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面临种族灭绝的加沙聋人社群

2019年，聋人学生在一家为聋人开设的学校交流。阿拉伯手语的意思是：你的社群爱你。图源：Majdi Fathi/NurPhoto/Getty Images

在灾难和战事中，残障群体更容易因结构性暴力的漩涡而堕入裂缝。2024年3月，位于加沙的“我们的孩子”（Atfaluna）聋童协会大楼被以色列军队摧毁，而这仅仅是漫长狂轰乱炸中的一瞬缩影。缺乏零件、无法充电的助听器、断电夜里难以辨认的手语、失效的报警铃声——如同本文作者罗宇乐（Timothy Loh）所总结的，在加沙所有巴勒斯坦人都正经历的饥饿、流离失所外，聋人群体还面临着额外叠加的脆弱性。
在晦暗中，巴勒斯坦聋人仍然彼此支持，并试图以自己的方式记录和诉说故事。类似“橄榄守卫者（the Olive Guardians）”的平台集合了巴勒斯坦与国际手语使用者，通过远程传译的形式，为战时的加沙提供主流媒体忽略的手语信息与新闻。类似罗宇乐这样的听人与聋人人类学者，则继续教授有关残障的知识，并为巴勒斯坦及其他地方的不公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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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 / 罗宇乐（Timothy Y. Loh）
原文链接 / www.sapiens.org/cult...
原文发布时间 / 2024 年 9 月 26 日
翻译 / 紫薯、邓晨
校对 / 张肇元
编录 / 林子皓

2024 年 3 月 6 日，我醒来后得知一个令人恐惧的消息：从去年十月开始，一场持续的战争将加沙置于风暴中心，而眼下，以色列军队轰炸了加沙市的“我们的孩子（Atfaluna）”聋童协会（ASDC）【1】大楼。我的社交媒体信息流上出现了这样一张照片【2】：全副武装的以色列士兵手握步枪，站在学校前，背后是燃烧的大楼。另一张照片【3】展示了袭击后的场景：窗户碎裂，废墟遍地，招牌上的字母缺失——只能依稀窥见昔日的模样。

一个由聋人领导的救灾响应组织“断联任务（Off The Grid Missions）”【4】发布了这些图片，并加以说明：“尽管这不是以色列首次使用炸弹和白磷燃烧弹攻击学校，但这次攻击的地方曾经是听障和残障儿童的安全和赋能空间，这直接影响了我们社群以及我们服务的人群。”那时候，TA们尚不清楚孩子和工作人员的下落。

作为加沙可能仅有的两所聋校之一，“我们的孩子（Atfaluna）”聋童协会的被炸毁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成立于1992年的“我们的孩子”不仅是一所教育机构，还是一个为加沙聋人提供全程服务的非营利组织，包括职业培训、听力与语言治疗、社区培训和意识提升项目，甚至还有一家餐厅【5】。

一群穿着白色厨师制服的人站在炉灶旁，用手语交流。2012 年，在开设加沙第一家聋人餐厅之前，“我们的孩子”举行了美食和餐饮服务培训。图源：Mohammed Abed/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两个月后，加沙聋人社区再遭受重创【6】：哈希姆·加扎尔，TA 们当中的杰出成员，木匠、巴勒斯坦手语教师及残障权利倡导者在以色列的空袭中连同妻子一起遇难，孩子中有七人受伤。当我完成这篇文章时，“我们的孩子”宣布了另一位工作人员安瓦尔·扎伊姆因战争丧生的消息【7】，他已为该机构工作了 30 年。

我从未去过加沙，自 2007 年以来，加沙一直处于封锁之下【8】，其边境由以色列控制。但我仍然深深感到这些损失带来的痛楚。

我是一个听人学者，进行耳聋、残障和辅助技术方面的人类学研究，主要研究地点是中东的约旦及阿拉伯语世界。我在约旦生活了近四年，并在埃及、黎巴嫩以及巴勒斯坦的其它被占领地区有过长期停留。很多我在约旦的研究中认识的人是巴勒斯坦人，有的家在巴勒斯坦，或/也是巴勒斯坦裔。

2016 年，我当时还在读硕士，在波士顿大学的“帕迪（Pardee）”期刊（现为《Pardee Atlas：全球事务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探讨了“我们的孩子”推出的一项支持学生的新计划。他们中的许多人在 2014 年夏天以色列所谓的 “护刃行动（Operation Protective Edge）”【9】期间受到了严重的精神创伤。那年，三名以色列青少年在约旦河西岸被绑架和杀害后，以色列军队发起了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攻击，导致 2000 多名巴勒斯坦人丧生。作为回应，该校启动了一个项目【10】，让聋人学生制作关于战争经历和加沙生活的短动画。通过研究，包括与“我们的孩子”工作人员的电子邮件访谈，我了解到这个项目不仅是一种强有力的艺术治疗方式，也是一种对以色列长达几十年的定居殖民占领的非暴力抵抗【11】。

重读当时写的关于“我们的孩子”聋人学生的文章，再看到十年后被夷为平地的加沙，令人不寒而栗——这让人从心底里意识到，巴勒斯坦的故事绝不是从2023年10月7号才开始的，正如许多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12】。在这场残酷且仍在持续的袭击中，加沙所有巴勒斯坦人都正在经历饥饿、流离失所、轰炸以及其他形式的身体和心理上的暴力，除此之外，加沙的聋人群体还面临着在战争时期愈发严重的额外脆弱性。

加沙地区聋人的战时处境

在持续的狂轰滥炸下，巴勒斯坦聋人——在加沙地区约 180 万人口中的 1.5 万人【13】——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TA 们或许能感受到震动，看到周围的物体摇晃，但无法听到炮击的声音【14】。TA 们也听不到以色列军队在即将袭击前发出的“警告”鸣声。在这样的情况下，TA 们必须依赖家人、朋友和邻居【15】提醒TA 们何时逃跑以避开轰炸。

然而，聋人和听人之间的沟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巴勒斯坦亦然。全球大约 90% 至 95% 的聋儿是由听人父母所生【16】，这些父母不懂手语，无法做超过最基本的沟通。这些沟通障碍，加上加沙战争和以色列占领的复杂局势，使问题更加复杂。“我们的孩子（Atfaluna）” 的一名工作人员在 2015 年谈到以色列军事行动时【17】解释道：“并不是所有家庭都能用手语解释这种暴行背后的原因。”对于许多孩子来说，TA 们看到的只是家人在逃离家园，但无法充分理解局势【18】。

这场种族灭绝不仅影响到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聋人，也影响到约旦河西岸的那些巴勒斯坦聋人【19】；它带来的恐惧和孤立状况只会愈发严重。即使那些聋人的家庭懂手语或使用某种家庭手势系统【20】，以色列政府切断供电导致的黑暗【21】也使得在夜间使用视觉-手势语言交流变得更加困难。使用手语的巴勒斯坦聋人还担心TA 们可能在轰炸或军事袭击中失去手臂，丧失交流的能力，这已经发生在一些社区成员身上【22】。

以色列对加沙发动的战争使巴勒斯坦人几乎无法如常使用助听器（如图所示）和人工耳蜗（因带有外部处理器而需要定期维护）等辅助技术。图源：Momen Faiz/NurPhoto/Getty Images

这场战争也严重影响了依赖助听器和人工耳蜗等辅具【23】的巴勒斯坦聋人。在最近为《北美人类学期刊》撰写的评论【24】中，人类学家米歇尔·弗里德纳（Michele Friedner）和克里斯汀·萨金特（Christine Sargent）提及了 2023 年 12 月在约旦安曼举行的一个会议，弗里德纳与报道中东地区残障相关话题的记者们一同出席。在会上，TA 们讨论了“在种族灭绝当下，去想着如何购买昂贵辅具并以及维护它们是多么令人不自在及违和”。

战争使得加沙的聋人几乎不可能为 TA 们的助听辅具充电，难以获得电池和其他必要配件，也无法获得听力康复和言语训练等医疗服务。正如弗里德纳写到的，这些助听设备和装置“构成了感官体验和生活”，而这些正在战争中被摧毁。

巴勒斯坦及其他地区的残障正义

所有这些表明，正如残障行动者艾莉·坎宁顿（Allie Cannington）【25】、王美华（Alice Wong）【26】和利娅·拉克希米·皮耶普兹纳-萨马林沙（Leah Lakshmi Piepzna-Samarasinha）【27】，以及残障组织如“罪孽无效（Sins Invalid）”【28】和“废除警治与残障正义集体（Abolition and Disability Justice Collective）”【29】已有力地主张的——早在 10 月 7 日事件之前——对巴勒斯坦的声援就已是一项残障正义问题。

以色列的种族灭绝战争不成比例地危害了巴勒斯坦聋人及残障者，同时也在造成更多受损的身体。战争的武器伤害身体、摧折骨骼、震破耳膜、戳瞎眼睛。2017 年，残障研究学者贾斯比尔·普尔（Jasbir Puar）描述了这些残障状况是以色列行使“残害权”（right to maim）【30】的结果。而现在，这些情况已经转变为萨金特和弗里德纳总结的“无羞愧的屠杀意志”【31】。

以色列宣称自己致力于维护残障者权利【32】，并将自身塑造为该地区无障碍环境建设的典范【33】。然而，其在加沙地带的所作所为表明，这种承诺并未惠及巴勒斯坦人。根据国际法【34】，以色列作为占领者，有责任确保巴勒斯坦人得到人道待遇。

残障学者和行动者反对TA们认为的以色列“残障洗白”【35】和“无障碍洗白”【36】行为，即，以色列利用残障权利的言辞来转移对其他人权侵犯的注意力、同时为这些侵犯行为辩护。TA们还抵制企业和政府使用无障碍技术来帮助战争，例如开发武器化的假肢【37】。

正如活动家内莉·巴西利（Nelly Bassily）所写：“以色列不能一边签署《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一边又用残酷的帝国主义殖民力量使巴勒斯坦人伤残。”

这些学者、行动者认为，巴勒斯坦残障者自己也早已清楚，“残障权利无法存在于缺少其他基本权利的情况下，例如医疗、食物和水、住所等权利”，萨金特和弗里德纳解释道【38】。

过去一年里，像 TA 们具有听力和身体健全的同侪一样，巴勒斯坦聋人及残障者也纷纷通过社交媒体展示巴勒斯坦的实地情况。其中包括巴塞姆·阿尔哈贝尔（Basem Alhabel【40】，最近被《中东之眼》【41】和联合国新闻【42】报道）、卡马尔·加扎尔（Kamal Ghazal【43】）和纳比尔·沙克里（Nabeel Al Shokri【44】）。移居海外的巴勒斯坦聋人作为更大巴勒斯坦声援运动【45】的一部分也进行了同样的努力。例如拉内姆·沙哈德（Ranem Shhadeh）是聋人，也是巴勒斯坦裔美国人，领导着”无障碍巴勒斯坦”（Access Palestine【46】）和”橄榄守卫者”（Olive Guardians【47】），这是一个通过手语翻译和字幕制作、在线上线下为国际聋人观众提供巴勒斯坦信息的组织。

与此同时，在巴勒斯坦，尽管失去了主要办公楼，”我们的孩子”依然努力提供尽可能多的服务。TA 们与其他组织合作，支持了许多流离失所的加沙人，无论他们的障碍状态如何。在死亡与毁坏之中，在帐篷里运作的”我们的孩子”，正在为流离失所的家庭举办心理-社会支持课程【48】，给住在避难所的家庭提供食物【49】，向聋童分发助听器【50】，并为学生提供包容性的教育【51】。

巴勒斯坦聋人体现了“坚定不移（sumud【52】）”的精神，在无情的暴力面前坚毅不屈。作为一名人类学家，我追随 TA 们：继续见证【53】，继续教授有关残障的知识【54】，并为巴勒斯坦【55】及其他地方的不公【56】发声。

作者介绍

罗宇乐（Timothy Y. Loh）是一名科技人类学家，也是普林斯顿研究员协会的科森博士后研究员。他的民族志研究探寻约旦、新加坡、美国聋人社群及手语世界中的社会性、语言、宗教。他拥有麻省理工学院历史学、人类学和科学、技术与社会学博士学位，以及乔治敦大学外交事务和阿拉伯研究学位。

译校者介绍

紫薯，资深公益从业者，从事过性别平等、流动儿童与社区发展领域的相关工作，并由此踏上了协作者与社会转变的道路。目前致力于议题交叉性的探索和能力建设。

邓晨，喜欢写作，关注全球南方的技术政治，还有进步运动的可能性。

张肇元，先天性感应神经性耳聋人士，成人耳蜗用户，英国爱丁堡大学统计与运筹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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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