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社会理论



弗里德里克·范登伯格/文

王立秋/译


译自Frédéric Vandenberghe, “French social theory”, in Gert Verschraegen and Raf Vanderstraeten eds., Elgar Encyclopedia of Global Social Theory,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25, pp. 125-129. 经作者本人许可翻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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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把“法国理论”和像德里达、利奥塔、福柯和德勒兹那样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哲学家联系在一起。在美国的比较文学系充满热情地阅读和接受这些大西洋彼岸的作者被翻译过来的著作的时候，这些思想家引起了一场轰动。如此，“法国理论”是美国的发明，是文化研究的史前史的一部分。在法国社会学中，理论实际上既不受鼓励又不被欣赏。法语中没有哪个词能够准确地翻译英语世界的“社会理论”概念。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个症候，表明当前“扶手椅式理论化”受到了多么大的限制。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社会学到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才正式制度化为一个学科，所以，现在它还需要强调它的科学地位吗？事实上，社会理论——及其关于社会学的哲学基础、社会科学的核心概念以及当代社会的结构转型的思考——往往被认为是前-科学的，被驱逐到认识论、观念史或后现代思辨的领域。社会学家虽然接受并提倡方法论上的多元主义（实地调研、访谈、内容分析等等），但他们却不认为，不扎根于经验研究的理论是完全合法的。


有鉴于人们并不会把奥古斯特·孔德百科全书式的提议（即系统地重新组织各种科学）和只会算数值的人的抽象的经验主义联系到一起，我们也会看到，各种科学的哲学中存在一个活的传统，这个传统把孔德的《实证哲学教程》(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通过涂尔干与康吉莱姆——和布尔迪厄与福柯的《法兰西学院课程》关联起来。作为对黑格尔逻辑系统的全面替代，法国的历史认识论传统坚持，只有在思辨被用于经验观察的情况下，社会思想才会变成科学的或者说“实证的”。在后形而上学的科学中，理论的形成与经验研究相辅相成。让-克洛德·帕斯隆(Jean-Claude Passeron, [1996] 2013)已经严格证明了，一切社会科学概念都不可避免地具有“脉络性”(contexuality)。结果，波普尔式逻辑在社会科学中的有效性也就遭到了驳斥。帕斯隆因此而以最能达成共识的方式，为法国的“理论驱动的经验研究”和“研究驱动的理论建构”正名。因此，与社会理论（这样的理论以自己为中心而不关心其概念的操作化）相反，大多数社会学的理论化工作发生在“中程”(middle range)，与被限定的研究话题（如移民、不平等、社会抗议等）相关。不过，如果不把社会理论理解为对著名作家及其文本的重复讨论，而是把它理解为关于人文社会学科统一性及其与当代社会关联的反思的一个实例的话，那么，我们会发现，大多数理论化工作，是由对社会科学和政治感兴趣的哲学家来完成的。


篇幅所限，本文不可能充分传达法国现场的活力。因此，我将不得不只为法国当代社会理论的主要流派、倾向和趋势提供一个全景式的概览。顺便说一句，它们均以三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作者为中心：皮埃尔·布尔迪厄、吕克·博尔坦斯基和布鲁诺·拉图尔。我假定大家都已经熟悉布尔迪厄的社会理论了。在下文中，我将把当前的发展呈现为这样一种努力，即与布尔迪厄一起进行反布尔迪厄、超越布尔迪厄的思考。我们可以把法国的社会理论空间描述为一种逐渐的下沉，从批判社会学中对支配的结构分析，到实用社会学中对批判时刻的文化分析，再到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扁平本体论。



与布尔迪厄一起反布尔迪厄


直到世纪之交，法国社会学这个“场”都在很大程度上为四个思想流派所支配。这些流派中的每一个都以一位思想大师为中心，（按政治立场从左到右）分别是：皮埃尔·布尔迪厄的批判社会学，阿兰·图海纳的社会行动理论，米歇尔·克罗齐埃的关于组织的社会学，和雷蒙·布东的理性选择。自2002年长眠于大地起，布尔迪厄的星已经照亮了全世界。他被誉为20世纪的大社会理论家之一。他在“新理论运动”的综合思想家中脱颖而出，他的作品也成为了真正的、全球层面上的主流。几乎每一个提出过原创理论立场的人，都是在与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的对话中提出自己的理论的。对法国一些之前和他合作过的著名学者（让-克洛德·帕斯隆、罗贝尔·卡斯特尔、阿卜杜勒马立克·萨亚德、吕克·博尔坦斯基、洛朗·泰韦诺、阿兰·德罗西耶尔、洛伊克·华康德）来说如此，但对英语世界的一些大理论家来说也如此。


布尔迪厄的作品已被译为多门语言，全世界都在教他的核心概念（场、惯习、实践）。同事和学生们可能不知道他那套严密概念系统的所有复杂哲学细节，但到现在，人人都对对象的建构，他的再生产理论，他关于文化生产的“场”与“次场”的理论，各种各样的资本，和场、惯习、实践等概念有所了解。不夸张地说，布尔迪厄的社会学已经成为这门学科的学科通用语。


对布尔迪厄法兰西学院课程的翻译（英文版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了六卷）将深化对其作品理论复杂性的理解，但和福柯身后出版的讲稿不一样，这些课程讲稿并不会使人对他关于社会世界的理论产生全新的看法。现在，在法国，和在其他地方一样，有大量关于布尔迪厄的二手文献。洛伊克·华康德、路易·品托或让-路易·法比亚尼对其理论大厦的重建尤其值得推荐。布尔迪厄研究领域的现状可参考长达1000页的《布尔迪厄国际词典》(Dictionnaire international Bourdieu, Shapiro, 2020)。在其他方面，布尔迪厄学派已经变成了这样的套路，即“正常”科学加历史研究，把这位大师的模型应用于更新的“场”，或把它引申至其他学科（历史学、文学、哲学）。布尔迪厄从雷蒙·阿隆接手的欧洲社会学中心(Centre de sociologie européenne)已经和索邦的另一个研究中心合并了。布尔迪厄创办的先锋刊物《社会科学研究行动》(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则被硬核的布尔迪厄派接管，发表各种关于支配与被支配、金融化与移民、卫生保健与工作等话题的扎实但相当正统的研究论文。如果说法国的布尔迪厄派有什么特色的话，那便是其政治上的激进。他们在社会科学内部（也在他们自己的院系内部）以其他方式延续阶级斗争。


贝尔纳·拉伊尔(Bernard Lahire)可能是布尔迪厄派中最异端的那个。他在一种“倾向”和“脉络”社会学中，在个体这个尺度(scale)上，把惯习和场理论激进化、拓展并颠覆了这一理论。教育社会学出身的他一开始试图做的，是解释何以来自相似人口背景（甚或是来自相同家庭）、因此有着相同阶级惯习的人，却会在学校取得截然不同的结果（成功或失败）。布尔迪厄的理论无法解释阶级内部学业成就的变化，这使他对惯习的同质性发起质疑。他并没有对涂尔干传统的科学主义和社会学主义提出异议，相反，他想做的，是向能够解释阶级内部差异（同一阶级个体之间的差异）和个人内部变化（同一个人在不同环境下的不同行动）的社会心理学的方向扩展。在拉伊尔那里，社会再生产一直向下延伸至个体，并进入个体内部。


《复数的人》(Lahire, L’Homme pluriel, 1998; The Plural Actor, 2001)提出了一个“多”社会化（家庭中、邻里间、学校里、运动和工作中，等等）模型，并把惯习概念化为一个“倾向”库，这些倾向，根据行动的环境，在可观察的行动中可能被激活也可能被抑制，可能被释放也可能继续处于待命状态。拉伊尔做的最好的地方，是借用意大利微观史学家（卡洛·金兹伯格、乔瓦尼·列维）的“尺度变化(variation of scales)”，来详细分析个体那里是怎样“折射(refracted)”“社会”的。



实用主义和实用社会学


布尔迪厄的理论可能在全球层面上是主流。但在法国，对支配的批判不再在领域占支配地位。与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诠释学与实用主义的对话，对分析哲学的发现以及对美国微观社会学（现象学、常人方法学、符号互动论）的接受引发了人文学科的“实用主义-诠释转向”，这一转向也把强调的重心，从结构转向了能动性，从符码转向了意义，从解释和批判转向了诠释和描述(Dosse, 1999)。如今，不同世代的、形形色色的实用主义者把“经验-概念主义(empirico-conceptualism)”定义为社会学研究的首选格式。关于人的能力的抽象理论模型(modélisation)[1]与关于具体行动情景的调查(enquête)[2]相结合，已经成为进阶社会学研究的默认方式。《实践理性》(Raisons pratiques)期刊对实用风格的社会理论的理论复杂性做过一个很好的概述。


实用社会学学派以吕克·博尔坦斯基和洛朗·泰弗诺的工作(Boltanski and Thévenot, 2006)——简单来说，他们做的事情是把公共情境下日常行动者“正名”(justification)与“批判”(critique)的语法给形式化了——为中心形成的。这个学派本身就是从“批判的社会学(critical sociology)”向“研究批判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critique)”的范式转变的一个例子。实用社会学强调集体再现和社会惯例，从这点来看，它延续了涂尔干的道德与政治社会学传统。但通过给这个传统一个实用主义的曲折，实用社会学拒绝以一个（布尔迪厄式的）全知的社会学家（这样的人能看出行动者意识不到的，支配的社会结构）的身份，“对知识进行旁观(spectator view of knowledge)”。在没有这样的认识论特权的情况下，社会学家必须研究行动者自己是怎样把情景定义为“不公正情景”的。行动者是通过参考形形色色的价值次序（博尔坦斯基和泰弗诺称之为Cités[3]）来定义这样的情景的，这些价值次序使我们能够把对象范畴化并评定构成情景的主体。博尔坦斯基和泰弗诺很好地利用了道德与政治哲学的经典文本（圣奥古斯丁、卢梭和亚当·斯密等），他们认为，那些文本代表理想类型的社会乌托邦，这些乌托邦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正名”剧目的一部分。在真实生活中，当行动者在这个问题——即如何评定所涉及到的人——上产生分歧并诉诸不同价值次序的时候，就会发生冲突。比如说，当工厂的所有者斥责工人生产力不足（工业的价值次序）的时候，后者可以通过说自己孩子生病了（家的价值次序）来为自己辩护。当评价的冲突反复发生，不同价值次序之间的妥协就可能在宏观的层面上制度化，比如说，就像在战后人们通过福特制的阶级妥协来克服公民的、商业的和工业的价值次序之间的冲突时发生的那样。


在《资本主义新精神》(2005)中，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拓展了Cités模型，用它来分析从福特制经济向后福特制经济的结构转变。他们认为，资本主义需要一种道德上的“正名”，来驱动它的执行者达成合作。当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积累的模型陷入危机，工业巨头先是与工人的工会谈判。在冲突没有得到缓解的情况下，他们开始吸纳对资本主义的后现代批判。资本主义因此通过吸纳指向自身的批判而得到了强化。结果，是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的管理精神和一种新的价值次序的出现。这个价值次序可被称作“项目的Cité”，在这种价值次序中，对灵活性、自由和本真性的要求先于对平等、团结和安全的要求。对管理文献的分析表明，理想的雇员，是灵活、有良好社会关系网、依恋性不强、随时准备好参与新项目的。


博尔坦斯基和泰弗诺对布尔迪厄的“发生结构主义”(genetic structuralism)的反对是认识论上的，而非政治性的。如果说，他们发展出一个无需“场”和“惯习”，相反聚焦于短程行动的框架的话，那么，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对形成中的社会(society-in-the-making)的情景与过程分析，应该能够自下而上地分析大的社会问题。实用社会学内部的批判转向后来也促使这一流派与第三代批判理论（包括阿克塞尔·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和南希·弗雷泽关于资本主义是一个制度秩序的理论）进行了富有成果的交流。


不过，新的实用社会学内部也发生了分裂，一边，是更加正统的实用社会学家（他们想尽可能地贴近自己的实地考察），另一边，则是社会学的实用主义者（他们在美国的哲学实用主义中寻找灵感）。娜塔莉·海尼什(Nathalie Heinich)（她曾追随布尔迪厄，但在博尔坦斯基与布尔迪厄决裂后加入了博尔坦斯基）的工作和弗朗西斯·夏托雷诺(Francis Chateauraynaud)的工作代表了第二代法国实用主义中最有抱负、最具创新性的发展。娜塔莉·海尼什在艺术社会学、身份/认同社会学和埃利亚斯、布尔迪厄及戈夫曼研究领域著述颇丰。她关于价值的作品(Heinich, 2017)是研究“对人与事物的评价”的实用进路的一个例子。弗朗西斯·夏托雷诺研究大规模技术系统中长期的科学争议与事故(Chateauraynaud and Debaz, 2017)。通过结合生态警戒的多点民族志和对大规模话语语料库的自动化社会信息处理，他以一种旨在使未来对不确定与抵抗开放的社会学的弹道学，追踪了争论中涉及的行动者、装置与论证的部署。



行动者网络理论


布鲁诺·拉图尔和吕克·博尔坦斯基在20世纪80年代曾互相影响。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把实用社会学和行动者网络理论混为一谈。拉图尔有哲学和神学背景，并认为自己更多地是研究“人类世”的人类学家，而非研究科学的社会学家。他对批判社会学和研究批判的社会学都不感兴趣。相反，他通过把社会学最基本的概念和假设（首先是这样的预设，即社会是由人构成的，自然和文化是分开的，在现代性中科学取代了宗教、政治和形而上学）问题化，对社会学提出了一种批判。他的计划，是发展一种反向的，研究现代人的人类学，这种人类学将描述现代人的各种讲述“真”的方式、现代人的科学与技术，以及现代人的政治、宇宙论和形而上学。


拉图尔极具创造性、原创性和挑衅性。他一直在“动”，所以他的思想轨迹绝不是线性的。它跨越了多门学科，并且随着他开始发展自己的思想系统并朝艺术和哲学的方向伸展，他的思想也越来越具思辨性。起初，他主要活跃于科学与技术研究(STS)领域，把社会建构论推到了极致。在一部关于一个科学实验室的民族志中，他展示了，严格来说，人们是怎样通过各种铭写技术建构出科学事实的。这些技术提供了一系列对现实的图像再现，然后，这些再现逐渐“黑箱化”，变得不容置疑。行动者网络理论被充分发展为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中追踪行动者（或者用符号学的语言来说，“行动元”）的块茎社会学。它展示了人和非人是怎样联合形成一个可能覆盖全球的，不断扩大的社会技术网络的。在《重组“社会”》(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2005; Changer de société –refaire de la sociologie, 2006)中，拉图尔旨在“重做社会学和改变社会”，就像这本书的法语书名所暗示的那样。他恢复了加布里埃尔·塔尔德的社会学奠基者地位，把社会学重新定义为一门研究“联合”的科学，提出了追踪关联的方法论指南，并发明了一整套看待社会世界的方式，即把社会世界看作一个形成中的集体。


到ANT及其核心概念（行动元、“事关关心”[4]、扁平本体论）征服社会学的时候，拉图尔已经离开这个领域，退回到神学、哲学和人类学，或前进到艺术、人文学科以及地理-科学(geo-sciences)了。在进行了一个思辨转向之后，他发展出一个多元性的、过程性的和形而上学的系统，并在这个系统中，用多彩的语言描述了科学、技术、政治、宗教、文学和组织的存在模式(Latour, 2013)。通过融合怀特海的过程神学和德勒兹的激进经验主义，拉图尔的经验哲学赋予了众多难以把握的后-后-结构主义进路（比如说物导向的本体论、新物质主义和组合理论）生命。这些进路是人文学科中一次或所有转向（思辨转向、本体论转向、后人类主义转向、泛灵转向和活力转向）的结果，而这些转向，都旨在把人们从“高”现代性(high modernity)的死胡同，引向原住民的长久的智慧(perennial wisdoms)。在人类世赫然耸现的背景下写作，拉图尔也投身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并引入了大地（盖娅）这个反抗并使人类的生存陷入危险的行动元。从政治生态学的观点（这一视角旨在促进地球上的生命）来看，新冠疫情似乎是一种新的气候机制的破坏试验，在这种气候机制中，生命世界(the world of life)闯入生活世界(life-world)并扰乱了它。从此以后，人类将不得不学着与各种动物、植物、细菌和病毒一起生活。这种新的宇宙论也要求一种新的社会学和一种新的政治。它也导致了一种新的阶级斗争，我们必须在这场斗争中持续重新厘清那些生活在不同世界的人——那些想把20世纪留在身后的人——和依然相信经济增长的现代人之间的分界线。


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在法国，社会理论也已经变得更加公开地“政治”了(Durand, 2019)。在社会学之外，在政治哲学、在人类学和在所谓的研究中，人们都在做大量关于社会问题和社会议题（比如说民粹主义、种族主义、恐怖主义、气候变化、难民、黄马甲等等）的工作。如果社会理论有什么不同社会科学学科之上的使命和任务的话，那么，那边是在一个共同的计划中重新组织政治哲学、社会科学和新的人文学科，而这个共同的计划，则既是科学的、规范的和政治的(Caillé and Vandenberghe, 2021)。这样理解的社会理论，是大于社会学的。它是各种社会科学和关于社会的反思的综合之地，它维持着形形色色的学科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对话。



作/译者简介：

弗里德里克·范登伯格，巴西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社会学教授。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注释

[1] 这个词的意思是建模(modeling)，指创造一个简单化的，对一个系统、过程或理论的再现。本文所有注释均为译者注。

[2] 即调查。

[3] πολιτεία(polītēíē)这个词在词源与“城邦”(πόλις, pólis)、“城邦居民，公民”(πολίτης, polī́tēs)和“以公民的方式生活，参与政治生活”(πολιτεύομαι，politeúomai)相关，指公民与城邦的关系，也指城邦的政体即城邦的状况或构成。在古人看来，它是一个对城邦来说极其重要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是“城邦的灵魂”，它之于公民一如理智之于身体。一般被直接翻译为政体/制(polity, political regime, constitution)，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著作中因为经常在论述“正当的”、“好的”统治形式时被提及，也被译作“理想政体/制”或“理想国”。这里就是用来指行动者所认为的正当的价值次序。另在法语中，les Cités也可以被理解为“被援引、被引用的东西”(the cited)。

[4]matter of concern，与matter of fact相对，指的与其说是一个事物本身不如说说看待、论述一个事物的方式，即认为这件事情“事关关心”还是“事关事实”。拉图尔认为若只认为它“事关事实”，那就会以一种局外的、切割的方式来对待它，结果就是在把问题单独拿出来，在剪裁展示一系列“证据”之后，用一种唯一的解决方案来封闭讨论。专家尤其是政策社会学家就是这么干的。“事关关心”的态度则允许更加多元的讨论并对未来持开放态度，允许相互关联的多方共同决定未来的走向。



参考文献


Boltanski, L. & Thévenot, L. (2006). On Justification: Economies of Wort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aillé, A. & Vandenberghe, F. (2021). For a New Classic Sociology: A Proposition, followed by a Debate. London: Routledge.

Chateauraynaud, F. & Debaz, J. (2017). Aux bords de l’irréversible. Sociologie pragmatique des transformations. Paris: Editions Petra.

Dosse, F. (1999). Empire of Meaning: The Humanization of the Social Scienc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Durand, J. (2019). Homo intellectus. Une enquête (hexagonale) sur une espèce en voie de réinvention. Paris: La Découverte.

Heinich, N. (2017). Des valeurs. Une approche sociologique. Paris: Gallimard.

Lahire, B. (2013). The Plural Actor. Cambridge: Polity.

Latour, B. (2005).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atour, B. (2013). An Inquiry into Modes of Existe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asseron, J.-C. [1996] (2013). Sociological Reasoning: A Non-Popperian Space of Argumentation. Oxford: Bardwell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