出来的“同意”，在形式上，它以各种协商和地方选举的方式体现，在实质上，它依赖于某些评价标准，比如个人发展、国力和社会正义。


这个“自由民主社会的雏形”，也可以说是“公民社会的雏形”，尽管对于细节的表达或许存在着分歧。然而自2012年以来，中国“公民社会”的境况已经急转直下。首先是在互联网广为流传的高校“七不讲”，其中一个不讲就是“公民社会”。与此同时，国家开始对各个网络平台进行整治，封禁了大量大V的账号，而2010年前后在舆论场上风头正健的“公知”，在这一波打击中基本阵亡。 高潮是在2015年，“女权五姐妹”被关押，“709律师”遭到大规模逮捕，《慈善法》和《境外NGO境内管理法》的出台也使得在中国的境外NGO和大量接受境外资助的NGO处境艰难。2017年，有了《宗教事务条例》，地下基督教会的活动变得日益危险。2018年底，成都家庭教会领袖王怡牧师遭到逮捕。 2020年新冠疫情初期，民间互助组织一度活跃，后来终于被证明是回光返照。 等到封城、核酸检测和健康码全方位面世以后，不仅“全能领导”和“运动式治理”重新回归，“数字列宁主义”也已经兵临城下。


自由保守主义与公民社会


中国的公民社会运动其中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是一种我称之为“自由保守主义”的宏大理念。它覆盖哲学、历史、经济等多个学科，力图证明中国走渐进改良的道路才能通往真正的自由民主。首先，自由保守主义者引入伯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以赛亚·伯林的“消极自由”理论和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学说，从政治哲学上驳斥激进变革的合理性，推崇英美传统对习俗和宗教（以及在两者之下的个人自由）的尊重。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对中国近现代史进行全面反思，宣称百年中国知识分子的过错在于，不给温和改良以充足的时间，过高地估计激进变革所带来的收益，忽视其对群体和个人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在他们眼中，从陈独秀、胡适和鲁迅的“新文化运动”，到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一脉相承。自由保守主义者还援引了台湾、韩国和智利等国家地区的民主转型经验，认为一段时期的威权统治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再进行民主改革，社会发生动乱的可能性会更低，转型后所建立的民主也不容易演变成如拉美国家那样的民粹主义。


在这一筹划中，“公民社会”具有特殊的意涵。改开时期，市场经济的出现使得民众有了一小部份脆弱的、不受政治干预的空间，自由保守主义者希望这个空间能稳步扩大，最终推动中国政治的民主化。“公民社会”，就是这个扩大后的空间的理想形态。在公民社会的形成中，公民意识的觉醒、社会中层组织的大量出现是必要的条件，一部分自由保守主义者认为，等到公民意识和社会中层组织发展到一定程度，等民间具备相当程度的议价能力，就有可能对执政党形成压力，在适当的条件下倒逼政治改革。


我一直认为，当代中国人关于公民社会的实践，是整个“自由保守主义”方案里最有价值的一部分，这使得它在整个自由保守主义因为政治改革无望而宣告失败之后，依然保留着自己的生命力。对公民社会运动的经验进行归纳总结，既是我们这些后来者应有的担当，也是重新唤醒公民社会运动的必由之途。


公民社会运动的经验，不仅包括“新公民运动”的曲折多舛、NGO的委曲求全、人权律师的不屈战斗、家庭教会的顽强抵抗，而且也包括后来那些试图重建运动的团结性、却不以“公民社会”之名的微薄努力，甚至包括来自对立面的、具有大众参与特征的另一种运动所带来的冲击。我们需要理解那些造成如今之消沉的所有因素，也要看到消沉背后不是兵败如山倒，而是屡败又屡战。


在2015年，当“自由保守主义”预设的图景在我面前一片一片坍塌之时，我除了检视那些提出这些设想的知识分子在哪一些环节上出了差错，还在考虑中国的自由主义如何才能与中国的未来继续保持相关性。此前的公民社会实践，基本是在自由主义的框架内进行的，实践者参考的是甘地、马丁·路德·金、哈维尔、曼德拉等人的经验， 但自由主义的无法解决自身的创生问题，也就是说，用自由主义的办法，如思想启蒙、结社联合、非暴力不合作、和平示威、自卫性反抗等，似乎无法开创一个自由主义的制度。上述手段都是建立在“政权有道德底线”的基础之上，并且预设“政治改革”符合大多数中国人的共识。如果这两个预设不成立，中国的自由主义又当如何？自由主义要有出路，必须突破自身思维和行动的惯性，在必要的情况下，也得借助其他的有生力量。在2015年以及往后几年，根据我的观察，这些其他的力量包括，尚未被全面压制的基督教团体，以及新生的，在观念上已经超出自由主义的进步社群。


反国家主义联盟的诞生


2015-2018年，正是中国的家庭教会被进一步瓦解之时，虽然我已经有一些预感，不过等我接近他们的时候，铁拳已经悄然来到他们身后。在另一边，我又惊讶又遗憾地发现，关注公共事务的年轻人，以及我那些在海外学成的同龄朋友，已经从自由主义转向了更为进步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女权主义和非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在2017年底到2018年初，有两件事情，促使我下定决心和他们建立联系，一是中国#MeToo运动的兴起，二是左翼青年的再现。


#MeToo运动，正如后来刘瑜所说，并不符合传统自由主义的程序正义理念，它诉诸的是网络曝光和公审，这不禁让人联想到文革时的大字报和批斗。不过，它出现的时机，恰逢自由保守主义之没落，在一个司法无法独立的国家谈论程序正义，确实显得有点掩耳盗铃。另外，2018年的#MeToo案件，多有具备公共参与经验的女权行动者介入，以保证证据较为充足，避免贻人口实，所以在“少数派”（对国家采取批判质疑之立场者）中的公信力比较高，尽管质疑声时亦有之。


左翼青年的登场，在于2017年底的“八青年事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2000年以来的劳工运动，和公民社会运动既相互交叠又齐头并进，也就是说，有一部分自由派是通过参与劳工维权来推进公民社会运动的，但劳工运动必然会有左翼团体的参与，这就超出了公民社会运动的范畴。2015年以后，劳工运动似乎并未陷入沉寂，沃尔玛员工的维权运动，在那几年此起彼伏，引起官方和海内外的诸多关注。


所谓的“八青年”，主要来自一个叫“时代先锋”的毛左团体。他们在广东工业大学弄了个非官方的共和国历史读书会，随后，四名青年被广州番禺警方以口袋罪拘捕，另外四名遭到网上追逃。2018年初，一份涵盖左派、自由派和女权主义者的联署公开信在网上广为流传，马上引起了我的注意。当四名青年得到释放以后，八青年陆续发出了自己的声明，表面上是陈述自己为何无罪，实际则通过这个声明，向关心时政的人群传递出了一些微妙的信息，因为里面使用了大量自由派惯用的语言。似乎并不想和后者划清界限。


我根据几位青年发布的公开声明里的内容，以及那份跨派别的声援联署，初步判断这一批“毛左”可能和自由派刻板印象中的“乌有之乡”里的毛左不太一样，并将他们称为“非国家主义毛左”，因为他们对自由派倡导的“自由”“人权”“法制”等价值基本认可，但对国家政权却持激烈的批判态度。我将上述意思写成文章，发表在海外媒体。很快，八青年里的其中一个，在某次公益行动中联系到我，并且表达了进一步交流的意向。


值得一提的是，文章发表以后，有托派的人士分别在托派的媒体和泛左翼媒体表态，不认同我的这一归类，他们更倾向于认为，这些声明带有一定的“投机”性质，并不代表“八青年”的真实政治立场。 基于这些疑惑，我在半年以后分别造访了一个托派团体，也在武汉、北京和南京见到了“时代先锋”的几位青年，甚至与毛左网站“激流网”的成员有过一次接触和对谈。经过与多方的交谈，我相信该托派团体和“时代先锋”对国家政权的批判都是真诚的，只不过他们在多大程度意味着是“非国家主义”或“反国家主义”的，则要取决于“国家主义”如何定义。


这就是“反国家主义联盟”的来源。这个名称初听起来有可能让人产生误会，它并非“反国家”，反国家就成了无政府主义，这既不切实际，也不符合我们的想法，它反对的只是“国家主义”。所谓的国家主义，也不仅仅是像有些自由派的朋友说的，只指“专制”。当代中国人所说的“国家”，含义十分丰富，所以反国家主义，既可以说是反专制，也可以说是反对由政府操纵的民族主义，还可以说是反对由公权力来对政治价值和道德价值进行裁定。


被我纳入“反国家主义联盟”的，包括左翼自由主义者、相当一部分的右翼自由主义者、女权主义者、托派，以及非国家主义的毛派。这里面存在一些争议，比如一些托派（并非全部）不认为存在什么“非国家主义的毛派”，毛派一概是国家主义的。右翼自由主义者意见也很大，他们其中一些认为这个联盟里除了他们，其他派别都可以算是国家主义者，包括左翼自由主义者，于是拒绝与这些人为伍，另一些，不明白为什么我要将一部分右翼自由主义者排除出这个联盟，而我主要是考虑到一些国产奥派（如铅笔社的李子暘和连岳），已经从支持小政府，变成支持当局的铁腕统治。


有的人认为，这个联盟，纯属一个理论构想，没有任何现实的依据。这并不是事实。在2018-2019年，确实是存在左翼自由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积极互动。比如说，当我和李翘楚、黄雪琴、张舒迟共同为陶崇园姐姐募捐时，这个声援团体就同时包括了左翼自由主义者、女权主义者（李翘楚和黄雪琴）和马克思主义者（张舒迟），而募捐的过程，得到了来自托派朋友的积极支持。岳昕是“时代先锋”背后的“北大马会”的成员，但她最为让人瞩目的行动，就是在#MeToo运动期间的北大沈阳案中，要求北大将当年校方处理沈阳案的信息公开，并因此受到校方的各种施压。 深圳佳士工会事件，不仅得到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左翼青年的驰援，而且在一开始，就得到了包括女权主义者和左翼自由主义者的关注和道义支持。2018-2019年的#MeToo案件，有不少最早是通过一些自由主义的大V和媒体人才得以曝光和传播的。应该说，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有这样一个“联盟”的概念，但他们的行动，恰好证明了这个联盟在当时是真实存在的。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自由主义者，左翼和右翼都有，不仅对团结的对象有不同的意见，而且对于运动的形式也持保留态度。这些分歧本应该得到更充分的讨论，但形势发展过快，稍微有一点犹豫，就被运动抛到了后头，甚至可能被人视为“反动者”。刘瑜对#MeToo的正当性，秋火对佳士运动的迫切性，都提出了深刻的质疑，但在当时都被视作异类，遭到群嘲甚至攻击。但他们并不是最可怜的，因为他们在发表观点的时候，就知道这些话不会给他们带来普遍的掌声。一些运动的参与者，也许并没有深思熟虑，只是义愤加上机缘凑巧，就投入了某个事件之中。等待他们的，不仅是来自政权的直接打压和档案里的终身“污点”，而且还有来自社群的侮辱伤害和伴随其后的创伤性记忆。


在2018年的下半年，我写了两篇文章，《这个时代的左翼青年》和《从对#MeToo的三波批评看公共文化的生成》。第一篇文章被一些自由派的朋友批评过于激进，因为我在里面试图为左翼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寻找更坚固的共识，即在将权力结构纳入考量的前提下，让所有社会成员都拥有个人自由、机会平等和民主参与。第二篇文章又被一些#MeToo的支持者认为过于保守，因为我在里面提到“公共文化”的生成有其规律和节奏，需要反复辩论，来回博弈，等待沉淀，不能指望当下大部分参与讨论的人马上就认可#MeToo背后的价值和理由。


就其根本层面而言，我在两篇文章背后有着同样的意图，我对激进力量的接纳，和托克维尔对民主制度的接纳，道理是类似的：我们对时代的趋势有一个判断，希望将自己真正投身的事业与时代趋势实现交互的“创造性转化”，用自由主义去容纳和限制激进力量，又让激进力量带着自由主义去冲击大环境和自身的局限性。我尝试去理解那些激进力量，也在它们的诉求和发展模式中发现自由主义可以派得上用场的地方，只是事态的发展往往非用心和人力所能左右。佳士运动的失败，给左翼群体带来巨大的打击。有名望的自由主义者对#MeToo的批评，也让双方的信任开始产生裂痕。


粉红狂潮与民粹病毒的扩散


到了2019年，所谓的“反国家主义联盟”，已经无从谈起了。原因除了来自体制内国家主义的反击，香港反送中运动的出现导致的议程中断，还有体制外国家主义的全面崛起，这就是所谓的“小粉红”。 曾经在自由主义理念的影响下，我们习惯将政权与民众区分开，并在个体权利与自由的基础上构建“公民社会”。因此，我们以为，政治的压迫性力量大多只来自系统和国家机器，不会来自普通人，尤其不会来自紧跟时代潮流的年轻人。然而小粉红就是这样的年轻人。除了年轻，小粉红和以前常说的“五毛”还有显著的区别，那就是主体性和狂热性的并存。


有的人之所以对国家政权产生强烈的认同，是因为他们接收的信息存在明显的局限性，那些对政权负面的信息，他们要么接触不到，要么接触到经过了当局加工的版本。有的人接触到相对完整的信息，依然对国家政权有较大的认同，这是因为政权的存在对于他们本人来说就是有利的。这两种人都不是典型的小粉红，第一种没有主体性，而第二种没有狂热性。


典型的小粉红对政权产生认同，不是因为信息受限，而是基于他们自身的知情判断（informed judgment）。这当然不是说，他们的价值观以及认知框架没有任何问题，但政权并不是塑造这二者的唯一要素，甚至不一定是最主要的。在典型的小粉红里面，一部分是出过国的留学生，另一部分是虽然没有出国，但却懂得自由使用翻墙的人。他们看到国外的“乱象”，与国内的“岁月静好”和“高速发展”形成鲜明对比，发自内心地觉得中国的治理和发展模式更好。


和那些基于自身利益而认同政权的人不同，小粉红的认同，带有一种抑制不住的狂热，我将其称为“虚无主义狂热”。那些基于自身利益而认同政权的人，多是犬儒主义者，对“崇高”已经祛魅，但小粉红并非如此，小粉红渴望崇高。真正的崇高来自人与超越性的内在价值的所建立的联结，在正常的社会，人们能在各种超越性的内在价值中找到与自己天性最适配的一种或多种，并自由地追求之、践行之。然而在2015年以后的中国，追求真正崇高的客观条件——也就是公民社会的雏形——早已荡然无存，所有超越性的内在价值都臣服于一个政治价值，那就是“国家”，国家也成了唯一的崇拜对象。讽刺的是，追求真正崇高的客观条件的消失，正是他们崇拜的国家所造成。


这种虚无主义狂热，和对国家的崇拜，也造就了一种“道德化的一元主义”。扬-维尔纳·米勒（Jan-Werner Müller）认为西方的民粹主义者，尤其是川普的支持者，持有一种“道德化的反多元主义”立场。考虑到“多元主义”这个词在西方经常与进步主义绑定，而小粉红不一定只是反对进步主义，他们的立场比“道德化的反多元主义”更进一步，可以称为“道德化的一元主义”，也就是认为国家、政府、党和人民应该是一个整体。任何反对执政党的，就是反对中国，就是反对中国人民。为了保持整体的纯洁性，必须从整体里揪出背叛者，也就是对这个整体进行“提纯”。


2019年香港兴起反送中运动，小粉红也在“反港独”的旗帜下进行迅速的动员和集结。事实上，“反送中”和“港独”八杆子打不着，但这并不妨碍小粉红将支持“反送中”的香港市民和同情这个运动的大陆人统统归为“港独分子”，因为对于政治动员来说，制造敌人和煽动仇恨是必要的功课。很不幸地，我就成了这样的敌人中的一个。早在一些#MeToo的案件的发声中，我就被一些民粹大V盯上。在反送中期间，我去香港进行参与式观察，所摄照片不慎流传，被“孤烟暮蝉”等民粹大V发上微博，两度上了热搜，小粉红的全方位网暴和有关部门的讯问相伴而至。在接下来的两三年里，小粉红网暴的对象包括媒体人贾葭、女权主义者李思磐、青年作家蒋方舟、学者罗新、女权行动派肖美丽……高校里发表政治不正确言论的教师也成了重灾区。他们被贴上“恨国党”、“殖人”和“行走的五十万”等标签，不仅在网上被四处挂出来，而且被捏造罪名，被逼自证清白。一些知名度不高的“少数派”，私人信息被挖出，工作单位接到举报，家庭事业遭受毁灭性打击。


值得一提的是，小粉红的出击，后来还延伸到了作为建制派国家主义者的胡锡进和兔主席等，因为后者没有分享他们的狂热，就被他们视为“非人民”，如日本二战结束前称呼那些不够狂热的日本人“非国民”一样。 胡锡进和兔主席养蛊自噬，不值得同情，但要说他们和小粉红的区别，那大概就是胡锡进和兔主席，多少还是保留着一些对于政治之复杂性的认识，对于非国家主义者没有一棍子打死，但这些对于复杂性的认识，在小粉红看来，正是立场不坚定的体现。胡锡进和兔主席被打倒，对于少数派并不是什么好消息，相反，这昭示着民粹逻辑本身已经无孔不入，这种民粹主义逻辑就是：对“人民”进行不断地提纯。


这两年，小粉红已经很少引起少数派的惊诧，但这并不代表小粉红的消退，毋宁说，小粉红背后的民粹逻辑已经渗透到公共议题的各个领域，甚至也渗透到了少数派之中，所以他们的存在，也就不显眼了。国家主义和反国家主义的对立，如今在互联网上被转换成了性别身份的对立。粉红民粹的“提纯法”，在泛女权主义社群里内部发扬光大：先开除男性的女权主义者，再开除没有争夺孩子冠姓权的女权主义者，再开除结婚生孩子的女权主义者，再开除“沾男”的女权主义者，再开除不认同“向下的自由不是自由”的女权主义者，再开除给同情“擦边女”的微博点赞的女权主义者……


这一切看上去似乎和“公民社会”无关，实质上，从公民社会运动的消沉，到反国家主义联盟的昙花一现，到小粉红的全面崛起，到民粹逻辑的无孔不入，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过程。反国家主义联盟的尝试，和当初的公民社会运动有着一样的动机，那就是自下而上地推动中国的政治进步，只不过公民社会运动是由自由主义者主导，而反国家主义联盟，是自由主义者借助其他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来推进自己的议程。两者的失败都有政权打压的因素，但公民社会运动背后的“自由保守主义”对于政权演进的方向有着错误的预设，而反国家主义联盟的弱点在于，其内部各个派别之间，存在信任上和协调上的困难。


小粉红的全面崛起，同样和公民社会运动的式微分不开。在2008年，有一个“王千源事件”。彼时就读于美国杜克大学的王千源试图与校内的支持西藏流亡政府的人进行对话，在中国网络上被指支持“藏独”，不仅遭受网暴，而且祸及家人。这件事与小粉红指控一些大陆人支持“港独”看上去很像，实则性质完全不同。2008年，网上为王千源辩护者也大有人在，除了作为自由派阵地的牛博网，当时在“校内网”（后改名“人人网”）也常见支持和反对的双方唇枪舌战，有来有往。2008年，网上也没有兴起“抓身边的藏独”的热潮，而2019年小粉红四处举报身边的人有“港独”嫌疑。如前面所说，正是公民社会运动的式微，造成了超越性内在价值的真空，思想难以交流，联结难以建立，所有对崇高的追求，最后都被导向了对国家对崇拜和道德化的一元主义。如果说，是政权催生了小粉红，那么，这种催生的方式，并不是通过简单的洗脑，而是通过摧毁公民社会运动。小粉红正是公民社会运动被碾碎的必然产物。


小粉红的肆虐，也进一步抑制公民社会运动的重新兴起，使任何试图延续公民社会运动之努力遭受重重阻碍。在线下，他们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因为每个人都害怕被抓住把柄遭到举报，在线上，他们将民粹逻辑推到极致，不断对人民内部进行排查和筛选。当他们把这种逻辑玩厌了以后，这种逻辑在简中网络已经泛滥成灾，并影响到了少数派的相当一部分人，只有那些对“文革”时时警惕的人，谨言慎行以求不授人于柄，才能不卷入其中。


当然。2019年以后社会运动的进一步低迷，不仅仅是小粉红的原因。新冠疫情持续了三年，这三年里，国家对社会的控制程度达到无孔不入的地步，这也就有了2022年末的彭载舟（四通桥抗议）以及白纸运动。然而在2020-2022，社会的公共议题，主要还是围绕着疫情、方舱、疫苗、封控、大白、核酸检测………公民表达不服从已属不易，其他议题更加难以推进。白纸运动过后，所谓的“白纸一代”流散海外，设定了自己的议程，但与本土的相关性日渐疏离。


结语：自由主义的不可替代性


川普获胜以后，美国兴起了对DEI的清算，全球进步势力也遭受重创。欧洲传统的中右党派，开始放下对极右翼的警惕。在德国，另类选择党（AfD）的支持率迅速上升，似乎很快要突破“防火墙”，影响到国家政策了。有些进步人士一边大声疾呼DEI已死，一边将中国的情况与之类比。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在当下的中国，以自由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和左翼群体为主要力量的“反国家主义联盟”已经不再可能了，但并非因为自由主义在右转或者保守化。自由主义内部一直存在左右之分，左翼自由主义原本在里面就是少数。这里主要的原因在于，几年下来，三方实力更加悬殊，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不断吸收新的追随者，而自由主义没有遏制下降的势头，另外，随着议题里的碰撞和摩擦增加，三方嫌隙愈渐扩大，不再存在联合的基础和意愿。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摩擦和嫌隙，并非只发生在自由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之间，以及自由主义者和左翼群体之间。这种摩擦和嫌隙是有的，前者如刘瑜在2018年对#MeToo提出的批评，后者如佳士运动时期自由派反对佳士行动者发表向中央示好、将火力集中在坪山“黑恶势力”的声明。然而，在左翼群体内部，他们同样对佳士运动意见不一，秋火在运动一开始就认为这是一种冒进主义，对运动持保留意见者亦不乏其人。在女权主义者内部，同样存在代际的摩擦和嫌隙，比如2020年北美中国女权群的“性骚扰”事件，吕频、梁小门和零零后的女权主义者对于性骚扰的认定和“权力关系”的构成，就有十分不同的看法。 在女权主义者和左翼群体之间，同样出现过剑拔弩张的时刻，如2020年的“王小嗨事件”。王小嗨原是“尖椒部落”的员工，后者是一个专门为女工提供资讯的网站，2020年1月，王小嗨找被尖椒部落辞退，王小嗨以“非法解雇”起诉尖椒部落，最终龙华区劳动仲裁委裁定尖椒部落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需支付王小嗨赔偿金差额12140元。在事件发酵的过程中，王小嗨得到左翼群体的广泛支持，而女权群体普遍支持“尖椒部落”，双方严重对立。


或许有的人会认为，为了这片土地的长久进步，自由主义应该自愿退出。在这个问题上，我固然不同意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但更加不同意这样的“自由主义终结论”。当进步力量想要取代自由主义作为共同底线的制定者、并且将自由主义逐出历史舞台的时候，这不仅是自由主义的灾难，而且对于这片土地上的人来说，也未必更有裨益。自由主义有着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所不能替代的政治价值：一方面，女权主义没有对政体的明确偏好，而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似乎更偏向非自由民主政体，只有自由主义明确地认定自由民主政体，如果中国的少数派要追求一种与现今不同的政体，那自由主义的在场就是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即便在少数派中，自由主义也起着“润滑剂”的作用，对于言论自由和不同意见的尊重，是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从过去几年不同少数派之间的冲突和两个进步派别内部的冲突来看，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本身缺少对这些基本价值的坚持，容易诉诸更为暴烈和冷酷的方式去解决冲突，比如批斗、网暴和让对方社会性死亡。当然，有的自由派也没好到哪里去，但这并不代表自由主义的原则没有其存在意义。


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未来的威胁，不仅有可能来自政权，而且也有可能来自昔日的盟友。自由主义必须保存力量，不仅要警惕国家主义，而且要警惕戴着朋友面具的吞并者（比如各种宣称比自由主义更加“进步”的激进派别）。对于那些依然清醒的进步派，如果他们因为痛恨自由主义不够进步，贪图那种消灭“反动派”的政治快感，那同样的厄运，迟早会降临到他们头上。不仅如此，势头太尽，还有可能迎来反噬，当下有一些进步议题表面上呈现长驱直入的态势，实则埋藏着巨大隐患，当下青年人，不分阶级、性别和地域，都在这些议题上出现保守化的倾向，这应该给一些人敲响警钟。


在这个问题上，曾经被批判的自由保守主义有着深刻的洞见：一个有深厚根基的公民社会，对于持任何政治立场的公民来说，都是一个强大的保障，他们可以在其中与自己立场相近的人联合，与其他立场的人进行说理辩论，并通过博弈实现政治力量的平衡。虽然现在这个理念已经被大环境严重摧残，但少数派应该先在自己内部促成这个理念的实现，而不应该破罐破摔，把未来拱手让给不同类型的国家主义。


2025年1月完稿

2025年6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