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卷”和“躺平”的接踵而至，是当今中国社会两大畸形现象，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但单纯地批判和错误归因，不解决问题。而是要找到其发生的根源，才能对症下药，缓解和消除。

“躺平”是“内卷”的反转 — — 物极必反

要理解“躺平”，首先必须理解“内卷”。如果说内卷是社会竞争的极度白热化，那么躺平就是这种白热化竞争后的极度冷却。从经济学角度看，躺平是个体在面对无效竞争时的一种理性止损行为。

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职场经历了从“奋斗文化”到“内卷文化”的剧烈转变。当年轻人发现，即使每天工作12小时、每周工作6天，其收入增长也赶不上房价的涨幅，其职位晋升也无法跨越阶层的鸿沟时，奋斗的边际收益就开始递减。当付出的巨大代价与期望获得的回报之间出现不可逾越的落差，“卷”就失去了意义。

这种“物极必反”的逻辑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当一个系统内的资源分配规则让大多数参与者感到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获胜时，最理性的策略不是继续加码，而是退出竞争。因此，躺平并非年轻人的堕落，而是他们对现有分配体系和竞争环境的一种消极防御，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躺平的原因并非出在年轻人身上，而是出在当下的大环境。

“内卷”的根源：不对等社会中的不对等竞争

“内卷”根源在于中国社会深层的结构性不对等。这种不对等不仅体现在收入的多寡上，更体现在社会评价体系和职业等级制度上。

东亚儒家文化圈一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在中国，这种观念表现为职业之间的巨大鸿沟。长期以来，我们形成了一种畸形的社会评价标准：体制内的公务员、事业单位员工被视为“体面”的代名词，拥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优渥的福利待遇以及某种程度上的行政特权。相比之下，广大的蓝领工人、体力劳动者不仅劳动条件艰苦、经济待遇微薄，更在社会尊严上处于底层。

这种职业等级制直接导致了竞争的扭曲。所有人都挤向 “体制内”或“高薪白领”的独木桥。更令人沮丧的是，这场竞争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在资源分配高度依赖人脉、后台和原始资本的环境下，普通家庭的孩子往往需要付出数倍于同龄人的努力，才可能获得一个平等的起跑机会。当年轻人看透竞争的终点在出生时就已经被决定了大半，他们就会放弃通过奋斗来跨越阶层的期望。

躺平成为可能，基于改革开放的巨大经济成果

从历史长度来看，“躺平”其实是一种稀有现象。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绝大多数人是不具备躺平条件的。

在生产力落后的条件下，物质极度匮乏，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生存线边缘。不劳作，就得不到食物及基本的生活资料，躺平意味着直接面对饥饿甚至死亡。无论是古代的佃农，还是改开初期的劳动力，他们必须为了一日三餐而终日奔波。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生存是第一要务，任何形式的消极避世都是一种自杀行为。

然而，今天的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积累的巨大物质财富。正是这些经济成果，为“躺平”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条件。

得益于改革开放初期的红利，现在的年轻人的父母往往拥有房产，有一定积蓄。城市退休职工还有稳定的养老金。同样出于儒家的家庭伦理的影响，中国父母愿意对子女负无限责任，会接济子女。这种代际之间的财富支撑，使得年轻人即使短期内不工作，也能通过父母的资助维持基本温饱。

另一方面，物质丰裕带来的低成本生存。虽然高品质生活成本极高，但在现代生产力下，维持基本生存，如获取主食、廉价衣物、互联网信息的成本已经大幅下降。年轻人可以选择一种“极简生活”，通过大幅降低欲望来换取“躺平”。

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中国古代曾出现过大量的“化外之民”和逃离“编户齐民”的流亡人口。那些遁入深山的隐者或“化外之民”，本质上也是当时的“躺平者”。官府要收编这些人口，往往需要耗费巨大的行政成本，得不偿失。

过去，一个人想要“躺平”，必须逃往山林荒野，才能付出较少而获得基本的生活资料。而今天，得益于物质的丰裕，年轻人在繁华的都市角落，通过网络和外卖可实现精神和身体上的双重“隐居”。“躺平”从过去“逃往山野”到现今“隐于都市”的转变，正是以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增长为前提。 只有当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社会才可能让一部分人不生产、只消费。

其实，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相当庞大。按官方公布的数据，中国2025年GDP为140.2万亿人民币，近20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人均GDP接近10万元人民币，约合1.4万美元。已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照说，以中国现在的经济规模，即使按2–3%的年增长率，那也有3–4万亿的增长规模，那也是不小的增长额。相当于许多国家的年GDP总量。经济总量第一的美国2025年GDP年增长率也才2.2%。经济规模大了，增长率自然就会降到较低水平上，这是普遍规律。今年政府设定的GDP增长目标为4.5%-5%。虽然比以往有所下降，但相对于中国的经济规模，还是偏高了。

本来，较低的增长率就能够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收入都有所增长，但由于分配结构的不合理，2–3%的增长速度就不能保证大多数人的收入都有所增长，这就会造成更多的问题。而大量年轻人“躺平”，显然就使得实现更高的增长目标很困难。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显然必须从分配结构上入手，如减少税收，缩小“多轨”养老金保障之间的差距等。靠指责喊话不起作用。就如孩子懒床不起，喊不起作用，得有让他感兴趣的事情，他才愿意起床。

2026年5月3日