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文獲《明報》授權轉載，很高興能幫忙拙合此次對話。為方便閱讀，排版略作修改。

（原文連結）

【明報文章】澳門其中一個最具代表性的印象，相信便是「中葡交匯」的敘事。這種敘事詮釋了葡萄牙人來澳的歷史，把澳門視作中國及葡萄牙兩個族群交流共處之地，從而創造出一種難以比擬的獨特文化及氛圍。除了影響外界如何理解澳門外，它亦影響了澳門人的認知，視澳門「既中亦西」的文化混雜性為理所當然。

如果進一步探問這種敘事何以出現的話，會發現「中葡交匯」並不是澳門自古以來的性格。事實上，它誕生在一個澳門政治史上曖昧的時刻：前途談判剛剛落幕，而殖民統治開始倒數之時。為何這種敘事得以出現？是為了什麼目的？而當時人們又如何看待它？

《邊緣主權：澳門與中國性問題》（Sovereignty at the Edge: Macau and the Question of Chineseness）一書正好討論了這些問題。在中文版譯本（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問世之際，我與本書作者雷凱思教授和譯者關俊雄一起，討論這段對今天澳門而言不可或缺的歷史。


■答————雷凱思（Cathryn H. Clayton）（《邊緣主權：澳門與中國性問題》作者，現任美國夏威夷大學馬諾阿分校亞洲研究系副教授）

■答————關俊雄（《邊緣主權：澳門與中國性問題》譯者，南京大學歷史學學士、碩士，長期從事澳門歷史文化研究）

■問————吳明軒（加拿大麥基爾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

從澳門視角去理解澳門

吳：雷教授，《邊緣主權：澳門與中國性問題》由你的博士論文所改寫而成，當初是什麼令你對澳門產生研究興趣？相比起如香港、台灣等地，你認為澳門在知識上的價值為何？

雷：我來到澳門純屬機緣。我在廣州生活了數年，也去過香港很多次，但從未去過澳門。我讀研究所的時候，有人問我澳門是不是個有趣的地方，我不好意思地說我不知道。這激發了我去一探究竟的欲望。1995年，我第一次踏足澳門，便立刻被它深深吸引。這讓我意識到，我所了解的關於殖民主義和後殖民研究的一切都基於英國的經驗，而我對中國的了解幾乎都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但澳門的情况有所不同。葡萄牙的殖民主義有所不同。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中國文化的關係也不同。這挑戰了我以往認為資本主義香港與社會主義中國截然對立的固有觀念。這就是我認為研究澳門的價值之一。就像其他被邊緣化的地區和群體一樣，從澳門自身的視角去理解它，可以改變我們認識中國乃至認識世界的框架，足以讓我們質疑一些我們原本可能不會質疑的假設。

吳：雷教授，部分讀者可能未曾生活在本書討論的晚期葡治澳門。可否簡單描述當時澳門的樣貌，以及對你而言有趣或矛盾的現象？

雷：1990年代中期，對我來說，澳門就像一個國際化的村莊（cosmopolitan village），真是個小地方。你知道「六度分隔理論」嗎？在澳門這更似是「二度」。與香港相比，這裏生活節奏輕鬆悠閒，物價也相對較低。由於澳門經濟並不繁榮，許多在那裏生活的人都是有意為之。在澳門出生長大的人告訴我，他們選擇留下來而不是去香港或海外發展，正是因為他們更喜歡澳門悠閒的生活節奏。從其他地方搬到澳門的人——那裏居住着來自世界各地的人——他們最終來到澳門的原因都很有趣。這是一個迷人的地方和時代。

令我着迷的一點是，澳門的葡萄牙政權似乎正在策劃自身的終結。以我的經驗來看，政權通常都致力於自身的延續。但這裏卻有一個至少在現有形態上準備停止存在的政權。此外，鑑於「一國兩制」的授權，人們都在積極努力闡明澳門的「制度」是什麼。他們想保留哪些東西50年？他們寧願捨棄哪些東西？什麼是澳門制度的一部分，什麼是無關緊要的或轉瞬即逝的？葡萄牙長達450年的統治，在這制度的形成過程中扮演了什麼角色？這些都是非常真實的辯論，在整個城市以各種方式上演，從建築遺產運動和博物館展覽到國籍法，甚至到人們談論黑社會暴力的方式。

真正的「交匯」 充滿張力、博弈、轉化

吳：本書英文版最初由哈佛大學出版社於10多年前發行，是什麼促使你們在10多年後產生翻譯中文版的想法？

雷：說實話，香港大學出版社通知我他們計劃出版譯本。我很高興！但我不太清楚是什麼促使他們做出這個決定。

關：老實說，翻譯中文版這個想法最初並非出自我本人，可能是出版社。不過，無論如何，我都非常感謝香港大學出版社邀請並委託我承擔這次的翻譯工作。事實上，當我接到這項任務時，內心有一種難以言喻的興奮與觸動——因為雷凱思副教授的研究成果，早在我大學時代，也就是大約20年前，就已經讀過，且印象十分深刻。能夠在20年後的今天，親自參與這部著作的翻譯，對我而言，實在是一件如夢般美好的事。

回到本書內容，英文原版的撰寫與田野調查大多集中在治權移交前後的「過渡期」，當時的許多觀察與判斷仍處於「進行式」的狀態。20多年過去，我們得以看到某些趨勢的延續、轉向與沉澱。因此，我認為中文版的出版是一個很好的契機，邀請讀者將書中探討的主權與身分認同議題，置於當下的新語境中重新思考。

吳：在現時特區政府的文化推廣中，我們不難看到類似葡殖時期「中葡交匯」的論述，強調澳門如何匯聚「東方」與「西方」的元素。對此你們有什麼看法？

雷：我認為這與我對之前問題的回答有關——這是定義澳門「制度」的一種方式。所有政府都會這樣做：他們會借鏡過去的一些做法，為今所用。隨着葡萄牙統治的結束，澳門的葡萄牙遺產得以重新詮釋。它變得更易於接受，更具吸引力，也更容易被商品化。

關：現行的「中葡文化交匯」論述，作為一種官方敘事與城市品牌策略，有其歷史淵源與現實價值。它成功地將澳門塑造為一個獨特的文化旅遊目的地，並在一定程度上凝聚了某種社會共識。

然而，從學術角度審視，這種論述存在將複雜歷史扁平化的風險——它往往側重於融合與和諧共處，而有意識淡化了殖民時期權力不對等等歷史現實。真正的「交匯」，是一個充滿張力、博弈與創造性轉化的動態過程，因此，我們需要一種更具歷史深度、更能容納多元聲音與視角的論述，來補全及深化關於澳門的故事。

主權的明確 重塑澳門居民身分認知

吳：比起以往澳門「曖昧不清」的主權狀態，現在不論是中央還是特區政府，都相當強調澳門的主權歸屬及其邏輯。你認為這如何影響了澳門居民對自身身分以及澳門未來的想像？

雷：在某種程度上，我認為政府強調主權的重要是正常的，至少在當今民族國家時代，（至少在理論上）所有政府都應該對其境內的領土和人民擁有專屬控制權。國家理應享有主權；這已成為一種理所當然的觀念。澳門在過渡時期的特殊之處在於，中國和葡萄牙都同意：儘管這裏有葡萄牙政權統治中國土地上的中國人，但澳門既不是殖民地，也不是葡萄牙的主權領土。

那澳門到底是什麼呢？這在概念上讓我很感興趣，但它也引發了許多非常實際的問題。「一國兩制」模式旨在解決其中一些問題（儘管像大多數解決方案一樣，它也產生了其他問題）。我認為，如今「一國兩制」為澳門人民在構想未來方面提供了一定的彈性。毋庸置疑，澳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一國兩制」模式本身的例外主義特質使得人們可以將澳門視為一個有時適用不同規則，或者相同規則以不同方式適用的地方。

關：主權的明確無疑是一次歷史性的轉變，它為澳門帶來了制度保障與發展機遇。這一轉變也深刻重塑了澳門居民的身分認知：從過去那種在夾縫中求生存、依賴靈活性與模糊性的「邊緣」心態，逐漸轉向更具歸屬感與國家認同的「主權下的公民」心態。

這種影響是雙重的。一方面，強烈的國家歸屬感帶來了安全感與自豪感，尤其是在國家取得重大成就或澳門獲得中央支持時，這種感受更為突出。另一方面，如何在「一國」的前提下，繼續保持和發展澳門獨特的「兩制」內涵，已成為一項重要的課題。澳門從一個主權曖昧的「飛地」，轉變為國家主權之下既承擔國民責任、又需探索自身獨特文化路徑的特別行政區，這是一個在「統一」與「多元」之間不斷尋找平衡的持續過程。

吳：書中一個關鍵概念是「中國性」，通過不同事件探討了澳門居民在過去如何想像自身。在回歸20多年後的今天，你認為澳門居民是否已發展出一套有別於殖民時代的想像方式，以回應現在的官方議程？對你而言，這種想像能否被理解為所謂的「本土身分」？

雷：我必須說，我可能不是談論此事的合適人選——由於新冠疫情和各種職業責任，自2020年以來，我一直沒能像我希望的那樣在澳門待上那麼多時間。但我覺得有兩件事改變了。一方面，澳門與珠海的邊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開放，這使得澳門居民更容易在「大陸」（mainland）吃飯、購物，甚至居住。人們可以想像，這可能會削弱地方認同感，或者至少削弱了如以往般那種透過「對立於大陸人」來定義身分認同的程度。

另一方面，賭場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大量遊客和外勞的湧入，強化了「身為澳門本地人」那種獨特性的意識（至少，這提高了澳門身分證的價值，因為某些工作只准身分證持有者擔任）。人們對澳門研究的興趣也出現了爆炸性增長，這源自並促成了人們對澳門的獨特和珍貴之處的感受。

關：回歸後，澳門居民確實逐漸形成了一套不同於殖民時期的身分認知。殖民時代的「中國性」，更多是一種在異族統治下對文化根脈的堅守與情感寄託；而今天的「中國性」，則是在明確的主權框架下，一種更具制度性、參與性和未來導向的國民身分認同——它不僅是文化的，也是政治的。

這可以被理解為一種正在積極建構中的「本土身分」。但關鍵在於我們如何理解「本土」這一概念。澳門的「本土身分」絕非排他性或對抗性的，恰恰相反，它是在國家認同的母體中生長出來的、具有澳門特色的文化結晶。它既包含對中華文化核心的認同，也融會了因歷史原因所形成的西方文化元素，以及澳門特有的社會網絡與價值觀。因此，澳門本土身分是複合性、層疊式的：既回應了官方論述，也源於民間社會的真實生活經驗，並在日常實踐中被不斷重新定義與豐富。

吳：接下來會有更多關於澳門的研究發表嗎？

雷：我目前正在與林玉鳳博士合著一本關於1966至67年「123事件」的書，該書將該事件置於戰後澳門的更長遠背景下分析。它探討了澳門在全球冷戰及殖民主義和自決的國內和跨國政治中的位置，如何造成了一系列矛盾，使得澳門社會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如同一個火藥桶，並影響了這一事件的最終結果。我認為我們可以從那次事件中學到關於澳門、中國及1960年代世界的很多東西。

關：澳門研究就像一片汪洋，每次深入探索都能發掘出新的層次。這是包括我在內，所有關心與研究澳門的人的幸運。過去這些年來，我的研究涉及澳門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等多個方面。未來，我希望能夠繼續深耕這片學術沃土，推出更多研究成果，也期待有更多年輕學人加入「澳門學」的研究行列。

（編者按：雷凱思教授以英文回覆，由明報譯成中文）

# 文章篇數：2️⃣6️⃣2️⃣

👉選書盲盒服務「開袋有益」已重新上線，有興趣爐友可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