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精神，现已不存
这份通告，无论是版式还是用语，原本实在平平无奇，但发出来不过三个多小时候，我看到时，它的阅读量已经超过该号平日文章阅读量十多倍了。
有人哈哈大笑，有人感叹不已，也有人讽刺：“清华取消独立精神了！”还有人则说，还是改了得好，名实相符了，相比起隔壁北大，清华人的精神本来也不见得独立，在海外常有清华人在群里教训老同学：“你在国内要知道还是国内好。”
这我想倒并不重要，就像哪怕身边的中国人并不文明，但并不妨碍国人自我标榜“礼仪之邦”。何况无论清华人怎样，也无论这次改名有何隐情，“独立精神”要被抹消，总归是可悲的事。
“独立精神”之所以对清华人有着特殊意义，当然是因为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知识分子精神图腾的陈寅恪，一百年前曾是清华的国学导师。
这句话，最早是1929年他用以祭奠王国维的，当他自己一生践行之后，又被纪念的后人题写在他的墓前。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主张这位国学大师的许多关键词，其实源出德国（请点击：《维舟｜陈寅恪思想的德国渊源》），不过，我当时谈到了“自由之思想”，却遗漏了“独立之精神”。
现在想来，陈寅恪所主张的“独立之精神”，只怕也有德国文化渊源。
传统的儒家士人，是谈不上“独立”的，更没有强调过“独立精神”。很多人可能以为“独立”就是“气节”、“风骨”，然而，那其实并不是一回事。
海瑞可算得“硬骨头”，冒死上疏，直斥人君之非，不可谓无气节，然而他精神独立吗？他在狱中得知被他痛骂的嘉靖帝驾崩，“即大恸，尽呕出所饮食，陨绝于地，终夜哭不绝声”——这是大忠，不是独立。
陈寅恪标举知识分子“独立”，想来其要义在于“不受政治干涉的自主研究”，但这并不只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的那种象牙塔式清高，更重要的是隐含着“文化可以也必须超越政治”的信念。
也就是说，“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远不只是简单并列，而是紧密关联的一个有机整体，没有“独立”也就谈不上“自由”，唯有坚持“独立之精神”，才能以“自由之思想”达成超越。
这一内在动力所指向的，与其说是儒家的“成德”，倒不如说是古希腊的“爱智”。陈寅恪的另一段名言表达的就是这一层意思：“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如果不了解西方思想，仅从国学出发，就很难清楚认识陈寅恪这番话的深意。
英语的“independent”（独立）一词，原本仅指“不依赖他者”，且原本主体是民族、教会等，直到1660年代以后才指个人，一直要到1790年，才有了“不偏不倚，不受外界影响”（“unbiased, set up so as to be unaffected by outside influence”）这一层含义。
在德语中，“独立”（Unabhängigkeit）一词首先强调的是自主性（Autokratie），而“自主”这一概念源出古希腊语autonomía，从词源上来说指的是人作为理性存在所具备的自决状态，乃是自由意志的体现。
一言以蔽之，只有自由人，才谈得上“独立”。
在儒家文化里，“独立”没有这样的内涵。勉强能诠释为“自立”的，是《易·大过》里的一句：“君子以独立不惧。”《荀子·儒效》里倒是有一句“师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独立而治”，然而，这位大儒却否认了人可以实现独立自主。
不论哪一种含义，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独立”指的是一种离群的生存状态（且不说精神状态）：或是不依靠人而能自立，或是超群而“遗世独立”，或是孤苦无依，其背后的含义都是相对于群体而言。在一个集体主义深厚的国家，这种离群状态长久以来既不受肯定，遑论得到羡慕，甚至无法被许可。
《疾病与治疗：人类学怎么看》一书中点出了其中的关键：强调个人自主权的西方文化，常常把对他人的依赖、粘缠看作是病态的，然而在那些注重人与人之间紧密联系的文化传统中，这种对他人的疏离、乃至自我孤立，才被看作是病态的。
就此而言，对注重家庭观念的儒家社会来说，强调“独立之精神”，实属不可想象。汉语里固然也有诸如“穷不夺志”这样的说法，然而那指的是坚定意志，而非倡导自主性。直到一百年前，陈寅恪才给“独立”和“自由”注入了全新内涵。陈寅恪这位国学大师，虽然总给人以一种“深知文化传统”的印象，但他身上的“现代”色彩其实一点也不少。
当然，他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基本上是对知识贵族的期待，因为只有“士”才有“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的超越性使命，凡无法做到这一点的门人，也会被他不留情面地革出教门。后来的知识分子，也总有人自觉守护这一火种，以确保薪尽火传。
诚然，“独立精神”原本也就是一句话，它既无法约束知识分子都能遵行，甚至不能确保他们都能准确理解，遑论做到。是不是留着作为一个公众号的名字，除了象征意义之外，原本也无关紧要，然而它之所以改名（或“被改名”），恰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哪怕只是象征，也自有其意义。
这就是思想的力量：它一旦照亮过我们的心灵，是不会被抹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