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据称有二条记述历史的原则或传统。一是《春秋公羊传》中提出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一是出自于《春秋左传》中的“董狐笔”与“齐太史简”事迹 ，被归结为 “秉笔直书”。文天祥在《正气歌》称赞他们的节气：“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这就很蹊跷，这两个完全冲突的原则怎么可能共存呢？其中之一必定是假的。

无庸置疑，古代史书基本上遵循“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原则。“秉笔直书”，除了这两个孤例外，非常罕见。从少有发生而言，“秉笔直书”根本上算不得古代记述历史的传统。即使这两个事例，细究起来，也不是“秉笔直书”；而仍然是为尊者讳，但不为“逆者”讳。

先来看所谓的“董狐笔”。

晋灵公无道，晋国大夫赵穿杀死了灵公。大史（董狐）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赵盾）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乌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慼’，其我之谓矣！”

董狐认为赵穿杀死灵公时，赵盾虽出逃了，但并未离开晋国境地，作为正卿，有保护君王的责任和机会，理应阻止赵穿弑君。而且返回京城后又不组织人马讨伐逆贼，就等同于弑君。

赵盾觉得很冤枉。但听了董狐的解释后，也不再辩解了。而埋怨自己留恋晋国。引用诗经中的诗句“我之怀矣，自诒伊慼”来自我开释。“唉！《诗经》里说：‘因为我的留恋，给自己带来了忧愁’，大概说的就是我这样的人吧！”

孔子赞叹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

孔子首先赞叹董狐，认为他记载史事彰显礼法，不隐瞒违反礼法的事情。其次称赞赵盾是个好大夫，很有风度，为了维护礼法而宁愿背受恶名。同时为他感到惋惜。跑得慢了，如果在晋国发生祸乱时跑得快，跑出了国境，就可以免去罪责。

就事实而论，董狐说“赵盾弑其君”，就不是“秉笔直书”。赵盾既不是弑君的主谋也没有参与其中，只是没有坚守自己责任。最多就是个不作为的责任，失职而已。而董狐却将其上升到弑君这样的大逆之罪，完全不符合事实。孔子也很搞笑，认为逃出国境了，就能免责；没逃出国境，就不能免责。

而更要害的是，孔子这里称赞董狐“不隐”是有前提的。孔子并不是要求所有事都应当不隐，而是不隐像“犯上作乱”、“弑君弑父”等违反周礼的事件，违反等级秩序的事件。不隐的目的是“书法”。因之，董狐的“书法不隐”并不能归结为在所有历史记述上“秉笔直书”这样一条原则。

“齐太史简”的事例也是同样的道理。

齐庄公好色，利用权势私通大夫崔杼的美貌妻子棠姜，并多次羞辱崔抒。崔抒不甘戴绿帽，设计在自家捉奸齐庄公与棠姜，并杀死了齐庄公。

（齐国的）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太史因记载“崔杼弑其君”被崔杼杀害，他的两个弟弟相继承袭史官职位，仍重复哥哥的记述，前仆后继，皆被崔杼杀害。太史还有一个弟弟，接着承袭史职，又如是书写。一门四兄弟都是史官或备选人。崔杼杀不动了，就放弃了改变历史记载的作法。南史氏听说太史兄弟皆死，提着竹简赶来准备接替书写，得知记录成功才离去。看来当时担任史官是要有资格的，可能是某些书香门第的家庭成员才有资格担任。不能由君主随意指定。

当太史兄弟前仆后继地在竹简上写下“崔杼弑其君”时，他们实际上是选择性失明。在他们的观念中，崔杼作为臣子杀害了国君，这是颠覆社会根基的罪恶。为了彰显此恶，史官坚持使用贬义最强的“弑”字，拒绝了崔杼要求改写的要挟。

尽管《左传》在叙事部分提到了灵公的暴虐和庄公的淫乱，但在作为正式历史定论的“书法”中，灵公和庄公被弑的原因被降格甚至隐去。孔子在《春秋》经文中对这两件事的记述极为简略。一是“（宣公二年）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二是“（襄公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齐崔杼弑其君光”。只是后来的《左传》对经文作了进一步解释，记述了两个君王的荒淫无道。通过这种笔法，灵公和庄公被固化为一个“被弑的君主”这一受害者身份，而其生前的无道行为在这一刻因“弑”这一大恶的出现而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赦免。

在史官看来，国君淫乱和辱臣只是失德，过错不大，就采取边缘化和隐晦化叙事，以维护君主制的整体尊严；而臣下弑君报仇，则是纲常颠覆，罪大恶极，就大书特书，显性化记录，以确立臣道的绝对边界，不得犯上作乱。反过来，如果崔杼与齐庄公换下位，崔杼给齐庄公戴了绿帽子，那齐庄公因此杀了崔杼，那齐国的史官就会记载成“齐君诛崔杼”，给予正面评价。

通过这种“双标叙事”，史官成功地将一场因君王失德引发的血案，转化为了一场关于“忠逆”的宏大伦理审判。这里的“直”，实际上是史官利用叙事权力对“逆者”进行的精准打击。史官的坚持，并非单纯为了记录“有人杀了君主”，而是为了维护“君不可杀”的绝对诫命。

因之，这两个事例并非秉笔直书，并非客观的记录史事；而仍然符合孔子作《春秋》的“微言大义”笔法，“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对尊者亲者和贤者的过失轻描淡写，略而不详，甚至加以隐瞒；而对卑者、疏者和逆者的过失则大加鞭挞。不能一视同仁。其目的在于维护儒家的“尊尊亲亲”的伦理和社会秩序。

但这两个事例也说明这些史官有不屈从于权力，坚持自己的书写原则的精神，甚至将之置于自己的生命之上。而后来，就再没有这样的事例发生了。原因在于，先秦时诸侯国的史官有相对的独立性。一方面他们的价值观念上维护周礼，有为周天子监督和规范诸侯大夫行为的责任感，对周天子的忠诚高于服从诸侯的权力。另一方面，在经济上他们由诸侯国供养，也使得他们有记载和批评周天子失德的独立性。秦朝一统天下后，史官就逐步失去了这种相对独立性，后来朝代的史官面对皇帝就比面对诸侯弱势多了。虽然有“君不观起居注”的说法，但并没有成为制度性约束。无法阻止皇帝干预史官的记述。如果皇帝硬要干预，史官也只得屈从。如唐太宗强行看史书，并派宰相房玄龄亲自监督修史，使得《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中关于玄武门之变的记载变得含糊其辞。

总之，古代的许多说法都似是而非，望文生义，或无限扩大。这大多出于国人美好的愿望或追求虚荣，而有意无意曲解；并不是基于事实。

2026年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