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聲之心:當我們不再哀悼,而是傾聽那獨特的內在旋律——神經多樣性的真實起源與被遺忘的歷史

在這個擁有 860 億個神經元、連結數以兆計的複雜宇宙——我們的大腦中,沒有任何兩顆心智的風景是完全重疊的。
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生物學事實,就像我們的指紋一樣,每個人感知世界的方式都是獨一無二的變奏。
然而,令人驚訝的是,人類歷史竟然花費了如此漫長的歲月,才找到一個準確的詞彙來擁抱這種差異。
當「神經多樣性」(Neurodiversity)這個詞終於在歷史的舞台登場,它如同一盞燈,照亮了數百萬人幽暗的自我認知。
它告訴我們:那些看似不合拍的節奏,並非需要修復的故障,而是人類心智光譜中不可或缺的色彩。
森林與珊瑚礁:重新定義「正常」的邊界
長久以來,我們的社會建立在一種被稱為「神經典型」(Neurotypical)的預設之上。
這是一套隱形的社交規則與感官標準: 你能否在嘈雜的房間裡過濾雜音? 你能否自然地維持眼神接觸?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這是「原廠設定」,是社會運作的藍圖。
但在這藍圖之外,存在著一群「神經分化」(Neurodivergent)的人——包括自閉症(Autism)、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ADHD)、讀寫障礙(Dyslexia)等人士。
他們的大腦以截然不同的路徑處理資訊。
有些人對光線與聲音有著近乎疼痛的敏銳,有些人則能在混亂的數據中看見常人忽略的規律;有些人在閱讀文字時感到艱澀,卻擁有卓越的空間推理天賦。
我們習慣將這些差異視為「缺陷」。
但若我們將視角拉遠,想像一片茂密的森林或是一座生機勃勃的珊瑚礁,你會發現「單一」是脆弱的同義詞。
若所有樹木都以相同的方式生長,所有珊瑚都以相同的方式覓食,整個生態系統將在風暴面前不堪一擊。
生物多樣性是生存的關鍵,人類的心智亦然。
歷史早已證明了這一點。
從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到艾倫·圖靈(Alan Turing),再到坦普爾·格蘭丁(Temple Grandin),這些偉大的心靈之所以能重塑世界,並非因為他們克服了神經差異,而是因為他們擁抱了這種差異。
正如 1990 年代早期的運動先驅所言,非典型的大腦為社會提供了全新的視角,無論是在科技、文化還是藝術領域,差異本身就是一種力量。
被刪改的歷史:尋找「神經多樣性」的真正母親
然而,關於「神經多樣性」這個概念的起源,我們一直聽信著一個過於簡化的版本。
在過去十年的主流敘事中(包括 2015 年 Steve Silberman 的暢銷書《NeuroTribes》),這個詞的誕生往往被歸功於一位英雄——澳洲社會學家 Judy Singer。
故事通常是這樣講的:1998 年,Singer 在她的論文中創造了這個詞,隨後改變了世界。
這是一個符合媒體口味的故事:有具名有姓的主角,有明確的時間點。
但這並非完整的真相。這種將集體智慧歸功於單一個人的敘事,無意中犯下了一種歷史暴力:它抹去了那些真正孕育這個概念的、在邊緣掙扎的人們的聲音。
若要還原真相,我們必須將時鐘撥回 1990 年代初的互聯網黎明期。
那是自閉症人士的處境最為艱難的時代。
當時,醫學界將自閉症視為一種悲劇性的「發育障礙」甚至「精神病」。
專家們不是在談論大腦的差異,而是在談論「修復」;他們甚至殘忍地勸喻父母去「哀悼」那個他們想像中應該擁有的正常孩子,彷彿眼前這個活生生的孩子只是一個空殼。
在那個現實世界令人窒息的年代,初興的互聯網成為了他們的避難所。
來自地下的電波:一場無聲的集體覺醒
對於許多難以處理面對面社交、眼神接觸或即時對話的自閉症人士來說,鍵盤與螢幕賦予了他們前所未有的自由。
在文字的遮蔽下,他們第一次可以從容地斟酌語句,第一次被真正地「聽見」。
1992 年,Jim Sinclair 等人成立了「自閉症網絡國際」(Autism Network International, ANI)。1993 年,Sinclair 發表了震撼人心的宣言《別為我們悲傷》(Don't Mourn for Us)。
他激進地反駁了主流的悲情敘事:「我們並非失敗的人類,我們只是擁有不同的思維體驗。」
這篇文章後來被學者視為神經多樣性運動的真正觸發點。
與此同時,一個由 Martijn Dekker 建立、名為「獨立生活」(Independent Living)的電子郵件列表(Mailing List),成為了思想碰撞的地下沙龍。
在這裡,沒有權威的醫生,只有分享著相似掙扎與頓悟的自閉症人士。他們開始意識到:或許問題不在我們身上,而在這個不願意接納差異的社會。
正是在這些零散的、匿名的、由代碼組成的對話中,「神經多樣性」的概念萌芽了。
早在 Judy Singer 發表論文的兩年前,即 1996 年,一位名叫 Tony Langdon 的成員就在列表中寫道:「這是有關『神經多樣性』的問題……非典型者為社會提供了產生新想法與進步的視角。」
另一位倡導者 Phil Schwarz 隨即附議,指出治療應該針對社會的偏見,而非針對個人。
看見了嗎?這不是某位學者在象牙塔裡的頓悟,而是無數受壓迫者在深夜的螢幕前,透過一字一句的敲擊,集體淬煉出的生存哲學。
這是自下而上的智慧,是邊緣群體為自己奪回定義權的抗爭。
從「怪人」到「身分」:一場關於尊嚴的革命
為什麼我們必須執著於這段歷史的修正?因為這關乎尊嚴。
如果我們只將這個概念歸功於學院派的研究者,那就等於暗示知識只能由「上層」和「權威」產生,而邊緣群體僅僅是提供數據的對象。
但事實上,神經多樣性是自閉症社群對自身存在意義的重新命名。
這場運動帶來的改變是翻天覆地的。
它將自閉症從一種「需要被治癒的病理狀態」,轉化為一種「與生俱來的身分認同」(Identity)。
試想一下,當一個在學校裡因為讀不懂空氣、交不到朋友而深感挫敗的孩子,不再被告知「你很失敗、你不夠努力」,而是被告知「你的大腦運作方式不同,這沒關係」時,那是一種怎樣的釋放?
這種釋放催生了「自閉驕傲」(Autistic Pride)浪潮。就像聾人文化(Deaf Culture)或 LGBTQ+ 運動一樣,神經分化者開始慶祝自己的特質。
他們不再尋求變得「正常」,而是要求世界變得更包容。
如今,這種觀念已經開始滲透進我們生活的肌理。
在教育界,我們開始看到不是要求孩子適應教室,而是打造能適應不同學習風格的無障礙環境。
在職場上,摩根大通、Microsoft、EY 等巨頭開始推行神經多樣性招聘計畫,因為他們意識到,那些對細節的極致專注、對模式的敏銳捕捉,正是商業創新急需的資產。
結語:更激進的領悟
當然,這條路還很漫長。目前的框架仍不完美,有些人擔心過度強調「差異的美好」會掩蓋真實的痛苦與障礙。
但「神經多樣性」這個詞的出現,本身就是一個不可逆轉的里程碑。
它提醒我們,關於人類心智的真理,往往並不掌握在手持量表的專家手中,而是掌握在那些親身經歷過邊緣與誤解的生命裡。
當我們回溯這段歷史,我們看見的不僅是一個詞彙的誕生,而是一群被社會視為「有缺陷」的人,如何憑藉著彼此的連結,重新定義了生而為人的價值。
這不是誰賜予的禮物,這是他們為自己贏得的名字。
每當我們在人群中看見那些與眾不同的靈魂,請記得:那不是一種錯誤,那是大腦吟唱的另一種旋律。
而一個健康的社會,應該是一個能容納所有旋律的共鳴箱。
文:YK楊軍
值得深思的延伸旅程
如果你想更深入探索這顆「眾聲之心」,以下是這場運動的原始火種與當代回響,值得你花時間細讀:
《別為我們悲傷》(Don't Mourn for Us), 1993 由 Jim Sinclair 撰寫的震撼宣言。這是神經多樣性運動的開山之作,直擊了「自閉症即悲劇」的舊觀念。他在文中鏗鏘有力地寫道:「我們並非失敗的人類,我們只是擁有不同的思維體驗。」這篇文章至今讀來仍令人動容。
神經多樣性是集體智慧的結晶 (The Neurodiversity Concept Was Developed Collectively), 2024 這篇由 Botha 等國際自閉症學者發表的論文,正是本文歷史修正的主要依據。它詳細考證了 1990 年代線上社群如何透過對話孕育出這個概念,將榮耀歸還給無名的先驅們。
不僅僅是自閉症 神經多樣性的光譜遠比我們想像的寬廣。它不僅包含自閉症,也擁抱了 ADHD、讀寫障礙(Dyslexia)、妥瑞症(Tourette Syndrome) 等獨特心智。去了解這些大腦的運作,就是去了解我們身邊的朋友、同事,甚至是我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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